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震奎，呼连焦，刘 彤

（1.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117；2.延边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政治排斥的概念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依据农民工的特质和代际更替进行划分出来的。2010年1月，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1］。国家统计局2014年5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我国共有农民工26 894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2 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1］。目前中国农民工正处于新生代农民工快速替代老一代农民工阶段。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步返乡养老，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新特征，并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治文化。

受教育水平高。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占6.1%，初高中占8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占24.7%，初高占73.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1］。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意愿更强，由单纯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就城市的需求而言，现代都市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够满足的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才能使城市具有持久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对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需求量增加，城市原来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适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就农民工自身而言，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过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的陌生、对农业生产的生疏使得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放到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城市。

身份定位高。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14.5%从事建筑业，39%从事制造业，20.1% 从事其他服务业，老一代农民工中，29.5%从事建筑业，26.5%从事制造业，21.5%从事其他服务业［1］。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很多而且在增加。客观上，老一代农民工已经完成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农民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开始了第二步走，即农民工到工人。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也已经接受并且积极促进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的改变。他们的经济身份由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向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转变，政治身份也由农民向公民转变。

权利要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仅为21.7岁，老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35.9岁［1］。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较早，受教育水平较高。外出工作经历的增加，眼界视野的开阔，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自主地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调整自身与城市的融合度。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追求自由，期望公平，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农村，将自己作为城市的建设者，认为应当平等地享有城市的资源，希望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权利的诉求更强，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更高，由老一代农民工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转向主动地表达政治利益诉求，主动地参加政治组织活动，主动地维护自身权利。

政治排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最早可追溯到人类开始进行政治活动的古希腊时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奴隶制和君主制时期，政治排斥成为一种被认可的被接受的正式的制度安排。统治者通过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将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即使在雅典城邦最鼎盛时期，民主也只是城邦内成年男子的“游戏”，妇女和奴隶被排斥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真正拥有政治参与权力的人不到城邦总人数的1／10。政治排斥这一政治概念来源于社会排斥。1974年法国学者维莱·勒内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用来分析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在对社会排斥理论的探讨过程中，西方学者提出了政治排斥理论，其中英国学者简妮·珀西最早对政治排斥概念做了阐释：“一种更深层面的社会排斥是被排斥群体和个人权力的被剥夺，由此导致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需要的诉求无法表达，不能向上反映，也不会引起重视，这一方面的排斥可以被称之为‘政治排斥’”［2］。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情境，“被排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参与政治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信息以及机会，他们的呼声和需要难以被纳入政治议程。”［3］在国内，2004年曾群和魏雁滨最早涉及了政治排斥，认为“政治排斥指的是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到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4］李景治和熊光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关于政治排斥问题的专著《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指出“政治排斥是指一定社会成员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地获取政治资源、履行政治义务及享受政治权利的状态。”［5］可见，政治排斥是一种相对的状态，主要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或群体而言，获得的政治资源、参与的政治活动和享受政治权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种政治状态和政治过程。

政治排斥是一个针对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状态研究的概念，就其原因和类型，国内外学者大多将其分为两大类型，即主观排斥和客观排斥。简妮·珀西将其分为自我排斥和被动排斥，自我排斥是指群体自觉选择不参与政治行为或群体由于主观局限不能够参与的政治行为，被动排斥是指群体受到公民资格的排斥或者外部技术性手段的排斥不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6］。熊光清依据政治排斥的成因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制度性政治排斥、结构性政治排斥以及特殊性政治排斥。当然，上述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具体到考察某一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状态时还必须做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政治排斥困境

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而言，大体可以根据政治行为过程的要素将政治排斥分为主体排斥、途径排斥和观念排斥。

（一）主体排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身份的双重缺失

政治主体是指参加政治活动的个人或组织，成为政治主体并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既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途径。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因为政治身份的尴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主体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更期望能够在城市站稳脚跟，甚至定居在大城市。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水平。但在城市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保，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系统之外，他们并未被纳入城市住房保障系统，商品房的价格使得他们望而却步。对农民而言，将自己的户口迁往城市，成为具有市民身份的“一等公民”从而享受市民的各种福利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7］。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排除于市民资格之外，也就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政治体系之外。农村选举作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阵地，却也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出去。目前老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开始返乡养老，参与到农村政治生活中来，并成为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坚力量。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的时间更早，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更加不熟悉，对农村的人、事、物更加疏离。选举作为当下中国农村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方式，可以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指标，然而村委会一般不会主动与外出务工人员联系，讨论利益表达问题，一些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家乡举行的选举，即使知道，回家参加选举的经济成本远远大于政治收益，往往会放弃选举。成本过高、信息不畅，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政治生活越来越远，被排斥在农村政治生活之外。

（二）途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径受阻

政治参与的途径可以分为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接触政府或其他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参与政治生活。非制度化参与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外，制度化参与途径之外来表达政治夙愿，主要形式有：暴力对抗、越级上访、集体维权等激烈的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参与以农民工组织为依托形成团体效应进行集体的利益表达。但实际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户口在农村，生活在城市，且多为分散性，流动性较大，这种散兵游勇式的漂移阶层很难被组织起来。根据邓秀华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未参与过任何组织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75.6%［8］。政府为2.6亿农民工群体没有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又属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调查显示农民工从工会、妇联、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获得过帮助的仅占15.8%，而表示从未得到过工会、妇联、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任何帮助的农民工占84.2%［9］。政府组织的供给不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表达自身政治利益的渠道，政治权利受到剥夺。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阻，自然会选择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比如向总理讨薪事件、富士康跳楼风波等等。尤其是比较激烈的非制度化表达产生效果后，突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很容易形成连锁反应，诱使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纷纷盲目效仿。根据蔡禾等人的调查表明，年龄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意愿有负影响，即年龄越小，参与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争的意愿越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小、受教育程度高，对权利的感知更强，对权利被剥夺更加反感，导致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更大。

（三）观念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参政心理的冷漠

观念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深层次因素，观念虽不具有实体性，却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最大的主观因素。

在城市人看来，最初的打工潮开始时，第一代农民工出于生计来到城市打工，只是谋生的一种短期行为，不会在城市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低下，不会对城市人的社会地位造成威胁。因此城市人对他们是“主人”与“客人”的心态，是宽容与友好的一种扶弱的救济心态。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再就业，逐渐滑向了城市的底层。而一部分高学历、有技术、肯吃苦的新生代农民工经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个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城市市民地位的下降和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上升，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不再是“客人”而是“入侵者”、“竞争者”，城市人对他们的态度也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宽容、友好变为竞争者之间的疏远、对峙。对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离乡较早，大多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较早受到城市生活熏陶，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上向城市靠拢，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既不参加农业生产，也不参与农村业余生活，与农村的交集通常仅限于父母亲朋，因而也被地道的农村人排斥于自身群体之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脱离农村、融入城市的期望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很多，但现实却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上向往城市却遭到城市人的蔑视，逃离农村却被家乡人疏离。面临着城市和农村对其更加强烈的双重排斥，只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徘徊，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外，成为边缘人。

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排斥的路径选择

无论对政治排斥的类型做出何种划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意味着没有公平地享有政治资源，没有公正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地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生活方式由农民向市民转化，却被农村和城市双重排斥，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成为新兴的社会阶层，政治排斥造成其无法获取公平的政治资源，政治参与水平低下，政治处境越发困难，不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政治利益表达，政治权利行使，也影响我国政治参与扩大、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稳定。政治排斥使得新生代农民不能够成为利益发声体，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小，政治上的无力会影响通过政治参与途径获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利益，又造成其他领域的排斥，而这些领域的排斥也会反过来加深政治排斥，造成恶性循环。因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标本兼治采取得力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排斥问题。

（一）重新定位，确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主体身份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型的劳动者主体，工种从农业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转变，形成经济结构上的良性流动，政治上也应当对其进行政治身份转变的确定和认同。

在政治上，首先要继续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户籍制度产生的壁垒。正义的制度平等地待人，不歧视、不剥夺社会成员应有的权利，其中内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10］。户籍制度是对农民工各项政策限制的基础，消除户籍隔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排斥问题的制度前提。破除在户籍制度上附加性的权利和功能，使户籍身份不再成为权力分配的依据，恢复其原本的只具有居住地证明意义的功能。以户籍为依托的选民资格的划分和代表名额的划分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民主选举这一政治参与主要形式中受到政治排斥的最残酷的例证。在现在不能够完全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条件下，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选举自由。一方面，依据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意愿自由选择参加农村或城市的选举活动，放宽按居住地登记选举的条件和限制，给予农民工方便条件，实现跨区选举的便捷性。另一方面，创新民主选举的方式和途径，尤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如电话选举、互联网投票等方式，或者调整选举时间，在农民工春节返乡期间进行选举。其次，要推进其他各类保障性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要分步骤、分层次地推进，并向农民工倾斜。尊重农民工群体城市建设者的贡献，赋予其相应的回报。加大法律制度的供给，尤其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之间、行业之间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一套可以允许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畅通途径，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参与政治活动，防止非制度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扩大。开放城市政治系统，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社区治理范畴；构建以服务农民工为载体的社区服务平台，社区听证会、社区评议会、民主恳谈会等活动要积极邀请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开放社区公益性服务体系，社区公益性、慈善性和便民性的服务设施及场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活动并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建设。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关系网络较小，且具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虽然隔离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却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建设的有利条件。利益的同质性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成为组织的纽带。政府要鼓励农民工自身组织建设，给予经济上、政策上的帮助，同时要注重对其的引导，引导其合法表达自身利益，减少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群体行为的发生。

（三）转变观念，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

观念是个人因素，但观念的形成和改变却和政府的大方向大政策有关，在转变观念方面，政府依然起主导作用。因此政府要破除城乡二元差别观念，宣传正确价值导向，在称呼上尊重农民工，宣扬“产业新工人”、“城市新市民”、“新公民”等称呼，澄清对农民工妖魔化的描述，解除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顾虑和歧视。要为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相互接触交流的机会，扩大农民工社会关系圈。只有相互了解，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获得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

媒体应肩负起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真实反映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获得高的视听率而夸大歪曲事实，造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和误解。媒体可以设置专门的平台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媒体平台发出声音、反映问题，也可以将政府的政策及时向农民工传达。媒体还要扩大宣传新生代农民工主人翁意识，消除其自身观念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切实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并能够落实其政治利益诉求，宣传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要求和程序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后果和惩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 告［EB／OL］.［2014－05－12］.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551585.html.

［2］ Janie Percy－Smith.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Towards Inclusion？ ［M］.Buckingham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148.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10.

［4］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3）：12.

［5］ 熊光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9.

［6］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6（4）：73.

［7］ 张等文，陈佳.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8.

［8］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

［9］ 张连德.社会支持网缺失与青年农民工生存困境［J］.城市观察，2012（1）：183.

［10］ 杨郁，刘彤.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