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建华

(滨州医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3)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卜建华

(滨州医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3)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时代背景。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增强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扩大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魅力。而外来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多元思想及其所依托的大众文化等，则构成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通过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扶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系统等措施，可有效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产品；文化产业；跨文化传播；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有利于打破阻碍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藩篱，加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也增加了文化间冲突的空间和机会，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于在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通过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利用文化产品对人类意识的影响，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并试图使其成为全球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霸权，使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处于从属地位。这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主权带来巨大的冲击，并进而影响到各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如何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增强本民族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竞争力的同时，保证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各国普遍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

一、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积极影响

(一)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

文化本质上是开放性的，它建基于人们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化本身就有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动力，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开放属性的必然反映。任何形式的固步自封，都会限制文化本身的活力。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在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传播、竞争和创新，夯实了自身的基础。

首先，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国家意识形态与本民族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既有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与落后因素。但立足于民族特色文化的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当被其他民族国家文化市场所接受时，就为本国意识形态的横向比较、纵向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参照标准。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所导致的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将引发对本国意识形态发展现状的思考。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念，引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模式，有助于克服民族国家自身传统文化的弊端，弘扬和发展民族的先进文化，并通过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使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必然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横向比较。当前文化产业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力量，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前沿，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核心载体，是实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能够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借鉴和比较，在市场需求、社会影响、社会认同等方面产生激烈竞争，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经济、民族团结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使民族文化不断保持创新的活力。

最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能够通过文化整合，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促使国家意识形态与新文化形式的结合。文化整合是指不同异质文化在博弈中的相互借鉴与吸收，也是对优异文化元素的吸收与重组。文化不断整合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通过文化的冲突融合，借鉴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文化形态、形式、精神内核等先进元素，从而使文化发展层次得到提升。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竞争、文化整合、文化反思、文化交流和生成新文化的基础，文化的不断发展创新是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

(二)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增强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

多元文化格局共存的局面是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多元文化的并存将丰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也使社会公众对文化产品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在多元文化产品共同传播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将有更多的选择权，将会在立足自身文化素养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产品。在多元文化共同传播的文化氛围下，特别是外来文化能开阔公众的视野，提高民众的文化鉴赏能力，使民众辩证地认识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也深刻体会到外来文化对自身政治信仰与社会价值观的冲击。

文化鉴赏能力与选择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有助提升社会公众对外来腐朽文化侵蚀的免疫力，能够自我抵制外来文化的侵蚀。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必然增强社会公众的自我选择能力，而这个自我选择能力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堡垒。、

(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扩大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魅力

“文化跟着贸易走”，文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促使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既能够引进具有其他民族色彩的外来文化产品，也能够促进民族文化走出去。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能够使更多的民族文化产品获得更多的国外市场，有利于借助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化产品表达自身文化的魅力，也给民族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新的形象。把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宣传出去，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增强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提升其他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一个民族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从而增强其他国家的社会公众对民族生活方式的认同。

把文化产品的跨文化输出作为提升文化影响力和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平台，就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把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传播出去，增强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号召力，提升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魅力。

二、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负面影响

文化产品来自于特定民族，从而必然带有这一民族的特定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当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必然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外来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威胁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由于意识形态不仅能够发挥强大社会动员的凝聚功能，也是确保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文化根基，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文化产品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必然也是特定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依托其对文化产业的运作经验，大肆向经济欠发达国家倾销他们的精神文化产品，把文化产品蕴含的西方价值理念、社会制度等文化内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社会公众，试图让社会公众认可西方的社会理念，从而影响这些国家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必然会影响别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竞争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博弈，也是一个国家自身国家战略价值需求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美国把自身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作为其霸权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对外文化的传播当作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企业通过包装美国文化产品，通过各种现代网络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终结论”“民主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使欠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和平演变与文化霸权相互交织的境界。尤其在新媒体技术时代，欠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和边缘化状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始终困扰着它们。

(二)外来文化产品的多元思想有可能侵蚀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广大国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以及他们对自己将欲采用的行为目标、方式、手段等方面该与不该的价值定向”*②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北方论丛》, 2004年第5期。。国民的价值观念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有序运转的精神纽带，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问题是广大国民对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在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种态度不仅与家庭、社会、国家对国民的教育相关，而且与其他国家各方面的文化影响、渗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识形态煽动等相关”②。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和精神支柱，如果一个的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遭到侵蚀、颠覆，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的消失，也标志着民族的衰落与灭亡。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当前的文化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西方文化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享有主导地位，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极端主义等社会理念，通过影视作品、实物文化等形式和载体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拜金文化的兴起、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都与这些多元思想的传播有着重要的联系。

(三)外来文化产品所依托的大众文化冲击民族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是保持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一个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基因和构建意识形态的基础，文化的改变，必然会对意识形态形成影响。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导致西方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

冷战结束后，美国充分认识到文化产品的扩张对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的重大作用，把实施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通过推动实施文化战略来维护其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积极利用一些国家开放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行其文化战略，试图使美国文化成为在世界占主导性地位的文化。当前美国文化借助各种文化产品在强势扩张，对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信仰带来极大挑战。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整合时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民意愿的价值观”*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54页。。比尔·盖茨也曾经谈到美国大众文化借助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美国的大众文化是如此有力，致使美国境外的一些国家现在试图给予限制。它们每周只允许播放数小时的外国电视，希望通过这种手段维护本国生产者的活力，在欧洲，卫星和有线传输节目的流行减弱了政府控制的潜力。信息公路正在打破壁垒，也许促进一种世界文化的形成,或至少是对文化活动和价值观的分享”*王晓德：《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及其实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输入国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占据了青少年的头脑。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给一些国家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蚀导致部分国家文化发展的低俗化、娱乐化，失去民族文化的厚重色彩；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滑向消费化、小众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最终将导致失去民族的凝聚力。

以上可知，文化产品的跨文化输出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互相联系的。文化产业发达，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系数必然就高。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实施积极的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民族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提高民众的意识形态选择能力，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当前西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依托中国优秀文化件，主动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掌握文化全球化的主动权，从而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与发展战略，要结合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不仅放在国家经济、文化战略层面和政策调整的层面去，还要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去理解，把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放在不同文明之间竞争与博弈的历史高度去思考；要把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作为提升大国文化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途径，把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作为实现世界大国崛起和伟大民族复兴的基础。

制订国家文化产业长远发展战略，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积极结合民族文化实际，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到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摆在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中，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真正实现跨文化传播，使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实现“文化立国”的战略。

(二)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我国对文化产品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的办法与规定，这些管理规定对文化产品的进口与出口管理起到重要作用。但法规立法的层次不高，覆盖的范围也比较窄，调控的力度还不足，不能够适应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也不能够有效地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立法应该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得到重视，应该根据当前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系列法规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将其提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从而促使发展文化产业与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也能够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实施宏观调控。这种宏观调控应该包括“量”的调控和“质”的调控。为支持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一方面，应该制定相关法律，适当限制外来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实行“质”的调控，建立国家层次的文化产品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产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也要进行价值观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严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文化产品输入到中国市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三)扶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一，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实际，从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出发，实施中国文化产品创新鼓励项目，由中央、省级文化管理部门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来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第二，实行差别税率，支持优秀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和外来优秀文化产品的进口。第三，设立优秀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鼓励民族文化产品走出去。现在许多发达国家设立专项文化资金支持文化产品的生产、出口。

(四)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系统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已经打破国家现有的有形边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必须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预警系统。著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69页。。为此，应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能够科学准确地反映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状况。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者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就应该及时开启这一预警系统，及时进行干预。

(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

当前的文化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主导着当前的市场秩序与规则，西方的文化产品垄断着当前的文化市场，占有世界文化市场的多数份额。针对不合理的国际文化市场秩序，为保护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发展中国家应就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安全问题携手合作。为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完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市场，应该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利用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似的特点，进行地区合作，逐渐打破西方文化产业对文化的垄断。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项目编号：13JD710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3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研究项目《当代社会思潮对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BZZJ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卜建华(1970-)，男，法学博士，滨州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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