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娟++余开基

摘要：近年来关于湖北利川民歌《龙船调》的编创成名史之争一直难辨真假，莫衷一是。为弄清这一民族音乐文化精品的来龙去脉及编创历程，还原历史真相，笔者通过访谈、查找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争议的不同观点和说法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比较、分析和考证研究，得出较为公正客观的结论。笔者认为在强调和保护民歌发源地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民歌改编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和应享受的著作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关键词：湖北民歌；龙船调；改编；考证；著作权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3.008

蜚声世界的湖北利川民歌《龙船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世界二十五首优秀民歌之一，成为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也是我囯的一件音乐文化精品。多年来《龙船调》都只标明是利川民歌，从未提及是原始民歌还是改编而成。对于这样一首世界级的优秀民歌的来龙去脉，它的创编历程等问题，近几年来，在国内一些期刊、报纸及电子媒体上发表了不少关于《龙船调》的访谈、报道及研究文章，同时也引发了《龙船调》创编成名史之争。笔者认真阅读研究了这些材料和文章，对于《龙船调》是根据利川柏杨灯歌《种瓜调》改编而来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对是谁将原始民歌《种瓜调》加工改编成今天的《龙船调》，在1957年前是否有《龙船调》，《龙船调》是何人、何时将之改编成型走上现代舞台，是谁真正在现代大舞台上首唱这首歌曲，又是什么契机使《龙船调》在全囯广为传播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和说法，令人莫衷一是，难辩真假。5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沙尘也许会模糊人们的记忆，掩盖某些历史的真相，但历史总会留下可供人们考证研究的痕迹和证据。为《龙船调》这一民族音乐文化精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及创编历程，还原历史的真相，这对悍卫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科学性、纯洁性和真实性，维护真正创编者的知识产权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搜集查证了有关《龙船调》的不同论述和各方资料，在充分掌握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上述争议的不同观点和说法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比较、分析和考证研究，现将笔者考证研究的结果陈述如下：

一、在1957年前就有《龙船调》吗？

据“龙船调艺术传承馆”网站中“《龙船调》大事记”中介绍：“1956年2月，经过利川县文化馆音乐干部周叙卿和舞蹈干部黄业威在柏杨坝搜集整理的《种瓜调》以龙船舞的形式，参加恩施地区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评为优秀节目；1957年3月，汪营农民歌手王国盛，张顺堂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大会上演唱了《龙船调》，获得领导和专家的一改好评。”龙船调艺术传承馆网站：《〈龙船调〉大事记》，http：//lcd.lc-news.com/Outline/200910/23486.html。 此外，还有李兆普的《利川民歌〈龙船调〉收集与整理经过》李兆普：《利川民歌〈龙船调〉收集与整理经过》，《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6期，第59页。 、李森的《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衍变》李森：《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衍变》，《大众文艺》，2010年第5期，第251页。 等文章，以及《楚天都市报》郑晶晶的报道《〈龙船调〉从利川灯歌到世界名歌》郑晶晶：《〈龙船调〉——从利川灯歌到世界名歌》，《楚天都市报》，2012年9月4日，第38版。 等文也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以上论述的主要观点，认为在1957年利川文化馆周叙卿等就将《种瓜调》改编成《龙船调》，并在北京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演唱。

由于事隔50多年，人事变迁，一些当年的亲历者大都作古，给笔者考证其真实性带来较大的困难，但这些会演是恩施地区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有关的文化资料及报刊中总会留下某些信息，为弄清这一历史情况，笔者查阅了1953年至1957年的《恩施报》，终于发现在《恩施报》1956年3月7日第三版刊登的名为《本区举行群众业余戏剧音乐舞蹈汇演大会》的一篇报道：“……经过全面、慎重地讨论，评选了31个优秀节目……音乐方面有利川的民歌合唱、……（下略）”冯恒：《本区举行业余戏剧音乐舞蹈汇演大会》，《恩施报》，1956年3月7日，第3版。 。报导中并没有记载“《龙船调》大事记”所说的“龙船舞”这一节目，但从中可以证实当年利川县代表队是以“民歌合唱”参演而获奖，而不是因“龙船舞”而获奖，更没有出现《龙船调》这首歌曲。至于“《龙船调》大事记”中所说：“1957年3月由汪营农民歌手王国盛、张顺堂首次将《龙船调》作为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怀仁堂演唱”龙船调艺术传承馆网站：《〈龙船调〉大事记》，http：//lcd.lc-news.com/Outline/200910/23486.html。 ，对这一史实，笔者也进行了查证。《恩施报》1957年2月9日第三版刊登了一则消息：“我区民间音乐舞蹈代表团作组织公演……代表团排练的摆手舞、耍耍、闹年歌、高腔山歌、滚龙莲香等五个节目，昨天己经和观众见面了……（下略）。”曾强身：《我区民间音乐舞蹈代表团昨晚组织公演》，《恩施报》，1957年2月9日，第3版。 《恩施报》1957年3月11号第三版又登刊了冉子良的一则短小报道：“闹年歌等四个节目上北京会演”，文中称“……我们专区的闹年歌、耍耍、滚龙莲香、高腔山歌四个节目，被评上了出席全囯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冉子良：《闹年歌等四个节目上北京会演》，《恩施报》，1957年3月11日，第3版。 。这两条由恩施地区党报《恩施报》发布的消息和报道，证实了当年上北京会演的四个节目中并没有《龙船调》这一节目。为了进一步考证其真实性，笔者又设法查找到了195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湖北代表团演出的原始节目单。（见图1）

节目单音乐部分的演唱者署名中确有王国盛、张顺堂二人，但他二人演唱的节目不是《龙船调》而是山歌对唱《喊喊调》与《落魂腔》，节目单中还附有歌词介绍1957年由文化部、民委等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湖北代表团演出的节目单中，湖北代表团的节目分为“舞蹈部分”与“音乐部分”，其中恩施地区选送的舞蹈节目为“闹年歌”、“耍耍”、“滚龙莲香”，音乐节目为“山歌对唱”：1.喊喊调，歌词：对门对户一条街，郎门对到姐门开，清早对到姐洗脸，夜晚对到姐脱鞋，郎洗脸，姐脱鞋，何不搬到一个屋里来？2.落魂腔，歌词：正月郎不走，二月姐不行，三月得下相思病。演唱者：张顺堂、王国顺。 ，可见这两首山歌与《龙船调》毫不相干。“龙船调大事记”中还提到“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间歌曲集》湖北省文化局、中国音协武汉分会编：《湖北民间歌曲集》，内部资料，1962年5月印刷。 、1979年编入《恩施地区民歌集》恩施行署文化局编：《恩施地区民歌集》（下册），内部资料，1979年9月印刷。 。”龙船调艺术传承馆网站：《〈龙船调〉大事记》，http：//lcd.lc-news.com/Outline/200910/23486.html。 笔者为此查阅了《湖北民间歌曲集》，在《湖北民间歌曲集》第489页与《恩施地区民歌集下册》第22页中发现只有“花灯《种瓜》（瓜子仁调）”，并无现今演唱的《龙船调》。不知“龙船调大事记”中的这些说法从何而来。持与“龙船调大事记”相同观点的文章与报道中，对于周叙卿如何改编《龙船调》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较为具体的论述，一笔带过，且自相矛盾，至今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撑。

` 图1195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湖北代表团节目单

以上考证说明这些论述与观点都缺乏事实的依据，是与历史的真相完全不符的虚假报道和臆断，从而误导广大的读者和听众。但同时也更进一步佐证了在1957年之前只有周叙卿收集整理的《种瓜调》，而当时《龙船调》尚未诞生，而所谓在“北京会演中获奖”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据此笔者认为：在1957年周叙卿改编《龙船调》的论断难以成立。

二、到底是何人何时将《种瓜调》改编成为《龙船调》呢？

笔者查找到早在1988年8月4日发表在《荆州文化》的周守宏 《〈龙船调〉沿波讨源》 周守宏：《〈龙船调〉沿波讨源》，《荆州文化》，1988年8月4日第3期，第1版。 一文，以及《湖北日报》2012年3月4日记者杨念明实习生南静的釆访文章《〈种瓜调〉如何唱成〈龙船调〉——三名老人讲述〈龙船调〉编演历程》 杨念明：《〈种瓜调〉如何唱成〈龙船调〉——三名老人讲述〈龙船调〉编演历程》，《湖北日报》，2012年3月4日，第9版。 ，《恩施日报》2012年4月7日记者岳琴的文章《亲历者说：龙船调由集体再创作——〈龙船调〉与文化精品名牌路》 岳琴：《亲历者说：龙船调由集体再创作——〈龙船调〉与文化精品名牌路》，《恩施日报》，2012年4月7日，第A8版。 。此外还有《恩施日报》2012年2月18日第6版毛中明、杨玉钧、杨健知的《〈种瓜调〉如何成为〈龙船调〉》 毛中明、杨玉钧、杨健知：《〈种瓜调〉如何成为〈龙船调〉》，《恩施日报》，2012年2月18日，第6版。 ，以及《琴台之声》2012年第4期毛中明、杨玉钧的《歌曲〈龙船调〉的创作纪实》毛中明、杨玉钧：《歌曲〈龙船调〉的创作纪实》，《琴台之声》，2012年第4期，第15页。 等文章。这些文章都表述了同一个观点：原恩施地区歌舞团毛中明、杨玉钧等在1958年为参加“建国十周年湖北省全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将《种瓜调》加工改编成今天《龙船调》，1959年9月1日“湖北省庆祝建国十周年全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在武昌湖北剧场，由杨玉钧、向彪等演唱的《龙船调》首次与省会观众见面，并受到热烈欢迎，他们才是真正《龙船调》的创编者和首唱者。

为了考证他们文章描述的这一段《龙船调》编创过程的真实性，笔者除了搜集有关的报道、史料、图片作为物证外，同时釆访了这些文章的作者、主创人毛中明先生和杨玉钧女士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人士。

毛中明先生195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现为武汉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现己年过八旬。他说：“1958年我作为原中南音专（武汉音乐学院前身）的一名青年教师，借调到恩施负责筹建恩施地区歌舞团。为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文艺会演，周叙卿收集的《种瓜调》原始质朴的音乐美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决定将其全面加工改编，我带领歌舞团的编创人员和演员，深入到利川的柏杨、汪营等区、公社进行釆风、创作和排练演出，对《种瓜调》的音乐、歌词、表演等进行了全面的构思整合。经过多次认真讨论推敲，终于将在民间尘封了多年的《种瓜调》，加工改编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龙船调》。”谈到创编的过程他说：“《种瓜调》虽然旋律优美，但只是一首单乐段上下两句的民歌。”（见谱例）

谱例

种瓜调

利川柏杨

周叙卿记谱

周叙卿记谱的《种瓜调》共有十段歌词，分别为：“1.正月是新年（哪）（咿哟喂），瓜（呀）子才进园（哪喂）。2.二月是春分（哪）（咿哟喂），瓜子才定根（哪喂）。3.三月是清明（啊）（咿哟喂），瓜苗成了林（哪喂）。4.四月是立夏（呀）（咿哟喂），瓜儿上了架（呀喂）。5.五月是端阳（啊）（咿哟喂），瓜儿把新尝（啊喂）。6.六月三伏热（呀）（咿哟喂），瓜儿正吃得（呀喂）。7.七月秋风凉（啊）（咿哟喂），瓜儿皮色黄（啊喂）。8.八月中秋节（呀）（咿哟喂），要把瓜儿摘（呀喂）。9.九月是重阳（啊）（咿哟喂），瓜儿已下场（啊喂）。10.十月瓜完了（哇）（咿哟喂），瓜子要留到（哇喂）。”毛中明先生谈到：“《种瓜调》的歌词将种瓜过程从一月唱到十月，显得单调冗长，缺乏时代生活气息，在改编排练中，决定将原来唱种瓜生长过程的十段歌词改为三段，只唱‘正月是新年妹娃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妺娃去踏青‘五月是端阳妹娃去探亲这三段。在音乐上也作了改动，运用加花、加彩等装饰性的手法。”

`图2由集体改词，毛中明、杨玉钧编曲的《龙船调》乐谱复印件湖北省文化局、中国音协武汉分会编：《湖北民间歌曲集》，内部资料，1962年5月印刷，第489页。

在谈到歌曲中那段老艄公和妹娃儿风趣的表演和对白时，他说：“这是增加的一段趣味性的情节，本来是写了旋律用唱来表现的，在排练中演员王福全、乐队队员关绍刚建议用恩施方言来表演，效果很好，就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还谈到：“歌曲后面扩充发展的乐段中‘喂呀咗！吙呀喂呀咗！这些衬词帮腔，是吸收了恩施地区鹤峰县放排号子和恩施县搬运号子中的音乐元素，使节奏更加明快，对比鲜明，旋律更为流畅完整。由于改编后的歌曲内容与种瓜毫无联系，当地又有五月端阳划龙船的风俗，决定顺理成章的改名为《龙船调》。这就是我们改编创作《龙船调》的来龙去脉，《龙船调》也是我们编创集体智慧的结晶。”毛中明先生还拿出了50多年前为《龙船调》乐队伴奏所写的配器总谱作为物证。（见图3）

同时笔者又釆访了《龙船调》的编创者之一杨玉钧女士，她说：“《龙船调》是我们原恩施地区歌舞团根据利川民歌《种瓜调》这一线索，于1959年初精心改编创作而成，我在恩施地区工作了26年，参与了《龙船调》的编创工作，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我在恩施地区各县演唱《龙船调》一百多场，受到普遍欢迎。1959年我领唱的《龙船调》参加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全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龙船调》首次登上了省会现代文艺演出的舞台（附图4），获得了分外热烈的欢迎和赞扬，谢幕达7次之多，我作为领唱和编创之一，万分激动，至今难忘那动人的场景。后又到省广播电台录音并多次播放，《龙船调》很快就在全省广为传唱。在我20多年演唱生涯中，《龙船调》是我演唱次数最多也最受观众欢迎的曲目。”

随后笔者还釆访了当年参加会演的一批原恩施地区歌舞团的老演员关绍刚、谭如汉、李淑琼、朱云清、王福全等人，他们是《龙船调》编创演出过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有的远居香港、北京等地，大都年过七旬，谈到50多年前创编《龙船调》那一段往事，他们都记忆犹新而激动不己，几乎众口一词的肯定《龙船调》的两位主创毛中明、杨玉钧在《歌曲〈龙船调〉的创作纪实》一文中所述是完全真实的。

`图3《龙船调》原始总谱复印件（截取头尾部分） 毛中明编配 杨玉钧领唱

`图41959年9月1日，恩施地区歌舞团在武昌湖北剧场参加湖北省音乐舞蹈文艺汇演，

首场演出《龙船调》剧照。前领唱者：（从左至右）艄公——向彪，妹娃儿——杨玉钧；后伴唱者：

（从左至右）男：谭少平、刘友政、朱云清、王福全，女：汤成华、谭绍菊、田开珍、饶惠英、姚仲仙

为全方位考证这段历史，笔者又通过电话釆访了原恩施地委宣传部薛复元先生（现居武汉），薛复元先生说：“我曾在地委宣传部工作了29年，对恩施地区歌舞团创编《龙船调》的整个过程十分了解。1959年春《龙船调》编创完成，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与宣传部文艺处长黄力丁到恩施调研和检查工作，观看了恩施地区歌舞团准备参加全省文艺会演的《龙船调》等一组歌舞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曾惇部长在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歌舞团要深入生活，听取群众意见，把《龙船调》等节目修改排练好，争取在九月举行的庆祝建国十周年全省文艺会演中取得好成绩。会后曾惇部长等领导还与《龙船调》主创人员及部分演员合影留念。”（见图5）

`图51959年曾惇部长等领导在恩施与《龙船调》主创人员及部分演员合影

笔者又采访了原恩施州文化局副局长马德略先生，他回忆说：“当年，毛中明带领歌舞团的同志跑遍了利川县大部分的公社，我当时是地委宣传部通迅干事，与他们接触很多，见证了他们在利川等地的釆风创作演出活动，毛中明、杨玉钧等对《种瓜调》的音乐、歌词进行了提炼、改编和创新后，推出了今天的《龙船调》，1959年在湖北剧场参加全省会演，就产生了轰动效应。”笔者还采访了原恩施州政府秘书长孙理祥先生，他热心地为笔者查找出了《湖北日报》1959年9月2日刊登的《龙船调》在全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的剧照和报道（见图6），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有力的历史物证张其军：《省音乐舞蹈曲艺会演开幕》，《湖北日报》，1959年9月2日，第3版。 。至于《龙船调》是何人首次在现代舞台演唱的问题，从以上考证调查中就巳有明确的答案了。

`图61959年《湖北日报》9月2日刊登的《龙船调》在全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的剧照和报导文章

三、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笔者对《种瓜调》到《龙船调》编创历史之来龙去脉的考证研究，以翔实的史料，充分可靠的物证，当事者的证言及文章，还有众多亲历者的旁证等确凿而具有说服力的系列证据，可以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龙船调》是以毛中明、杨玉钧为首的原恩施地区歌舞团编创集体根据周叙卿收集整理的利川民歌《种瓜调》改编创作的音乐作品。他们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为这首世界级民歌的成功问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种瓜调》的搜集者周叙卿先生虽已作古，然而没有他收集的《种瓜调》，也就没有《龙船调》今日的辉煌。但没有毛中明、杨玉钧等慧眼识珠，成功的将其改编为《龙船调》，《种瓜调》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只能在民间音乐资料库中被束之高阁了。从《种瓜调》到《龙船调》，不仅仅是简单的改名，而是传统民歌发展与创新的一次质的飞跃；是改编民歌继承中有发展、发展中有创新的典型成功范例。笔者关于《龙船调》来龙去脉的考证研究工作，也不仅是为《龙船调》编创者及这段历史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时也为我囯民族音乐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

从《龙船调》成名之争的典型事例中，引发笔者对近20年来音乐界多起著名的民歌著作权之争的深层次思考。上世纪90年代关于王洛宾先生西部民歌著作权之争、《浏阳河》 是否为湖南民歌之争、本世纪初《小河淌水》著作权之争，以及《乌苏里船歌》著作权之争所引发的诉讼等一系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著作权争论的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法律界的关注。笔者认真回顾和研究了这一系列事件争论的焦点与经过，与《龙船调》创编者的争论相联系，虽然毎一个案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争执的焦点，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这一系列的争论事件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二是涉及到对民歌的传承保护及改编者的著作权的问题。田联韬先生在《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一文中说：“应从法律和学术的角度思考，认识有关民歌记录、整理的工作方式，著作权（即版权）、文化遗产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田联韬：《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 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1991年6月贯彻实施的《著作权法》第12条明确指出“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在王洛宾西部民歌创作、改编权的争论与《乌苏里船歌》改编与创作权的诉讼中都涉及到这一法律问题。而关于《龙船调》争论的焦点与上述系列个案不同之处在于，长期以来在所有的出版物、电视、演出节目单有关《龙船调》的介绍上只标明是“湖北利川民歌”或“周叙卿记谱”，完全没有提及真正的改编者是谁。《龙船调》源自于利川灯歌《种瓜调》已无争论，《龙船调》作为湖北利川的一个文化名牌也已为当地带来各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然而《龙船调》真正的改编者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甚至那一段编创演出成名的历史也被有意或无意地抺去了。“民歌记谱与民歌改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民歌记谱是音乐工作者对民歌严格忠实的记录，记录者不做任何加工、改动，而民歌改编则是通过音乐工作者创造性的劳动，对民歌原型词曲加工整理（包括程度大小不等的改动或部分创作）从而形成新的艺术作品。”田联韬：《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毛中明、杨玉钧为首的创作集体改编的《龙船调》从词曲两方面来说都已脱胎并脱离了原始民歌母体《种瓜调》，形成了一首新的艺术作品。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他们没有署名，长久以来他们因各种因素也未主张过作为改编者的权利，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著作权。我们在加强支持和保护民歌发源地的知识产权的同时，根据法律也应对民歌改编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和应享受的著作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对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问题，应实事求是的认真考证研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原历史真相。笔者认为，当今我囯音乐界釆用民歌这一公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作和改编的现象十分普遍，为避免产生纠纷，建议编创者应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和加强法律意识。对于民歌改编的作品，改编者要严于自律，遵守学术道德与法律的规定，出版应署明民歌地名、记谱、整理者和改编者，形成一种署名的规范，使各方面的权益都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和尊重。

（责任编辑：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