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2年苏珊·洛里·帕克斯凭借《强者/弱者》获得普利策戏剧奖，成为历史上首次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戏剧家，成为当今美国非裔戏剧的领军人物。在这部获奖作品中，她通过黑人兄弟俩的叙述，刻画了新世纪里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女性群像，深刻揭示出处于白人社会和黑人男权双重统治、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本文以帕克斯戏剧《强者/弱者》中的黑人女性为研究对象，以女性身体为研究视角，全面考察该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黑人女性的三种反抗策略。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5）06-0135-05

作者简介：孙刚（1976—），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 _0683）暨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14jsyw-24）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WWB002）阶段性成果。

苏珊·洛里·帕克斯因相继斩获美国戏剧界的重要奖项，而成为新世纪美国非裔戏剧界的领军人物。2002年剧作《强者/弱者》为其赢得普利策戏剧奖,该戏从表面上看“聚焦美国黑人的家庭生活”， [1](p1)淋漓尽致地反映出黑人兄弟俩悲惨的现实遭遇，但是，帕克斯显然也看到了女性身体的重要性，因为“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 [2](p1)帕克斯试图以黑人女性的身体这一物质存在为媒介，通过两位黑人男性主人公对女性身体的凝视、控制与戕害，力图呈现出现实生活中黑人女性的双重边缘地位，深刻揭示出黑人女性的“身体轮廓与形态并非仅仅处于心智与物质间的一种不可化约的张力中，它们就是这一张力本身”。 [3](p49)在白人社会和黑人男权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只得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反抗策略，通过死亡、偷情和私奔等有悖伦理的方式进行抗争，这虽然是现实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但却是内心诉求中的另类表达。

一、肉体的生死：消费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策略

“20世纪是一个消费的世纪,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世纪。” [4](p110)在消费社会中，身体已经摆脱了哲学发展史中身心二元意识形态下的从属地位，其社会属性得到彰显，其符号性的意义得到强化，“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是身体(特别是它再生产的能力)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分离的结果”。 [5](p292)帕克斯戏剧《强者/弱者》里，黑人女友格蕾丝虽然表面上对蒲斯有着绝对的吸引力，但是她还是处于双重边缘的地位，因为“有色女人至少在两方面被主流文化所边缘化,一是作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有色人种;一是作为被男性文化边缘化的女性”。 [6](p95)格蕾丝让身体在消费社会中经历重生与死亡，她以身体为媒介反抗着白人主流社会和黑人男性文化。

首先，格蕾丝通过对肉体的装扮让身体重生，以此来强化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感。女友格蕾丝在蒲斯眼中之所以和其他黑人女性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她外在的自然美，而且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她在学校学美容美发，她的手艺很好，能把女人的发型和指甲弄的很美。” [1](p43)格蕾丝并不主张通过整容整形等医疗技术手段改变女性的身体轮廓，来被动地适应消费社会所界定的时尚含义和身体标准，但是她感觉到了时尚在消费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因为时尚的“多元性和多义性，以及对身体的人为建构的随意性和娱乐性是颠覆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建构的一个可行的女性主义策略。” [7](p94)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美容、美发以及美甲的广泛流行在于它们的实用性、时尚性和可塑性特征。作为塑造女性外在身体美丽形态的有效手段，它们能够映衬作为意义形式表达身体文化内涵的服装，能够彰显构成现实主体必要条件的思想，能够体现女性主义标志性内涵的身份。美容、美发以及美甲等方式让消费社会中的女性主体能无限接近于时尚的步伐，让她们运用不断变换形态的身体外在来消解传统认知框架中的意义，打破其线性的时间发展，突破其单一的空间种属，让意义的形态和内容都发生质的改变，成为时间维度中伪时间性的现代性存续，成为空间维度中不断变换往复的能指。格蕾丝通过在学校进行专业学习，并不是为了通过掌握塑造身体美丽的技能来满足现代男性在对女性身体的重新占有和消费中所固化的“美”与“色情”的符号化标准，而是为了对黑人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身份感进行阐释与定位：在不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的前提下，通过对身体某些部分进行创意性的改造，使得个体间的差异性更加明显，使得内在个性的外在表达更加充盈，从而在消费社会中创设出新的个体形象，这种时尚的“新的自我是一种看得见的自我，得当的装饰和推出的身体渐渐成了个人自我之社会地位的公开象征，身份成了外部表演中所体现的面貌。” [5](p292)

其次，格蕾丝不惜以自身肉体的死亡作为策略来颠覆现代消费社会中女性的客体地位。在消费社会中，观赏性或可看性成为衡量身体价值标准的依据之一，“看的本身就构成了消费”， [8](p109)在这被展示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和外化，成为消费社会中男性的视觉消费对象和心理欲望对象，成为可供创作和生产的艺术品，成为可供交换和使用的消费品，从而导致了女性客体化的地位。弟弟蒲斯混迹于黑人社区，没有合法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甚至连“跑到大街上去找流莺的钱都没有”， [1](p45)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偷盗而来，他根本无法为格蕾丝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格蕾丝因“容貌是如此出众”而成为填补弟弟蒲斯灵魂空白和内心欲求的对象， [1](p40)她的身体在蒲斯不断的凝视和反复的想象中幻化成被消费的客体和欲望释放的对象，“她来到门边，身上只穿了件小到不能再小的睡衣……她很狂野，吻的我牙齿都快掉了……镜子里她的身体得以全见。” [1](p40)蒲斯妄图利用戒指来赢得格蕾丝的心，从而实现对女性肉体的占有与控制。格蕾丝虽然处于现代消费社会，但是她并不会为这些世俗的物质所打动，因为她所追求的是爱情的甜蜜、家庭的稳固和婚姻的幸福，这样就决定了她和蒲斯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蒲斯最后去了格蕾丝家里，询问烛光晚餐缺席的缘由，并向她正式求婚，虽然受到了蒲斯的威胁，但在命悬一刻间格蕾丝依然不妥协，蒲斯回忆道：“她以为她是谁，竟然那样对我？她说我什么都不会，一事无成！我就玩牌给她看，向她求婚两次、三次。她还是不愿戴我送的戒指，说弄伤她了……她死了。” [1](p107)“灵魂是寄居于身体之中的精神实体，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 [9](p61)蒲斯实施了暴力，格蕾丝虽肉身陨灭，但精神脱离、灵魂升华，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黑人女性不惜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反抗的策略，来打破自己所处的边缘化和客体化的地位。

二、肉身的情欲：男权社会中黑人女性的反叛方式

西方社会中以男权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远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曾说过：“有一个善的本源，它创造了光明、秩序和男人；还有一个恶的本源，它所创造的是混乱、黑暗和女人。” [10](p91)女性生理的特殊性和体弱的特点客观决定了她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处于劣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男权制家庭内部处于依附性的他者地位，长期以来，“女性的身体是被控制、压迫、改造的对象。” [11](p224)工业革命后，机器化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也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不断革新和重塑着，但是在西方社会中，男权制依然在思想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男权制总是打着伦理道德的旗号，整饬着女性生命的经纬。” [11](p224)在帕克斯的戏剧《强者/弱者》中，身体已经被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当做一种表意工具和言说可能，林肯的黑人妻子库奇以及父亲的情人们都以肉体的情欲为出发点，她们通过采取乱伦、偷情等有悖人伦的方式，在满足黑人男性肉体情欲的同时，也消解着男性的主体性地位，反抗着男权的统治性现状。

首先，在肉体情欲的释放过程中，父子偷情的现实成为黑人女性反抗男权的有效途径。黑人林肯的父亲曾经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拼命努力，在和妻子结婚5年后通过从银行贷款改善了家庭居住环境，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都让他身心疲惫。捉襟见肘的生活直接削弱了他的家庭统治地位和家长权威，于是他沉迷于酒精造就的迷幻和外遇带来的快感。他通过偷情实施对女性的身体占有，宣泄自己愤懑和悲怆的情绪；通过对妻子的冷落试图重塑往日权威。在未成年的大儿子的眼里，“爸的女人不止一个。他去和她们幽会时还带上我。有时候他让我见见那些女人，她们都很漂亮，很有礼貌，有时候他也让我在一旁观看他们亲热的全过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会站在门廊里、大厅里或是汽车里等他完事……当中有个女人喜欢我，等爸呼呼睡去后她就和我发生关系。” [1](p90)男女欢愉之事本是私密之举，但是那些情人们让未成年的男孩子观看且未加阻止，甚至主动与其发生肉体关系，这不仅有悖人伦，而且触犯法律，可是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女性就是要通过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来打破男权制社会所确立的家庭人伦标准，通过与有妇之夫的交媾瓦解家庭这一社会的基本单元，通过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来给居于家庭权威地位和社会统治地位的黑人父亲以沉重的心理打击。

其次，在肉体情欲的释放过程中，叔嫂乱伦的事实成为黑人女性反叛男权的另类表达。哥哥林肯在生理上异常，患有ED症状，在与库奇结婚后性事极为不和谐，但是作为男权文化中长大的男人，男权制思想在其心中根深蒂固，为了维护男性颜面和家中特权，他故意在家中存放大量的安全套并向弟弟蒲斯夸耀：“Magnums这牌子是专门为大尺寸的男人预备的。” [1](p42)对于妻子而言，“她所看到的是丈夫林肯不能正常勃起，就固执的认为丈夫开始厌倦她了。” [1](p93)于是她就想背着他出去偷情，通过给丈夫带绿帽子来惩戒丈夫，但是“跨种族的性行为被认为是禁忌,有过这样行为的人被当作种族的叛徒”。 [12](pxvi)为了达到报复丈夫、反叛男权的目的，她没有出去搭讪其他白人男子，但为了使反叛效果最大化，她将目标锁定在了丈夫年幼时就相依为命的弟弟蒲斯身上，对于蒲斯而言，嫂子成熟的身体所散发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恶念让我剥去了她的衣服，抱她上了这张床。” [1](p93)之后，库奇抛弃了这兄弟两人，让蒲斯每日沉浸在性幻想中，让林肯的内心长久处于失落和悲伤中：“库奇不要我了，她抛弃了我。” [1](p52)林肯不能再如以往般专注于赚钱快的纸牌骗局，没了收入来源。拮据的生活使得哥哥林肯往昔的家庭统治地位和社会优势地位瞬间土崩瓦解，夜场中那些流莺们不再眷顾，唯一的亲人蒲斯也要为了筑巢引凤而将其轰走。叔嫂乱伦的事实给哥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刺激，甚至在时隔很久后，黑人女性这种反抗男权的策略所造就的阴影依然在其心中挥之不去，闲时他就会弹着吉他哀婉的唱道：“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住。我的心上人也离我而去，我的心都凉透了。” [1](p23)

在现代社会里，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 [13](p123)黑人女性以身体为媒介，突破法律和伦理的合法界限，引诱黑人男性，让其消费自己的身体，从表面上看是顺应了男权社会的思维定势，强化了男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表征了男权社会中两性之间的一种权利关系，但是实际上，黑人女性将身体和性事作为有效的反抗策略，以这种独特的反抗方式给涉事的黑人男性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使得男性维护自身既有特权的努力成为泡影，消解着他们高贵的社会身份和优越的家庭地位，对现存的西方男权文化和男权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和消弭。

三、身体的出走：非裔家庭中黑人女性的反抗途径

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身体是把握世界的工具，认识方式不同，世界也必然大为不同”， [10](p36)而“女人的身体则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10](p40)从波伏娃的表述中不难发现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里，女性身体所处的状态和位置体现了女性自身对于周边环境的体味和感悟，表征了女性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和原则，反映了女性自身对于内在意识的表达和诠释，彰显了女性对于身份认同的认知和理解。帕克斯在戏剧《强者/弱者》中通过建构非裔家庭中的黑人女性形象，指明身体对于已婚的黑人母亲而言也是反抗男权家庭和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

“妇女解放委员会”创始人弗朗西斯·贝勒伊（Frances Beale）这样描述黑人女性的生活:“作为黑人,她们遭受着所有黑色皮肤的人所共同受到的歧视和虐待,作为女性她们还担负其他重担——应对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 [14](p90)《强者/弱者》中的黑人母亲固守着自己的家庭职责，努力维系着家庭成员的关系，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极尽所能地节约生活开支。每日早上家庭成员共坐一桌、同享早餐的温馨场景都会准时上演，夜幕时分母亲为孩子缝缝补补、唱歌讲故事的动人一幕会时常出现，黑人母亲努力承担着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家庭职责和义务，以自己的辛劳干练和朴素节俭让两个孩子衣食无忧、快乐生活。但是男权制家庭中的父亲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将妻子当作了泄欲工具和家庭苦力，没有给与适当的关爱和问候。在生活条件日渐改善的情况下，父亲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家庭生活，而是明目张胆的给自己添置了体面的衣服和鞋子，出去偷情。这一切都让黑人母亲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重新反思自己的角色，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活。她没有社会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家庭地位，没有美满婚姻，她所拥有的能反抗男权家庭的唯一资本就是她自己的身体，于是她有了自己的“周四先生”，在蒲斯眼里“每周四她都会打扮一新”。 [1](p100)即使是在因为向“周四先生”索要钱财无果而绝交两个月后，黑人母亲依然选择了出走。虽然她并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生活，但是她需要改变，需要通过身体的移动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需要通过身体的出走来反抗现有的男权家庭。当“周四先生”将车停在门口的一刹那，黑人母亲还是毅然决然的“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那个塑料袋”， [1](p100)坐进了汽车离家出走了。

在《强者/弱者》中，帕克斯虽然隐去了非裔家庭中黑人母亲的名字，让其成为去符号化的存在，但是其利用自身身体解构原有男权家庭的内部关系、结构新有身份认同的基础框架的举动得到彰显与肯定，这位非裔母亲如同易卜生戏剧代表作《玩偶之家》里的主人公娜拉一般，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束缚，通过离家出走萌发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幻化出女性的全新自我，展现出女性的崭新形象。

结语

身体是物质存在和内化精神的复合载体，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成为关注的重点和讨论的热点。进入20世纪，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帕克斯适时看到身体作为物质的存在所具有的多重隐喻性和突出重要性，在其戏剧《强者/弱者》中，她虽然没有让剧中的女性角色出现在舞台上，但是她巧妙地通过男性之口将黑人女性以身体作为有力武器、反抗男权的三种方式娓娓道来，凸显出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自主式的审美建构、自律式的身体消费、自助式的策略选择。帕克斯选取黑人兄弟俩身边与之关系亲密的女性个体、与之关系漠然的女性群体等为剧中人物，深刻反映出以身体为媒介的内化精神的实质和动向，体现出女性身体由隐形到显性变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意义，为还处于与男权统治下的黑人女性指明破除依附关系的道路，点明寻求自我独立意识、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平等权利的策略与方式，这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