基于历史三重变奏论爱国主义

刘树晓，张弢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基于爱国主义的历史三重变奏——家国之别、夷夏之别、华洋之别，分析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传统及其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及理论基点，提出坚持理性爱国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三重变奏；爱国主义；理性

一、前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是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精神基础，是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中国现阶段，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要求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1]而伟大的导师列宁则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2]爱国主义反映了个人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依赖，共同依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活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经济生活、政治传统、宗教信仰等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并且把她与自身的利益相结合在一起，不断地孕育、积累、沉淀，最后形成了在人们心中的对祖国、民族、同胞的一种深厚的而崇高的情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融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碰撞，不断地交融，最终形成当今这样一个团结友爱、自强不息、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伟大民族。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方利益的整合并产生了种种的表现，如战争、外交、和亲、游行、示威等等，这些行为和表现在主体利益一方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行为，也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关于爱国的人物和事件。总结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进程，我们大致可以将爱国主义传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每一次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出现不同的变化，笔者称之为爱国主义的历史三重变奏。

二、爱国主义的三重变奏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和发展。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爱国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和特点，涌现出不同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阶段性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我国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笔者认为，从我国古代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即三重变奏。

（一）家国之别——战国末年的爱国主义

我国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远在夏朝就建立了第一个阶级国家。国家意识就逐步形成并建立起来，经夏启、商汤、文武、周公、秦始皇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若将五千年的国家发展历史进行分类，我们可以概括为秦代以前是“邦国时代”（主要是西周以后），秦代至清代是“帝国时代”，民国时代至今是“共和国时代”。（易中天语）邦国时代的特点是天下共主，帝国时代的特点是天下同主，共和国时代的特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邦国时代贵族以血缘亲疏、地位高低分天子、诸侯、大夫、士四等。天子为大宗，拥有天下，诸侯为小宗，封有“国”，为诸侯国，天下共推一个大宗（天子）为宗主国，其他诸侯“国”，则拱卫宗主国，形成一种众星拱月的局面。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将先秦周文王、周武王、鲍叔牙、子产、晏婴、公输般、勾践、屈原、廉颇、蔺相如等列为爱国名人。[3]他们都为了增强自己国家的实力，扩大自己国家的版图，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完善政治，最终实现或帮助自己所效力的君主实现王霸天下的理想。这些人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化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至于为何将他们都列为爱国名人，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爱国行为，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为楚国大夫，多次劝谏楚王联齐抗秦，坚持改革，励精图治，增强国力，才能完成统一大业。他希望能够辅佐楚王实现这一理想，可惜事与愿违，屈原进谏不被采纳反遭奸佞诬陷以致被楚王多次流放，最终回国无望，报国无力，投汨罗江而自尽。屈原的精神千古传颂，我们现在将屈原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中有一部分情感是受到屈原行为和精神的感动，不免带有同情的色彩和封建教化的宣传意味。而屈原所爱之“国”也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国”。对于屈原而言，他之所以爱楚国，是源自于一种宗族血缘关系。他所坚守的信念是拥护自己的宗族国家而并非当时的整个天下，着眼点在于以家族为基础的与自己有亲族关系的楚国而并非周天子的天下或者其他诸侯国，他对于自己祖国的情感远胜于对天下的情感。这是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重变奏。

（二）夷夏之别——宋代的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在其滥觞之初，并无尊卑贵贱正统与否之分，在

中原文化没有崛起之前，华夏文化的中心尚无确定，而夷夏之别也并不明显，中原的部族也没有后世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意识。整体的中华文化的状态呈现出多格局并存的状态，如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庙底沟文化、安阳殷墟、三星堆文化等等，经过夏商周三代近三千年的积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发达、礼乐昌盛、实力雄厚、政治文明、制度完整的邦国，中原部族——即华夏族，并且开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鄙视四夷，即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而华夏族在中国诸族中的优越感也就越来越明显。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摩擦也不断。秦始皇统的统一全国和大汉王朝的理论文化建设使得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经常进犯中原大地，掠夺资源。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秦始皇兴师动众，修筑万里长城，而汉武帝则多次主动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企图击退匈奴。此后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断断续续发生过不少摩擦与交往，西晋时更是发生了五胡乱华，夷夏之别的观念得到加强，此时的爱国主义观念在民族矛盾中也逐渐被突显出来。直到北宋末年，北方的女真族对大宋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并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宋朝的半壁江山，出现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名臣，而真正民族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和彰显。此前国家的灭亡意味着一姓一家的消亡，而在家国保卫战争中往往出现亡国之君，亡国之民，而没有亡国之臣。北宋以后，政权的更替不仅表现为家国之争，更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和矛盾，这种内容和矛盾不仅表现为华夏内部文化的冲突，也表现为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的冲突，家国内部的矛盾也逐渐转变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即夷夏之间的矛盾。这是爱国主义在历史上的第二重变奏。此后北方的又一强大民族蒙古族灭金灭宋建立蒙元帝国，南宋出现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抗蒙名臣。明朝末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满清帝国南下灭明，出现了史可法为代表的抗清名臣。在这些民族冲突中，爱国主义的内涵已明显不同于此前以屈原为代表的爱国臣子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的内涵。一种更加强调华夏文明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并未丢失原有爱国主义中的那种对家国之爱的成分。正是出于对家国之爱，才使得民族在收到外族入侵，民族利益收到外族侵犯的时候，这种原有的爱国主义才得以更加强烈地升华，而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雏形也由此基本确定。

（三）华洋之别——近现代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第三重变奏出现在近现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与以往的爱国主义相比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反抗的对象从中华民族内部转向中华民族外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保种的爱国主义运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这场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保卫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而这些外来侵略者在当时称为“洋人”，包括西洋和东洋的许多国家，他们所使用的武器被称为洋枪洋炮。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者，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指的是向洋人学习先进的技术以抵御洋人。①洋务运动时期，凡涉及对外的事物多称为“夷务”，1870年曾国藩曾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4]但“夷”字在中国传统中带有侮辱、轻慢的意味，在与外国人的往来中，外国人是不愿意看到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新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5]此后，凡一切对外交涉中皆逐渐改“夷务”为“洋务”。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是这种“师夷”的表现。然而这种单纯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制度和近代工业的做法并没用能够阻止洋人侵凌中华民族的脚步，清廷瓦解之后这股救亡图存保种爱国的烈火由于五四运动在全国总爆发，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反帝反封的号角四处吹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中华民族逐渐摆脱屈辱，走上独立自主，强国富民之路，而爱国主义这一优良传统也得以延续和传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股不可缺少的民族精神力量。

三、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点

（一）家国同构的文化根源

家国同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宗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着同一性，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家族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业传统的文明古国，土地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保障，血缘是种族繁衍和社会秩序规范的基础。任何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根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李泽厚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6]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体所具有的特征。儒家把父母对子女的爱解释为一种天性，反过来，子女孝顺父母也就在情理之中。孔子有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的说法；（《论语·阳货》）《孝经》中引孔子的话又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将国家的制度规范建立在情子之间的情感之上，把僵硬的制度与柔软的亲情联系起来，为社会的制度设计和道德准则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韩非子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样，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也就有了理论上根据，后来宋儒把它发展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成为中国古人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理论基础和动力来源。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爱国就等于是爱我，爱父母，爱家族，爱整个社会。个人的主体价值也只有在家国的整体背景下才是最有意义的。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邓世昌、林则徐以及抗日战争中的无数英雄人物，他们生命的价值也就因为背后有家国、民族的巨大利益和荣耀，才显得更加的璀璨夺目，光耀千古，流芳百世。

（二）“我”与“非我”的区分

爱国主义是一种强烈的保护自我群体或共同体利益和情感的行为，利益是基础，情感是升华。这其中首先区分了“我”

与“非我”的利益诉求，从而为了这种利益诉求而采取了相应的行为表现以及情感表达。在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如果自伤了“我”方的利益时，我们称这种行为或表现为非理性爱国行为或表现。检验是否是理性爱国的标准——是否利“我”或损“我”，是否利“他”或损“他”。爱国主义情感的加深与“我”与“非我”的区分度有关系，当“我”与“非我”的关系部是那么明显的时候，这种情感的表现则没有那么剧烈。这种区分度越大，则情感表现越强烈。

在历史上，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是在民族斗争中产生的。季羡林老先生说过，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是因为一直有外敌存在。外敌的存在首先确定了“我”方为内，“非我”方则为外，这种“我”与“非我”的区分和冲突首先在中华民族的内部产生，近代以后又在中华民族的外部产生。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属于中华民族外部产生的矛盾，后者则是中华民族内部产生的矛盾。近代以前的爱国主义行为，前文述及的第一、第二重变奏，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华民族内部“我”与“非我”的区分而产生的，而近代以后的爱国主义行为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华民族外部“我”与“非我”的区分而产生的。这种区分本身是建立在对共同体的认同之上的，带有自我保护的性质，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暴力反抗的手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这种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本身是不带有侵略性质的，而是出于对自我共同体利益和情感的保护。

四、坚持理性爱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一种把关心和维护祖国荣誉、利益，以及把推进祖国文明进步、献身祖国人民幸福，作为自己政治选择和道德取向的无比高尚的思想理念。[7]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理性爱国要坚持历史的角度，从整体上看待这个问题，要坚持正义的观点和人道主义的情怀，要明确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驱力和精神动力源，明确爱国主义不只是空喊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不断提高自身，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坚守岗位，创造佳绩。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才能理解，才会产生更持久更深刻的爱。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似乎对中国文化失去了信心，或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面对北方民族的侵略和战争中，显示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最终，中原文化总是能够改造入侵民族的文化，将其同化，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同化力和改造力。马克思说，侵略他人的民族，最终被其所侵略的民族的文化所侵略。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这确乎是一条不变的真理。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情状，起初认为西方只有船坚炮利是其优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仍改变不了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局面。随后的戊戌变法希望在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学习，也失败而终。最后终于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局部修改转而为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甚至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岌岌可危，救亡的任务压倒一切，文化上的反思、整理、重建被边缘化，经济和政治的建设进入了中心位置。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救亡图存的任务已经逐渐转变为民族复兴，而这个复兴不仅仅是实现经济上的全球领先地位（清乾隆时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更是要求中华文化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甚至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季羡林曾指出，爱国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爱我的祖国不受他人入侵，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是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即将自己和祖国的文化命运结合在一起。[8]文化上的爱国主义首先是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过去，对文化进行整理、反思、重建、复兴，并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丰富和深化我国文化的内容和内涵，才能更好地认清当前民族文化的发展处于怎样的时期，文化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应该接受怎样的文化教育才能更好地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奉献国家。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起，而这种认同和热爱应该是建立在对国家及其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热爱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焕发出更长久认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注释：

①这里的“夷”之所指对象已有别于此前的“夷”之所指对象。此前夷夏之别多从地域上进行区分，而此时的华夷之别非但有地域上的区分，更多的是从文化上进行区分。中国北方的外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经过多年的融合交化，已逐渐被中原文化吸收同化，并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用“洋”替代“夷”，一方面是行文方便，一方面更能突显爱国主义在近现代的变化。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810.

[2]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8.

[3]何浩，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4]张海鹏.东厂论史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80.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97.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84.

[7]朱桂莲，爱国主义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8]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