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

在美国，社区是指“一群居住相近,具有共同利益并能够相互帮助的人”。在社区发展中，邻里（Neighborhood）通常是最基本的社区单位，美国的社区发展都是在这样的社会单位中进行的，社区组织也建立在这样的社区之中。社区作为城市的最基本单位，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社区的建设与成熟，正深刻影响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进程。

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数以千万的流动人口要求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完善社区规划，但是从城市规划体系看，社区规划尚未纳入法定规划体系，有专家建议上海2040总体规划完善社区规划，强调居民参与，在现有控制性详规的基础上，整合社区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环境规划等内容，并加入组织管理方面的措施。在广大的中西部，加快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一脉相承，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化利用，改变传统村庄布局散、环境差、功能弱的弊端。但一些地方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简单将其理解为撤村并居，搞大拆大建；有的强迫农民集中上楼居住，借机调整土地规划，导致部分良田非农化。社区建设，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期。

首先，应加强立法保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层面出台的首个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文件，坚持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是该文件的亮点之一。从2012年开始，浙江率先在地方法规中单列出农村社区建设，探索建立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为特征的农村新社区，其基本做法是：以一个村或几个村组成一个新型社区，提供社区化的管理与服务，社区内建立社区党组织和社区管委会，工作经费均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社区干部主要从村“两委”干部中选聘、社会招聘及乡镇（街道）委派。

其次，保证公众参与。深化村民自治，以农民自愿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前提与立足点。严格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等规定，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积极破解农村社区的“同村不同权”问题，促进农村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和谐相处，实现涵盖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村集体经济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德清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权等“三权”确权，深化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林地）股份合作社建设，加快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林地）股份合作社开展工商登记，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股权分配模式、土地（林地）流转入股方式，充分保障集体经济收益权。并积极搭建县、乡镇（开发区）、村（社区）和农户终端“四级联动”的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促进产权流转，盘活农村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