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文汇报》；“笔会”；杂文复兴；自由主义

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奉命复刊，“笔会”副刊也随之恢复，一度自叹为“盛世遗民”的主编徐铸成则着力在新语境下部分“恢复”《文汇报》旧的自由主义作风。按照美国媒体学家凯尔纳的看法，媒体总是在两种选择之中择取其一:“媒体生产是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它要么促进控制，要么赋予个人以抵制和斗争的力量”①，那么，复刊以后的具有国有民营特征的《文汇报》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会以怎样的“知识”生产为己任呢？从“笔会”刊发的大量“文人文章”以及它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大量讨论看，徐铸成毋宁为之选择了暗暗“抵制和斗争”的棘途，或曰“忠诚的批评者”的道路②。怎样抵制怎样批评，则必然涉及杂文传统。作为一份身处文化中心上海而又兼具“横议”风骨的报纸文学副刊，“笔会”在当年不但大规模“复活”杂文，而且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组织了有关“杂文复兴”的讨论。这一讨论为今日文学史家观察当时不同文学成分、话语力量之间的冲突、竞争与“谈判”提供了有效的历史现场。

一

有关“杂文复兴”的话题，《文汇报》早在1950年初就已提出。其时《文汇报》发表系列文章热议此一话题, 譬如《杂文复兴》(黄裳)、《关于“杂文复兴”》(喻晓)、《杂文的道路》(金戈)、《杂文小论》(辛禾)、《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萧曼若)、《关于杂文的写作》(张淇)、《杂文应该属于谁》(杜高)、《我对“讽刺”的认识》(庄真)，等等。明显地，作为对现体制与秩序“持不同意见”的文体，由鲁迅开创的杂文最能代表“新文学”的精神特质。那么，在“新的人民的文艺”被敕定为唯一合法的“文学”类型以后，以杂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究竟将何以自处，不能不是前国统区文人敏感而忧虑的问题。《文汇报》1950年初的讨论，便是这种集体敏感的流露。不过，由于缺乏文艺高层的介入，这些议论除了表达出“杂文是应该写，可以写的”集体诉求外，难以形成实质性结论。当时，最权威的意见体现在冯雪峰在上海电台的有关讲演中。冯提倡用“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有着“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的奴隶头额上的烙印”的鲁迅式杂文：“新的杂文……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非一般地废除讽刺。它能够大声疾呼和直剖明析了，而首先必须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上，对于人民和革命朋友必须满腔热情，并且必须以人民大众的语言说话，为人民大众所容易懂得”，他甚至认为“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得好、写得出色的时代。”③不知冯雪峰这样讲是否有心虚之感？其实，对“新的革命的杂文”究竟该如何把握才不致成为“讽刺的乱用”，冯并未给出操作性建议。故而建国初年，尽管鲁迅被“经典化”，但同时杂文写作却寥落而缺乏生气。从1949年到1955年，除《新观察》、《文艺报》时时刊登一些“苏式小品文”④外，文坛上难觅杂文踪迹。期间《文汇报》也经历易名、停刊诸事，对杂文的关注难以持续。不过“鸣放”期间，杂文开始以“小品”之名卷土重来。复刊以后的“笔会”也试探推出了不太同于“苏式小品”的杂文。在此情形下，“笔会”于1957年初撇开“小品”之名，重拾旧题，再度议论起“杂文复兴”的话题。

之所以旧话重提，与党内文人对杂文的“狙击”直接相关。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当时文学“乱象”：“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面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当然，讽刺也需要的，但不划清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打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界线，就会是不真实的、片面的和有害的。”⑤由于四位作者皆是军内文艺官员，背景莫测，故文章一出，文艺界为之肃然。但恰如凯尔纳所言，媒体“是社会权力及其斗争的一个重要论坛”⑥，秉承“自由”遗风的“笔会”逆势而上，率先回应。最先议及此事的是雁序。他未直接提及陈其通等的文章，而仅是对“某些人”对杂文的“冷淡”表示不满：“为什么批评界就一直没有像关心小说、诗歌那样去关心它的发展呢？”“某些刊物的刊载杂文，只是因流风所向而‘聊备一格’”，“而一些出版社，除了对个别大名家的杂文‘另眼相看’外，从来就没有出版过一个杂文选集或个人的杂文集。”⑦而对杂文可能不受欢迎的出版估计，雁序更明确表示否定：

有些同志可能要说，“从营业观点看，杂文没有小说、诗歌受人欢迎，出了集子可能卖不掉。”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并没有了解杂文的群众性。……我们这里有一个同志暑假里回镇江去，在一个机关食堂里吃饭，突然看到满食堂的人都在谈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同志仔细一听，原来是在谈“九斤老太”如何如何。她不免奇怪起来，心想：“这里机关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他们很少看鲁迅先生的小说，怎么今天上百人都在谈‘九斤老太’?”直到吃了中饭出去翻了翻当天的《人民日报》，才知道原来是严秀发表了一篇《九斤老太论》。一篇好的杂文的影响就有如此之大……任何对杂文的“冷遇”都是不应该的。⑧

虽然雁序未点名非议陈其通等，但后者显然注意到了《文汇报》的“不同声音”，马寒冰很快寄文到“笔会”，再度申述自己关于小品文(杂文)的意见：“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往往是抨击和讽刺不合理现象，和不良作风的居多，表扬好人好事的，和歌颂祖国建设的甚少”，“好像我们国家的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地一团糟(！)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绝不能片面地去理解小品文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抨击和讽刺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不良的作风；也要有歌颂我们时代中的新人新事的小品文。”⑨马寒冰的用“小品文”(杂文)“歌颂”时代的观点，不免奇特——倘若鲁迅活到此时，也必定会感到无从措手。不过，对马寒冰等的意见并不可以以“官方观点”简单视之。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一批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针对新中国的批评的革命文人的立场。对于陈其通(1932年参加红军)、马寒冰(西北野战军二纵宣传部长)这样经过长期残酷战争的文人来说，新中国是无数战友用青春、鲜血换来的果实，她代表着正义、公平和幸福。她即便有缺点，也是“非本质”的，不宜用杂文成篇累牍去批评。相反，文学主要职责更应该是“歌颂我们时代的新人新事”。此类观点，显然不宜以“僵化”或“保守”目之，而更多是不容信仰遭到讥议。不过马寒冰等是否在理或可再议，但他们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却出人意料。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名批评陈其通等，“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⑩严格地讲，马寒冰等的观点比较符合《讲话》，也受到许多党内文人的支持。但为什么毛泽东会批评呢？原因不算复杂——它们在1957年初出现，扰乱了毛泽东在“反胡风运动”以后“抚慰”知识阶层、重新谋求与之合作的战略考量。

毛泽东“我不赞成”的声明，使“笔会”鼓足了勇气，开始公开与马寒冰展开论战(此前双方都未点名)。3月5日，“笔会”刊出黄沫长文认为，“马寒冰同志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三条：一、坏人坏事、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里是极少数的、个别的现象。二、如果是少数的现象，就不能写，不能揭发。三、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只有在下级机关才可能有”，“不知道马寒冰同志是从哪里找到这样三条的。当我思索这个问题而得不出答案的时候，我偶然地翻开最近一期的‘学习课表’，发现了一篇文章：黑格尔的《谁在抽象地思维？》这篇文章竟给了我一个答案！这答案就是：马寒冰同志是从‘抽象思维’中得出他的三条的。”那么，什么是抽象思维呢？黄沫说：

这种思维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片面的定义出发，不是从实际中而是从片面的定义中去认识事物的。因此它除了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那个片面的定义而外，不承认其他一切东西。正如黑格尔文章中所举的那个“普通的观众”，他在一个被押往刑场的凶手身上看到的，仅仅是凶手而已，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外，看不到凶手身上所有其他的品质，比如在太太们眼里，他还许是“一个强壮的、漂亮的、惹人喜欢的男子”呢，等等。……我们的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是因为新社会的好人好事比旧社会多，而新社会之所以为新社会，也是从它有许多好人好事而来的。但是却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新社会里尽是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只是“极少数、个别的”现象，要是这样想，那就是犯了“抽象思维”的毛病了。

黄沫的批评一泄千里，气势逼人。但究其实，马寒冰未必就是泥陷于“抽象思维”(概念化)的人，不过是面对同样社会事实，不同经验、立场的人感受的生活“真实面”有所差异、对“叙事的文化政治”更趋歧离而已。然而，面对黄沫的理论挑战，马寒冰未作任何回应。三个月后的6月28日，在“反右”旋涡中，马寒冰服毒身亡。但在此期间，“笔会”的杂文讨论却一片喧哗，不少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杂文“传统”。3月28日，“笔会”刊出的顾家熙文章历数了解放前出版的有影响的杂文集，如徐懋庸《打杂集》，如“野草丛书”14种(其中包括夏衍《此时此地集》、秦似《感觉的音响》、孟超《长夜集》、宋云彬《骨鲠集》等)，如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胡绳《在重庆雾中》、冯雪峰《乡风与市风》、唐弢《短长书》等集子。当然，顾的回顾，用意显然不在绍介旧闻，而毋宁是重现某种异议的精神和“传统”的力量。比如顾特别谈到了夏衍的杂文集以及夏衍关于杂文的议论：“夏衍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救亡日报》已经被封，夏衍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他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他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夏衍后来在1948年香港印行的《劫余随笔》的‘前记’中曾这样说：‘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三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红铅笔”本子是删掉了三分之一，而又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曲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版了。’”顾家煦如此重提夏衍的旧话“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难道就无一点对当前体制化现实的暗示吗？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姆说：“经典不仅产生于竞争，而且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竞争。这场竞争的部分胜利会产生文学的力量”，顾家熙此文重现那些似已遥远的杂文“经典”，用意恐怕亦正在于召唤“产生文学的力量”吧。

4月10日，“笔会”又刊出李洁呼唤“烈火一般的杂文”的文章。此文针对《学习》杂志1957年第4期所载巴人《“肯定”与“否定”》一文而写。在该文中，巴人认为他的杂文对反对统治者的魔宫起过“拆墙脚”的作用，但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时代里，他那“专事破坏”的杂文却是毫无用处了；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可能妨害那些正在为这所大厦铺砖垒石的人。应该说，巴人的自述是现实的：杂文天然是一种不合作的最具有“否定性的破坏性力量”的文体，但从逻辑上讲，新中国既已进入“建设”阶段，再谈“破坏”不但无从措手，甚至不合时宜。然而李洁不同意巴人的顾虑。他在文中全力论证“破坏”在今日继续存在的必要，因为“社会主义大厦”和“统治者的魔宫”并非没有关联：

魔宫诚然是倒了，魔宫中散步出来的多少无形的但极其有毒的东西还有待大力肃清。这是一项比推翻魔宫更加艰巨、更需时日的工程。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或至少是自命如此，但就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多少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么需要烈火一般的杂文来烧毁，多么需要“懂得内情”(巴人同志“生于清末，长于‘民国’，”不正是最懂得内情的吗？)的人来“反戈一击”！……何况巴人同志还写过像《况钟的笔》这样极富建设性的传诵一时的绝妙好文。今天铺砖垒石打墙脚的劳动诚然是迫切需要，但打扫垃圾、清道夫的工作也未能付之阙如。不然，住进那大厦去的人中，有许多面目一定难得是干净的，灵魂难得是美丽的。”

“清道夫”是“忠诚的批评者”的通俗说法，这正是“笔会”自我设定的富有召唤力的位置。雷蒙·阿隆分析苏联知识分子时认为：“人们在以下两种态度之间犹豫不决。其一是坚持认为，不管怎么说，这一新的政体仍忠诚于其最初的理想，并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其二是揭露革命先知在掌权前所宣扬的革命理想与官僚分子所建立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于“笔会”而言，“揭露”是更自然的“选择”。这意味着，“笔会”要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重建杂文的力量和合法性。

二

至此为止，“笔会”虽着力提倡杂文，但尚未出现不同文学力量之间持续的、针锋相对的论辩。但1957年4月13日胡明树的一篇杂文，却使局面骤然变化。胡文题目长而怪异，《鸭子和社会主义，历史和文物、猪和徐锡麟……》，内容则是讽刺当地政府在杀鸭、养鸭诸事上的瞎指挥，批评有关部门无知，竟在徐锡麟烈士墓上盖农业展览馆(兼养猪)：“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以为知、自以为是的特权官僚主义。”应该说，此文讽刺的内容并不为奇，不过它在行文上的“嬉笑怒骂”式的若干作风很快引发论争。卢弓指责胡的杂文过“冷”，让人“感到几分沁人的凉意。”当然卢弓并不否认杂文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的合法性：“有人近来在谈论杂文的危机。一条理由是，杂文原是用来对敌的，今天在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却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因此，对敌的杂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一条理由是，杂文如果用作‘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的药’，就必须‘中正和平’，而这又失去了杂文之所以为杂文的‘锋利的特点’”，“我倒并不同意这些看法”，“对有些病，就须下猛药。因此，杂文尽可以、而且也必须保持自己的锋利的特色。”但卢文表面上四平八稳，重心却不在这里。他真正要批评的是胡文对“自己人”的“冷嘲”：“杂文要有激情，乃至愤怒。对于那些严重损害着人民利益的落后事物，人们怎能不发怒，怎能不痛加斥责呢？无论杂文的作者如何愤怒，如何斥责，都是容许的，只要作者是像对待自己人那样，满腔热情，与人为善。这便是问题的关键。三娘对她儿子的错误是极为愤怒的，她岂止怒加斥责而已，简直动手打儿子了。但人们都感觉得出来，‘三娘教子，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三娘对儿子的心，是热呼呼的。可惜，有的杂文作者，对于自己人的缺点，缺乏与人为善的热情，却多少有些一棍子打死而后快的冷酷；不是‘热’骂，而是‘冷’嘲。对待敌人自然要‘冷’。但为什么今天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还要‘冷’呢?”卢弓的批评当然基于主观感受，但他对“冷嘲”与“热骂”的区分，实际上触及了当年冯雪峰所谓“新的革命的杂文”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1)如何界定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2)如何确定批评的态度？这两个问题相互纠结：是从革命的逻辑表述上去认识被批评者呢，还是从生活实感去界定被批评者呢？两者区别甚大。一方面就逻辑而言，无论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在新中国已皆属“人民”，未必宜于展开讽刺。如果说“民族经常是被建立在一个对文化同质性的创造和把特定的想象这个共同体的方式优先化的‘工程’之上的”，那么马寒冰所言“歌颂”就当是“优先工程”，而讽刺则属被“排斥”对象。另一方面，从生活实感观之，部分被批评者与当年鲁迅讽刺对象实在无太大差异，正宜于以讽刺待之。所以，倘若纠缠于“人民内部”，杂文很难取得合法性，操作难度也非常之大。5月13日“笔会”刊发的陈秉圭文章即是如此。他一方面承认对“自己人”有“治病救人”的必要，另一方面同时反对“冷嘲”与“热骂”，转而强调“冷静”，“因为‘冷嘲’固然是必须用之于敌，但‘热骂’似乎也不是什么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积极的办法。‘热骂’也只不过是‘骂’而已。大吵大嚷一顿之后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写讽刺杂文必须要把说理与开刀(讽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保持冷静，力避粗暴。”

比较起来，唐振常就不那么纠结于“人民”，而从“百花齐放”角度申张了“冷嘲”的正当性：“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我以为：杂文，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热讽固然好，冷嘲又何妨！”“杂文，都写成了一种调调儿，一个模式，又有什么趣味呢？写文章的人，喜爱不同，风格各殊，写起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结果却是一样：治病。我以为：这正是杂文的繁荣。”而且，唐还跳过具体的文章是非，将讨论重新拉回到“杂文复兴”的理论话题：

杂文，这玩意儿，近年来可算受了不少苦；去年夏天以后，才又重新抬头，可怜，曾几何时，又逢厄运，什么片面啦，什么老是些生活小事啦，于是，销声匿迹，翻遍报刊，所谓杂文也者，真成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近来，报纸上在讨论杂文的危机，我不同意客观环境变迁、杂文应该消亡那种说法。现在杂文半身不遂，我以为：客观原因多于主观，造成了许多人不敢写。然而真金不怕火烧，不管那些惧怕杂文、讨厌杂文的人如何，杂文还是花，还是医治人类灵魂的一剂良药，这就需要有人来写，大胆地来写，不管冷嘲与热讽，喜笑怒骂，自成文章。卢弓同志的禁令也好，戒条也好，其结果都将是徒然的。

唐振常有关“杂文半身不遂”的说法得到雁序的响应。雁序认为“小品文”(杂文)应当取消的议论“不足为训”。为正视听，他在文章开篇引用了《讲话》的权威论断——“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随后将“矛头”调转到卢弓对胡明树的批评之上。雁序认为卢弓对杂文缺乏热情：“(卢弓)在‘理论’上不反对讽刺”，“但是，一涉及具体问题，却又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胡明树批评的第一种干部”，“对于自己错误，因它而造成的农民的损失，既不检讨，更无论赔偿，反而一直站在群众上面来‘教育’群众。至于第二种那个某县的领导干部，硬是刚愎自用，死不买账：‘我就是犯法也要这样干！’对这些，卢弓先生认为还不算‘恶劣’，不算‘顽固’，我不知卢弓心目中的恶劣与顽固‘标准’到底如何？对官僚主义，卢弓的‘冷’是冷得可以了，主张不要过火，用一用讽刺就怕他们痛了。而对胡明树的讽刺，却非常‘热心’的指指点点，所谓‘激情’、‘愤怒’，尚云何哉！”梅阡也刊文支持胡明树，在补充了浙江龙泉县毁坏文物的恶劣证据之后，他认为“冷嘲”又有何妨：“胡明树先生不过是向之讽刺了一下，纵使人感到几分沁人的凉意，我想也是不足为怪的，为什么偏要苛责杂文作者失之‘冷酷’呢？——我以为‘冷’一点也好。”

因为有唐、梅等的支持，胡明树本人再度在“笔会”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胡补充了官僚主义新的证据：“我在前次的文章中，有一点还不愿意写到的，现在为了说明特权官僚主义的存在，不得不在此揭发一下：那位曾反对领导破坏历史文物的下级干部，因为此事招惹了领导的歧视，于是借故报复、打击、陷害，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了”，另一方面，则对“人民”逻辑提出了质疑，“有人说：‘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但对官僚主义要有同志式的态度。’我曾在一次会上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官僚主义既非我们的同志，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对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我们要治病救人，而对官僚主义则要彻底地打倒它，恨死它！如果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如果我们不恨它，愿意和它和平共处，那就永远克服不掉它。’……因此，我想在此问一句：谁有本领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这大有把“官僚主义”剔出“人民”之外之意。倘若官僚主义不是“自己人”，那鲁迅式杂文当然可以光大发扬了。

三

应该说，到1957年5月底，“笔会”有关杂文的讨论，日益散发出自由气息。不过，这和党内提倡杂文的权威文人的看法并不吻合。其实四五月之交，胡乔木即在《人民日报》内部谈到此问题：“不一定规定杂文必须讽刺”，“否则，就使得杂文有了一定界限，使副刊的园地成为讽刺的园地”，“批评、讽刺工作中的缺点，都需要。但热情不够。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叫做‘热风’，以区别于‘冷风’。现在的杂文作者自比共产党以外的人，自比于当权者之外，领导者之外，自比于京兆布衣，与政府中人为两个路数”，“这种情调使人感到有距离，作者自己造成了距离，就产生了距离感，起离心离德作用。我们的社会不至于比过去的社会坏。”胡乔木此段讲话当时并未公开，那么他说的杂文作者“与政府中人为两个路数”是否包含上海滩上的这些讨论呢？对此无法断定。但《文汇报》显然未顾忌此方面的问题，因此“笔会”全面地呈现出“在文化层面上重演社会根本冲突的那种你争我夺的领域”的特征。6月以后，一批资深文人开始参与“杂文复兴”的讨论，并明确申张鲁迅的杂文传统。

6月4日，宋云彬在“笔会”同时刊发两篇文章，一篇补叙了胡明树所批评的文物破坏更详细的情况，并以一句“鲁迅说得真对：讽刺作者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对胡表示支持，另一篇则侧重于杂文“道理”的阐释。他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引述鲁迅有关杂文的论述，然后表示卢弓有关“杂文的乱用”的忧虑实不足虑：“卢弓同志是不很乐观于杂文的日见其开展的；他怕人家乱用讽刺，弄到敌我不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十五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来了。卢弓同志那种顾虑也是应当的。问题在于胡明树同志是不是‘乱用’了‘讽刺’呢？是不是用对付敌人的态度来对付自己人呢？我看都不是的。如果像这样的文章也看作是毫无善意、毫无热情的冷嘲，那必然是会发展到‘一般地反对讽刺’，杂文这种‘花’就很难‘放’了。卢弓同志口头上说他不同意有些人认为小品文有危机的看法，而认为‘杂文尽可以而且也必须保持自己的锋利的特色’，但是他的内心里却是不喜欢那些具有‘锋利的特色’的杂文的。”而且宋还将卢弓与引起毛泽东震怒的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观点“勾连”起来，虽不免有恫吓之嫌，但对于讽刺的正名的确有力：“他的那种想法和看法跟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有相通之处，是有它的代表性的。陈其通等四位同志不是为了‘在有些刊物上……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而表示过忧虑吗？”“批评的态度和方法可以有各式各样，平心静气的说理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这两种态度和方法都无碍于培养正确而健康的批评风气，无庸我们鳃鳃过虑，给后一种方法定出许多清规戒律来。‘以理服人’也只能对可以理喻的人；对不可理喻的人只有用‘痛下针砭’的方法，于是乎喜笑怒骂的讽刺文有它的存在和开展的必要了。”

同日，方环也直截了当地声明“战斗的杂文”的“生存权利”：“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这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先生说得明明白白：‘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在革命的暴风雨时代里，战斗的作家曾经运用了这种战斗的文体，‘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如今，我们正在卷起袖子管建设社会主义，对敌斗争不用说了，如果人民内部仍旧有‘有害的事物’存在，同样迫切的需要杂文来进行批评、揭露和讽刺。举例来说：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里，说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不就是‘有害的事物’之一吗？因此战斗的杂文在如今仍应得到生存的权利，本是毋庸置疑的。”方环依整风文件为据，显得气势十足。他明确批评杂文讨论中那些质疑的声音，“杂文在胜利了的年代，自然不再受到敌人的残酷压迫，意外的是，却碰到自己同志的善意阻挠。因为杂文所选择的敌手，多是‘有害的事物’，自然就是‘否定’的多，而‘肯定’的少，这也是不必避讳的。一心一意要取消杂文的人，总是指指点点地说：在人民内部只需要正面批评、不需要讽刺啦，工作会‘被动’啦，会伤害了自己人啦，片面啦，尖酸刻薄啦，如此，云云。前一些时候，还有众路英雄不谋而合(或一谋即合)来围剿杂文。好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清楚杂文的命运了。它是与‘有害的事物’共存亡，而又是作为‘有害的事物’的死敌而存在着、而战斗着的”，“杂文仍然要‘杂’下去，谁也没有法子捆住它，减弱它的战斗力量。”方环的“杂文仍然要‘杂’下去”的声言很快得到著名作者巴人的声援。巴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刊于6月5日)虽未专门谈论杂文，但明显是声息相通。

然而，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给全国如火如荼的“鸣放”划上了句号。但“笔会”有关“杂文复兴”的讨论却未戛然而止，而是继续向深处进发。此日刊发的徐懋庸文章，以纪念《讲话》为名，一方面厘清了在“人民内部”如何“暴露”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不免多施诡辞，将毛泽东的“歌颂”之说活生生地曲解为“暴露”：

我只想说一说对于新生事物的歌颂的问题。大凡，一种新生事物刚一露头或者只是个别地出现的时候，如黎明的日出，第一个劳动模范的产生，人们总是以又惊又喜的浪漫主义的心情去大声欢呼它，这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当日已中天，或劳动模范巳经大量产生的时候，人们虽然还是歌颂，但未必再用惊喜的欢呼，而态度会越来越现实主义的，有分析，有批判，着重肯定其中最新的发展，还要指出其中的缺点，这也是自然的，必要的；这不是不再爱它，而是更爱它了；如母亲对于成长了的儿女。这时候，倘再是一味笼统地大声夸奖赞叹，恐怕就会显得歌颂者的少见多怪，而对歌颂的对象的发展，倒未必有益了。所以，如何歌颂和暴露，既决定于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决定于作者的认识发展的实际程度。

这毌宁是中国人常用的“六经注我”的文字技术——徐懋庸根本不认同《讲话》的“歌颂”之说，但借用《讲话》的逻辑，兼之故意“装傻”(如“劳动模范已经大量产生”云云)，他竟然用《讲话》“证明”了“暴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此新解，可谓是“杂文复兴”讨论中一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文。

不过徐懋庸这篇奇文的发表，不能作为“笔会”特别倔硬的证据，而毋宁是前自由主义者难以接触高层“内部消息”的结果(中国作协核心层在5月中下旬已得知转向消息)。所以，尽管徐铸成有“唱对台戏”的办刊策略，但“反右”骤起、《文汇报》第一时间成为批判对象后，“笔会”的“杂文复兴”讨论也随告结束。作为标志的，是6月10日刊发的唐弢《杂文决不是棍子》一文。作为当年颇为时人所重的鲁迅研究者，唐弢令人奇怪地欠缺鲁迅“风骨”。正如“反胡风”时他主动出击胡风一样，此时他也第一时间出击“笔会”——他在文章中竟然将胡明树的批评讽刺为“棍子”。这篇文章不但“呈现”了唐弢自居为“政府中人”的立场，也结束了“笔会”前后持续半年的讨论。此后“笔会”虽还在发表相关文章，如卢弓《再谈批评的冷与热》等，但“清算”意味已甚于“讨论”。与此同时，“笔会”副刊编辑部也发生了改组。至此，“杂文复兴”作为话题，事实退出了当代文学。1960年代初期杂文再度“复兴”，但主要推动者已转移为党内高层知识分子(如邓拓、夏衍等)，残存无几的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再无机会与于其事。而《文汇报》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重建“新文学”传统的努力，就此成为一段渐行渐远的文学史记忆。

[注释]

②〔美〕罗伯特·雷德斐尔德：《中国绅士·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冯雪峰：《谈谈杂文》，《文汇报》1950年6月30日。

④ 所谓“苏式小品文”，是当时文艺界在“鲁迅风”杂文难以为继的情形下从苏联引入的新文体，大抵特点是不涉及敏感问题，多针对零碎小事，“是一种讽刺的文章”，“是用轻松的文学的语言来写的；它里面有情节，有艺术形象，有隐喻，它的最大特点是有笑——一种揭露性的笑。”见陈绪宗：《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人民日报》1954 年4月18日。

⑤ 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

⑦⑧ 雁序：《要热情关心杂文的发展》，《文汇报》1957年1月25日。

⑨ 马寒冰：《谈小品文》，《文汇报》1957年2月7日。

⑩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责任编辑：曹振华]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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