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正

八九年前，我给大姐、大哥、二姐的女儿每人买了一条裙子，记得是四十五元钱一条。那时，我的工资很低，开支太多，手头十分拮据，给侄女们买这点小礼物，也是早有计划，多次犹豫，最终才下了决心的。三个侄女年龄六至九岁，身为农村小女孩，我想让她们穿上一条漂亮的裙子，留下与同伴不一样的童年记忆。但是，大姐把她认为不合时宜的裙子当一块好看的布料，拆开，修剪，改制，用来抱更小的孩子;大哥没有交代过那条裙子的下落，也许扔了，也许现在还放着;只有二姐，她让孩子穿上了那条裙子。对如此细小的事情，我之所以没有忘记，一则因为自己的境遇，总是不忍耗费哪怕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财物;二则记起孩子们的童年，我常常感到忧伤。

在于心不忍、无比忧伤的时候，我想起的常常是大姐。

没有人比大姐更爱我。这样说，会让我妻子难过，在她看来，她已经足够爱我了，那种爱没有人能超越。但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比较，而是区别。大姐对我这个弟弟的爱，悲苦，无奈，本来爱不了，却耗尽了心力，决绝，孤注一掷。我到县城去上初中那一年，大姐给了我一件棉绒衣服。大姐曾在一个冬天与人结伴去过一趟昭通城，途径县城，感到那里比我们村寨里寒冷多了。那件棉绒衣服，是母亲年轻时从工厂带回来的，胸前还印有“毛家村水库开工纪念”字样。它差不多在一只木箱子里放了二十年，母亲才给大姐穿。大姐穿了好几年，袖口都磨破了。我当时很瘦小，大姐又把袖子剪去一截，用细细的针脚卷好边。我穿上一看，袖长倒是合适了，但腰身过于宽大。大姐打算把它改小一点，但被母亲阻止了。母亲认为，那是一件棉绒衣服，从上面剪去任何一块布料，都很可惜;而且，我再长大一点，穿着就合身了。我上高中时，那件棉绒衣服已经显得太小了。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大姐其实是个小个子。恰恰相反，因为上初中时，我常穿那件棉绒衣服，它比外衣还大，鼓鼓囊囊的，脚边不时落出一截来，遭到穿戴整齐的同学笑话，以至于，在我的记忆中，大姐非常高大。又因为她排行老大，我也会误认为，她在姐妹中是最高大的。直到2010年秋天，由于大姐在县城上初中的孩子，迷恋上游戏机，对上学失去了兴趣，我和妻子毫无办法，只得叫大姐来一趟，我到车站去接她，似乎才注意到四十多岁的大姐，十分瘦小。

大姐给我做过布鞋，可能比母亲做的还多。做一双布鞋，工序很多，耗时不少。其中的两个步骤，我知道得很清楚。一个步骤是，用适当烧过的玉米芯，当锉，磨魔芋粉，做成糨子，来粘破布，叫“布壳”，晒干后，鞋底鞋帮下料。魔芋伤手，往往导致皮肤中毒，其痒难当。现在想来，如果买得到、买得起一双橡胶手套，做布鞋的所有农村姑娘，就可以免受其苦了。另一个步骤是，草木灰煮麻线，需要把握好灰的用量和火候，否则，麻线就缺乏韧性，又不牢固。布鞋养脚，特别是夏天穿，更好。但布鞋土气，穿着上学，往往被穿皮鞋的同学鄙视。体育课上，教师要求穿运动鞋，布鞋免不了遭受指责。那些年，穿着大姐做的布鞋，我其实很难受。

大姐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那时，她刚刚出嫁。

在大姐出嫁之前，她经常代替母亲照料我。得到大姐照料的，当然包括了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但我总觉得，她照料我比其他人更多。2010年秋天，在我家里，大姐对她那迷恋游戏机的孩子说，她幼时非常想上学，但父亲不让她去。为了送大哥去学校，大姐在教室窗外听读过几天，记得几个字。邻村有个姑娘与大姐同岁，得上学，一直上到了大学，分工，住在县城，又调到了昭通。大姐小时候羡慕这个得上学的姑娘。几年前，大姐与回老家的她相遇，进行了一番交谈，大姐心情平静，对自己的生活不存奢望，但希望她的孩子好好上学。与迷恋游戏机的孩子说到这里，大姐眼里泪水打转。那是多大的悲伤和绝望啊！大姐终于把泪水忍了回去。大姐不是有多么坚强，而是她迷信，认为在弟弟家里落泪，会给我们带来厄运。到了现在，大姐还以她那隐忍和疼痛的方式爱着我，尽管她早就庆幸这个弟弟已经通过上学彻底改变了命运。

虽然大姐的手艺非常好，能做最合脚也最漂亮的绣花鞋，但她自己也不喜欢穿布鞋。看低自己的劳动成果，农民有这个秉性。2009年，我还给大姐要了一双剪刀口男式布鞋、一双绣花女式布鞋，送给喜欢这些东西的一位昆明师友，他们夫妇将它们当成了十分珍贵的礼物。这是大姐二十多年前做的。那时，大姐最想穿上的是一双胶鞋。大姐确实穿过一双好看的胶鞋。那双鞋子鞋底很薄，我偷偷试过，当时我八九岁了，脚已经长到了三十八码。其实是一双劣质胶鞋，大姐穿着它，行走在遍布石子的山路上，脚板一定硌得生疼，哪里有布鞋养脚？不过，那双胶鞋就是比我们穿惯了的布鞋好看，鞋帮是蓝色的，鞋带可以打成蝴蝶结，鞋底粘连鞋帮的那一圈是净白色，穿在脚上，走在路上，都很显眼。大姐穿着那双难得的胶鞋，带着我去山坡上篓过一次树叶。每年入秋，山坡上的树木，主要是核桃、油桐，开始落叶，徐家寨子的农民就要去篓树叶，用来垫圈，蓄积来年种植庄稼的草粪。秋冬时节，那里天气很少放晴，露水打湿了山坡上的草木，加之又都是背阴之地，整天晒不干。山坡上带着露水的树叶、枯草，弄脏了大姐的胶鞋，净白的条块显得特别脏。一起被弄脏的还有裤脚，但是大姐不在乎，她只为那双胶鞋难过。胶鞋要柔软一些，穿着在山坡上篓树叶，比布鞋方便。尽管如此，那一次以后，大姐就再也舍不得穿上那双胶鞋到山坡上去了。那双胶鞋上净白的条块最终没能洗干净，这简直让大姐伤心。

少女是最爱美的人群，大姐伤心的也许是她的青春。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姐少女时代就没有欢乐。

身为长女，大姐身上又天然地继承了父母的勤劳，她很小就参与承担了一家人的生计，帮助亲人，为亲人付出，也会给她带来欢乐吧。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这些年，我也向大姐一样，更多地照顾过亲人，压力很大，苦处颇多，委屈也不少，但也感受到了一种眼睛里涌出热泪的欢乐。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大姐孩子的照顾。正是如此，我才那样推测大姐。

大姐像那时所有农民的女儿一样安分。两三岁的时候，大姐就很少哭闹了。她总是可以安静地躺在床上，一个人盯着墙壁上高高挂着的一盏桐油灯，等待倦意袭来，然后睡去。醒过来，再盯着桐油灯。那一般是早晨，父母天不亮就出门干活去了。她几乎不尿床，记得住父母的吩咐，只是不小心打翻过便桶。

七八岁时，大姐已经可以独自去赶集了。徐家寨子离集市整整十五公里，这可不是一段轻松的路程，尤其是去的路途，一半多上坡。大姐去赶集是父母安排的，一般是背鸡蛋去买。母亲在一只小篾箩里铺上一层糠，放进十个鸡蛋去，再撒好糠，弄妥帖了，将篾箩系在大姐腰间，送她出门。为什么不多不少就放十个鸡蛋呢？当时，合作社不准多养鸡，十个鸡蛋也要凑上十天半月。“十”是个整数，便于孩子算账，一个八分，十个八角。大姐到集市上卖掉鸡蛋，常常扯一两尺布，或打三四斤盐巴，或买五六封火柴，自己放进篾箩里背回家。几乎没买过肥皂、洗衣粉。徐家寨子出产油茶、油桐，油茶渣，以及油桐壳烧成的灰，含碱，可以泡水洗衣服，甚至洗头发，就把少得可怜的钱省了下来。在路上，赶集的亲戚、乡邻，以及陌生人，遇到大姐，会与她打招呼，夸奖她，投以钦佩的目光。大姐赶集，作为一个固定的形象，被不少熟人记住了，以至于，他们提到我父母的时候，总要加上一句：“他们家有一个背着小篾箩赶集的姑娘。”

大姐较为早慧，赶集途中，不知道她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什么。我自十三四岁起，在县城上中学的六年里，数十次往返于学校与故乡之间。一天步行百余里路程，有时候还得忍受饥饿，差不多也算作是一种煎熬了。在每一次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行程中，我总是对目的地，无论是学校，还是故乡，充满了渴望。我一次又一次明白，渴望也会是一种煎熬。我希望自己能熬出来，所以发愤读书。我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行走在上学路上，我相信，如果梦想实现了，我就可以不那样走路，不再受煎熬了。但大姐呢？从她懂事时起，就模模糊糊感觉到，自己很可能一辈子走不出故乡了。大姐的堂姐们，大多数都订了“娃娃亲”，在附近的村子里找下了婆家，早晚有一天要嫁过去。今后赶集，也许还到同一个地方去。因此，在这样的途中，大姐又会想些什么呢？

年龄稍大，大姐开始给合作社放牛。放牛是有同伴的，大姐的同伴是村寨里一个外姓小姑娘，比她小一点点。这个小姑娘已经与大哥订下“娃娃亲”，是大姐未来的弟媳妇。大姐她们放牛，每天都要带一背篓猪草、干柴回家，但相对于与大人们一起进地里干活来说，还是要清闲些。那时，村寨周边“草山”比现在宽广，可以说百草丰茂，合作社的牛有草吃，容易放牧。所以，给合作社放牛，可能还是遭人嫉妒的派工吧。父亲是生产队长，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是照顾自己人。相对清闲的日子持续了几年，在放牛、扯猪草、找干柴之余，大姐无师自通，工于女红。那些年，在我们那里，女红是衡量一个姑娘“本事”的重要一环。大姐女红达到的程度，已经相当有本事了，具备了找下一个好婆家的资本。大姐耽于女红，排解青春，按说也会有快乐，只是这种快乐模糊，迷茫，苦涩，艰深，显得古怪而苍凉，难以体会和把握。母亲并没有为大姐工于女红而喜出望外，因为父亲早已应许了大姐的“娃娃亲”。

大姐订下的“娃娃亲”，对方母亲早逝。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命苦。但这样的意识，并没有激发起大姐对对方的同情心，不幸的是，它转化成了一种轻微的怨恨，无声的责难。对方命苦本是他自己的事，为什么订了“娃娃亲”来连累大姐呢？大姐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凭白无故承受了这一份苦。既然是“娃娃亲”，就由不得大姐，她也只得接受下来。

徐家寨子以及周边村寨订“娃娃亲”，对女方家长来说，确有传统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临时劳动力的考虑。一旦与徐家寨子这种地方的小姑娘订了“娃娃亲”，农忙时节，或是修房盖屋，对方就有义务到她家里来帮助干活。男方年纪尚小，先由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代劳，长大成人了，就自己去。订了“娃娃亲”，男方家人及其本人，为女方家尽干活义务，时间可能会超过十年。有女儿，女儿多，又及早订了“娃娃亲”，父母就获得了长期支配无偿劳动力的机会。订“娃娃亲”，女方家劳动力得到补益，男方家则等于遭到了损失。女方家长从自身角度出发，常常急于订“娃娃亲”。男方家长当然不情愿，不过又担心错过了中意的小姑娘，耽误了儿子的终身大事，也不敢拖延。

但大姐订的“娃娃亲”，情况完全不一样。对方一家，除了父亲，只有姐妹两个。他们村寨，耕地同样遥远，种庄稼的劳动量与徐家寨子差不多，而且还缺柴烧，找柴烧也要翻山越岭，耗时不少。对方又在上学，不仅他们一家帮不了我们家，而且，我们家还想方设法反过来去帮忙。以至于他们家感到乱了规矩，太不应该，既无可奈何，又万分愧疚。父亲答应与这样的人家给大姐订“娃娃亲”，说明他与村寨里大多数父亲还是不一样。父亲年轻时当过工人，算是走出故乡，见过一点世面。回到故乡后，父亲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对知书达理的人家充满了敬畏。与大姐订“娃娃亲”这个男孩子，已经上到小学高年级了，成绩是出了名的拔尖，继续上学就是读书人，将来还是大学生。男孩子的父亲，读过“老章书”，会写毛笔字，能讲书本道理，值得尊重。父亲不是只顾眼前，而是看到了长远。

与大姐订“娃娃亲”的男孩子，直到长大成人，与我们一家有很多接触，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是一个瘦弱的“学生”。“学生”也只得讲规矩，到我家来帮忙干农活。寒假，我们这里的农活主要是背草粪进地种洋芋，暑假则是从地里挖洋芋背回家。离村寨最远的洋芋地，超过十公里，背一背篓草粪进地，或者背一背篓洋芋回家，其劳动强度，对一个瘦弱的“学生”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何况，我家背草粪种一千多斤洋芋种，一干就是一个月左右;挖一万多斤洋芋背回家，也要一个月，“学生”至少参加五六天，他回家还要再参加十来天，很难熬出来啊。事实上，正是这种劳动的难熬，催逼了很多农村学生发愤读书，妄图以此改变命运。那时，村寨里几乎没有马匹，往返负重的除了青壮年，还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六七岁的小孩子。“学生”比我大十来岁，当我六七岁投入蚁群一般的搬运大军时，他已十六七岁了。在我的记忆里，行走在连接着村寨与洋芋地的山路上，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我到县城上了中学，到昭通上了师专，也作为“学生”参加这种高强度劳动后，特别是大哥分家、姐妹出嫁，父亲右腿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断卧床不起，只剩下母亲和我，我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力后，行走在这样的山路上，我也不愿意多说话。我才进一步明白，负重前行时，不想开口说话，这绝非性格使然，而是为了节省体力。在我的记忆里，“学生”说起话来，声气极小，再加上口齿不清，不容易听明白。这样一来，不是万不得已，我们谁也不肯和他多说话。我还记得，“学生”有一支对我来说是奢侈品的钢笔，随时装在身上。我偶尔会央求他给写一写我所知道的“四言八句”，很多方言他都写不出来，或者勉强在书面语中找到了一个替代词，但念起来就不顺口了。那期间，我大概上到小学二年级了。在我的记忆里，“学生”完全写对的是这样一则“四言八句”：“一个毡包四只角，主家请我来开合。一开天长地久，二开地久天长。三开荣华富贵，四开儿孙满堂。五开五子登科，六开六畜兴旺。七开天上七姊妹，八开神仙吕洞宾。九开乌龙来戏水，十开后代状元郎。”那些年，我们那里男婚女嫁，有一个程序叫“开庚”，男方请“庚书先生”，根据双方生辰订下婚娶之日，写成“庚书”，送至女方家。当然不能只送庚书，一起送去的还有聘礼，一般是布匹、衣物、鞋袜、发饰，发饰主要是一种叫“簪子”的银器，这几乎是必须有的。庚书上还列出了聘礼的清单，庚书及聘礼用一张红色新毯子包裹起来，叫“毡包”，由专人背至女方家门口，被庄重地接过去，摆放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然后，叫两名童子来“开毡包”。开毡包的时候，就要念这则“四言八句”。毡包打开，里边还有两个红包，一般分别是六角、八角或者三块六角，用来打发两名童子。之前，我作为一名童子，给一位表姐开过毡包。本来，这则“四言八句”，是两名童子你一言我一语地念的，但那名童子不会念，我就一个人包揽下来。那时候，我口齿伶俐，声音响亮，表现得十分出色，深受在场的亲朋好友夸赞。事毕，我把属于自己的那个红包装进兜里，走到父亲身边，父亲还意味深长地把手放在我的头上。那一刻，父亲可能已经把我当一个读书人了。

我的这些记忆，大姐的形象无形中被冲淡了。但实际上，大姐一直是这些记忆的背景和底色。没有大姐的存在，“学生”就不会出现，我就不可能留下这些记忆。表面上，在我们所有家庭成员中，大姐与“学生”的关系最为淡薄。我们谁都会与“学生”说上一两句话，但大姐不说。这是订“娃娃亲”双方的惯例。在劳动、吃饭过程中，我们与“学生”因传递工具、给他添饭等，都会有接触，但大姐完全避免了接触的可能。这同样是惯例。凭大姐的敏感，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最终不可能走进婚姻。对于婚姻，无论是与谁的婚姻，大姐并不渴望，因为婚姻并不意味着新的生活。她从出嫁的堂姐身上，已经看到了她们在延续母亲这一代妇女正在过的日子。虽然换了一个村寨，但生活的场景基本上是相同的。不过，婚姻毕竟是命运链条上的一个死扣，不可能随便解开。与自己订“娃娃亲”的是个“学生”，一直是，不像大哥，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回来了，对方上到了大学，大姐就感到对不住家人，仿佛这样的后果是她造成的。怀着对家人的愧疚，大姐对“学生”就有了恶意，说是恶意，也只停留在一点小的捉弄上。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的，是这样两件事情：一次，“学生”与他的堂兄从我们村寨路过，但没有到我家来，他在路边顺手摘了我家桃树上的几个毛桃子，放进一个空背篓里，恰巧被大姐看见了。待他们走到我家对面的山坡上，大姐不说是哪些人，只说她看见他们偷摘我家桃子，教我乱骂他们。我那时大概七八岁，和村寨里所有孩子一样，喜欢骂人。大姐怎么教我，我就怎么骂，直骂得他们在山坡上坐了下来。我继续骂，又骂得“学生”将背篓里的桃子拿出来扔掉。现在回想起来，大姐当时确实过分了。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学生”和他的堂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骂。这件事情被母亲知道了，她说大姐“简直不叫人！”大姐什么也没有说，忽然就大声哭了起来。另一件事情是，按照惯例，大姐给“学生”做了布鞋。大姐本来工于女红，看到过“学生”的脚，当能精确估量，做出来的布鞋长短、肥瘦就是合适的。但大姐偏要把布鞋做得短一点、瘦一点，让“学生”穿着足脚、夹脚，抵得脚趾发肿，磨得脚边起血泡。表面上，布鞋不仅合脚，而且好看。按照惯例，除非下雨天，路上泥泞，否则，“学生”到我家来，不穿大姐做给他的布鞋，是不礼貌的，更是不尊重人的，连我父母也会不高兴。这让“学生”苦不堪言。

“学生”上了一年大学，就没到我家来了。尽管我们知道，“学生”假期没有回家，靠打工挣钱读书，但我们清楚，大姐必将面临着被退婚的结局。实际上，大姐希望这个结局早一点明朗，早一点到来。“学生”考上高中那一年，大姐就与家人预料过这样的结局，她倒不是为结局本身担忧，而是不情愿明知结局如此还让对方一拖再拖。母亲却说，“他不会这样不讲良心吧！”我不知道这是母亲对“学生”的判断，还是在宽慰大姐。大姐说，“你们还不相信，你们看着！”后来，我上到初中时也订了“娃娃亲”，刚上高中即提出退婚。这不是讲不讲良心的问题，生于村寨，长于村寨，它给我和“学生”安排的命运，还包括了订下的“娃娃亲”，而我们上学，第一个觉醒的愿望，就是改变这种命运。我们在有幸接受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学校教育，成为识字较多、掌握职业技能的人，获得国家分配铁饭碗的机会以后，都不愿意再承担村寨过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类似于徐家寨子、“学生”的村寨这样的地方，这种情况普遍存在。父亲拒绝了大姐首先提出退婚的请求，因为，那样一来，对方就有理由要求退还订婚的礼品，赔偿订下“娃娃亲”以来帮助我家干活的劳务费。而等到由对方提出退婚，我们就什么也不用退还、赔偿。“学生”上到大学三年级，终于给我家来信了。在信中，“学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退婚的要求，并充分阐述了他的理由，第一是“娃娃亲”，双方还不懂事就由父母包办，不符合现在社会提倡的自由婚姻;第二是如果勉强结婚，将长期分居，大姐一个人在家种地，日子更苦;第三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会怎么过，不愿牵累于无辜的大姐。他还十分真诚地表达了对我们一家，特别是对母亲的感激，也表达了对我们一家，主要是对大姐的愧疚。他又说明，早就想提出退婚，但没有勇气，害怕我们一家骂他，如今提出来了，不忍心再耽误大姐的青春，要不然，他一辈子内心不得安宁。他希望我们一家理解并原谅他，虽然这不是他的错。“学生”的来信，终于应验了大姐的预料，父亲在叹了一口气的同时，把它看成了一种屈辱。当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与初中二年级辍学回来的大哥一起措辞，给“学生”回信。一字不识的母亲，让大哥念我们写的回信给她听，她要求去掉那些诅咒的话语。我们当着母亲的面，把回信原原本本重抄一遍，再次念给她听时，跳过了几句我们认为恶毒的话。母亲不能准确理解“从此一刀两断”的意思，以为是威胁，要求去掉;我也不懂它的含义，希望大哥再加上一句，我们村寨里骂人的话，“下岩七十二块！”意思是从悬崖上摔死，摔得粉身碎骨，比一刀斩成两段还解恨。大学毕业，“学生”成了一名医生。若干年后，我与他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县城，一直都有来往。想起那封回信，还会觉得对不住他。

尽管这个结局不出大姐所预料，她一直希望早一点明朗、到来，但是，这毕竟意味着与“学生”联系在一起、更为美好的未来，抛弃了她。而在被抛弃之前，大姐以耗费自己的青春为代价，毫无选择地等待着这个结局。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的！我们的回信寄出去才几天，大姐就采取过一次自杀。若干年后，我明白，大姐并不想真正去死，也不愿意家人为她伤心，但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农村大龄姑娘，她必须这么做一次，来表达她那说不清楚的情绪。我知道，这是一种更大的屈辱！大姐服下少量毒药，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家人、堂姐妹、邻居，围在痛苦不堪的大姐身边，不停地劝说，她流了几天泪水。

一年后，在我复读小学五年级时，经人介绍，大姐与我们村寨山脚下的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小伙子上到初中一年级辍学，之前也订过“娃娃亲”，但女方提出解除了婚约。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大姐结婚了。

婚后，大姐备受生育之苦。习惯性流产几乎要了她的命，也差一点毁掉了她的婚姻。也许是上天可怜她，看在一切苦都受够了的份上，赐福给她，终于让大姐顺利生养了三个孩子。

大姐生于1965年，也就四十五岁，却像母亲一样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