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桂荣

（海河水利委员会信息中心，天津 300170）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一大支流，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自治区、直辖市）。永定河具有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一，北京城自金朝开始定都直至清代，是各朝各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其二，永定河流域穿插长城内外，成为我国北方各民族的融合汇集之地，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永定河在为北方各民族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给两岸人民带来无尽的水患。因此，怎样治理永定河成为历朝历代非常头痛的事情。

金元以来兴修堤防，永定河成为地上河，每遇洪水，经常决口成灾，严重时甚至北京城被淹。明清之际，由于上游地区森林大肆采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下游河床淤积抬高。清代，永定河泛滥次数更加频繁，两岸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治理永定河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虽然永定河经过多次治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限制，终未得到彻底根治。

1 治理缘由

1.1 自然原因

永定河水系有两大特点：一是上游河道坡陡流急，泥沙夹泄。永定河发源于黄土高原，上游支流多，山坡植被差，自桑干河源头（海拔高达1 100 m）携带着黄沙一路奔泻而下，出官厅山峡后河道坡度变缓，水缓沙停，淤积填塞，常易造成河道决口或改道。二是中下游河道摇摆不定，尾闾不畅。由于堤防的不断延伸和完善，上游挟带而来的巨量泥沙在河槽中堆积，河床不断抬高，堤防不断决口，进而又不断加高堤防。于是，永定河下游变成一条地上悬河。永定河出山峡后水缓沙停，河床逐年淤积高出地面3～5 尺。三角淀河道游荡区洪水屡有出槽决口，河道南北摇摆。下游尾闾，与大清、子牙、南运等河一起排入渤海（现已新开永定新河单独入海），多条河流常常在汛期同时发生洪水灾害。北京夏季强降水相对集中，永定河径流量大，加上多年河道淤积未得到治理，防御洪水能力大大下降，大水来了无处宣泄，决堤后波及范围广、危害大。清“顺治八年（1651年），河由永清徙固安，舆白溝合。明年，決口始塞。十一年，由固安西宫村舆清水合，經霸州东，出清河；又決九花臺、南里諸口，霸州西南遂成巨浸。”【1】

1.2 社会原因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北京城就坐落在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上。北京作为清朝都城，永定河水利兴衰与都城北京甚至整个朝代息息相关。由于永定河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北京城的安全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永定河下游地区安全也受到足够的重视。千百年来，永定河的乳汁哺育了北京城，无论是生活饮用水、农业灌溉用水，还是河湖绿化等环境用水，都来自永定河水以及永定河水的地下渗透；永定河流域的薪炭和燃煤温暖了北京城，永定河上游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流域内有享誉全国的煤都大同；永定河流域的建材繁荣了北京城，木材、石材、琉璃、石灰、砂石料等为历代都城兴建、修复所需的建材大部分来源于永定河流域。

2 治理对策

清代统治者对永定河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理经验。

2.1 筑堤束水，引清刷浑

疏筑兼施的理念形成由来已久，明代潘季驯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并付诸实施，收到了一定成效。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到永定河察看、指导治河工作。针对永定河因多泥沙“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他借鉴治黄方略，认为“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狭，束水使流，籍其奔注汛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1]

2.2 治水的同时要治沙

经过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治理，永定河位置直到清末始终没有变动。但是，由于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永定河河道日益变浅变窄，加上入海尾闾不畅，一有大水，河水就泛滥，水患频发。雍正初年，怡亲王允祥提出“疏中弘，挑下口”的主张，并建议下游每年清淤。“又以河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淺，俾河流不致遷徙，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官錮習，不利于挖淺，而利于築隄。改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舆之倶長。”[2]这里，允祥看到治沙是治水的关键，提出治理永定河要每年进行河道清淤，以使河流保持通畅，不致迁徙。

2.3 上中下全面治理

到了乾隆王朝，永定河每隔3～4年就发生1 次水患，频繁的水灾使清朝统治者寝食难安，朝廷通过各种渠道招才纳贤，规划治理永定河水患。乾隆六年（1741年），直隶河道总督高斌对永定河上中下整个河道进行全面的勘查，在总结和应用前人的治河经验同时，提出了上拦、中泄、下排的治理方针。上拦，即上游治理。他建议在永定河上游“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汹暴之势，则下游之患，可以稍减”[3]。他还主张“层层截顿，以杀其势”[3]。这是第一次把永定河治理的眼光引向上游，其中包含着兴建水库、调节径流的认识，是永定河治理思想的一大进步。中泄，即中游治理。他主张增建减水坝，扩大分洪效果。下排，即下游治理。他认为“熟筹全河机宜，惟在尾闾通畅，下不壅则上不溢，使下口之路通达大清河顺溜急趋，始可收畅行之效”[3]。这里，他建议在下口开挖引河，减轻下游对淀泊淤积的压力。

至此，永定河治理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突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具有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初步尝试。但是，清乾隆以后国力日弱，这些主张未能得到实现。

3 治理实践和措施

3.1 康熙年间：坚筑堤防，疏浚河道

康熙年间，对永定河下游两岸堤防多次进行修筑，尤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治理规模及治理效果最为显要。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实行“筑堤束水”方略，命于成龙大筑堤堰，挽河东流，下游堤防基本成型。“挑河，自良乡县老君堂（今河北涿州市金门闸附近）旧河口起，经固安县北至永清县东南朱家莊（今永清县小朱庄），经安澜城河（今里兰城与外兰城之间），改西沽入海，计长一百四十五里。”[3]两岸堤防修筑情况如下：南岸筑大堤自旧河口起，至永清郭家务止41 km，为土堤；北岸筑大堤自良乡张庙场（今大兴县北张客村）起，至永清县卢家庄止51 km，为土堤。这里旧河口指永定河故道，即牤牛河与永定河的分岔处（今金门闸附近）。当时此处建竹络拦水坝，使牤牛河水归永定河起引清刷浑的作用。南岸在这个拦水坝以上，到高店村（今房山县高甸村）筑17.5 km沙土堤，连大堤共长58.5 km。北岸张庙场以上，复自卢沟桥南石河下起至利垡村（今大兴县立垡村）村南止，筑沙土堤11 km；由于利垡和张庙场之间有2.5 km，地势较高，当时未筑堤，后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补筑此段堤防，至此北岸大堤共长64.5 km。堤成，康熙帝赐名“永定”。此次堤防修筑后，直到清末，永定河位置始终没有变动。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因安澜城河口淤积严重，康熙帝又命直隶巡抚李光地于郭家务南岸另开新河一道，引永定河下口由霸州柳岔口入辛章（今霸县辛章镇）附近的淀泊，然后到天津丁字沽入海河归渤海，并接筑两岸大堤，“南岸接郭家务大堤尾起，至霸州柳岔口止，连上共长一百七十九里；北岸自卢家庄西何麻子营（永清县何麻营）接大堤起，至柳岔口延东止，连上共长一百八十里”[3]。

至此，永定河两岸的系统堤防初具规模。筑堤是治理河流的传统做法，也是没有争议的万全之策，在疏浚河道之后再适当加固堤防，无疑是万无一失的保险措施，因此这次治河取得较好效果。

3.2 雍正年间：疏中泓，挑下口

疏浚下口的主张雍正年间已经提及并实行，但在治河方略中一直没有占主导地位。直至乾隆中期这一观点又重新提出来，挑挖下口和中泓，采取多种工程技术措施，对下游河道和堤防进行多方面的整治。

清雍正二年（1725年），“修郭家務大隄，築清凉寺月隄，修金門閘，築霸州堂二鋪南隄決口。”[4]三年（1726年），“因郭家務以下两岸頓狭，永清受灾特重，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引渾河别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4]。四年（1727年），进行下口挖淤改河工程。具体说来，采取了以下治理措施：一是挑下口，挖引河。从柳岔口到郭家务，开挖引河，使永定河下口由入东淀改入三角淀，达津入海。二是在三角淀筑围堤，这些围淀遥堤与永定河两岸堤工连接起来，此时，两岸大堤的规模已是“南岸自冰窖起至武清县之王庆坨（今同）止长四十四里，连上共长一百九十六里九十五丈六尺；北岸自何麻子营起至武清县范澭口（今武清县大范口）止长七十四里有奇，连上共长二百三里六十二丈”[3]。这样，永定河在上游有两岸南北大堤框住不会左右游动，就是入淀以后也只能在遥堤内流动，而不会任意冲突了。永定河水患稍有缓解。

3.3 乾隆年间：筑堤坝，清淤，开挖减河

乾隆初年，对永定河的治理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大量的治理工程相继出现，除兴修减水坝、开挖引河外，还增筑各种堤埝，像月堤、格子堤、南埝、北埝等；设置疏浚船只，挑挖下口和中泓，增设石景山石堤等河工设施。通过采取多种工程技术措施，对下游河道和堤防进行多方面治理。

乾隆二年（1737年），永定河水灾十分严重，危及北京城。大学士鄂尔泰提出“於北（半）截河隄北改挑新河，以北隄为南隄，沿之東下，下游作洩潮埝數段，復于南北岸分建滚水石壩四，各開引河。”[4]这个提议得到朝廷认同，治理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是半截河以下地势低洼，沥涝积水多，改道未能如愿，且减水坝坝顶宽度设计不合理等。四年（1739年），直隶总督孙嘉淦“请移寺台坝于曹家务，张客庄坝于求贤庄。又于金门闸、长安城添筑草坝，定以四分过水”[4]。顾琮言：“金门闸、长安城两坝水势仅一河宣泄，恐汛发难容，拟分引河为两股，一由南洼入中亭河，一由杨青口入津水洼。又言郭家务、小梁村等处旧有遙河千七百丈，年久淤塞，请发帑兴修。”[4]五年（1740年），孙嘉淦“请开金门闸重堤，浚西引河，开南堤，放水复行故道。”[4]六年（1741年），“凌汛漫溢，固、良、新、涿、雄、霸各境多淹。从鄂尔泰议，堵闭新引河，展宽双口等河，挑葛鱼盛河槽，筑张客庄、曹家务月堤，改筑郭家务等坝。”[4]

乾隆年间，治理永定河基本上遵循着上中下全面治理这一方略进行的，只是到了乾隆末年，朝廷日渐腐败，国力不足，治理工程未达到预期。

4 建议

纵观清前期永定河治理过程，可以看出永定河治理实践不断进步，治理方略不断完善，这是流域内自然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效果。不过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尽管清朝前期治理永定河无论在方略上还是措施上都比过去有重大飞跃，但是其中却忽略了一个导致永定河水患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泥沙的来源即水土流失。从根本意义上讲，当时的治理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变不了永定河河道淤积、水灾频繁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对永定河治理是按照“上蓄、中疏、下排，适当蓄滞”的方针进行的，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20世纪80年代以后，永定河来水量急剧下降，河道枯竭，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2009年，北京水务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规划方案》，并付诸实施，不仅美化了河道，解决了防洪与绿化的矛盾，给治理工程提供了安全基础。可以说，经过治理的永定河，是一条历史文化的河，也是一条绿色生态的河。

虽然北京市对永定河部分河段进行了生态修复，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全流域的角度来看，永定河流域仍然存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河道长期断流、部分河段水污染严重、部分河床砂石化、洪水防御功能亟需提升等问题。因此，治理永定河必须从流域实际出发，借鉴前人治河的做法和经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可持续治水思路，全面规划，创新体制，综合治理，多措并举，才可能达到永定河长久造福于民的目的。

[1]段天顺.燕水古今谈[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70-71.

[2]许道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20-21.

[3]北京水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水和北京——永定河[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56-59，83-90.

[4]周魁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6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