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婧怡，吕梦醒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清末新政矛盾新探

赵婧怡1，吕梦醒2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清末新政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历来学者多有论述，然而在全面分析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改革者自身的矛盾使清末新政运动由始便陷入困境，二是进一步激化的新矛盾如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等使新政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再次审视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时，我们发现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作为两大矛盾主线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最终自身瓦解的同时也使清王朝走向了终结。

清末新政；矛盾；改革困境；新论

清朝末年的内忧外患局面最终始得统治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1901年宣布进行改革、实行新政。在1901至1909年间，清政府陆续施行了如筹饷训兵，振商励实，废科举、兴学堂，改官制、整吏治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此清末新政也被称为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当时社会互动中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相互夹击的必然结果。其最终失败的原因，逃不开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军事问题等前人研究者多次分析的原因。然而，在此基础之上，更应以下面两方面为线索来深入思考清末新政的矛盾问题，即改革者自身的矛盾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

一、困境中的改革：改革者自身的矛盾

困境中的改革即是说此改革从一开始便是处于某种困境之中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困境就是清末新政的根本矛盾所在，也是新政最终失败的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改革者自身的矛盾。改革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其自身的阶级性导致他们所进行的改革是与清政府当时的现状及形势极其不相适应的。这种矛盾是历史性的、根深蒂固的，其成为使新政运动无法顺利前行的最重要因素，也从客观上暗示着新政的最终失败。然而这个矛盾既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又从何而看出？它又是如何而表现的呢？

其一，改革需要变通和趋新，而清末改革者的思想是倾向于守旧的。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凡是成功的改革者无不具有先进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他们之所以会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并且努力实现身份和思想的转化。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事件，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者的思维要具有灵活性和趋新性。然而，中国当时的实际却是恰恰相反的。当时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她也正是清末新政的发起人和改革者。慈禧太后视政治权利和自身权益为首要，最终目的不是救亡图存而是保住清政府。她或许有些许改革意识，但是她的守旧思想注定她不会成功领导这次改革。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变法上谕，其中规定了不可变与可变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一规定恰恰体现了1898年张之洞所呈的被慈禧太后大为褒奖的《劝学篇》的精神实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中学为体，体即不可变者；西学为用，用即可变者。因此，变法上谕中指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②。这就表明封建制度是不可变更的，改革者期望通过吸收西技和西艺来维护中国封建道统，从而也使初衷与结果背道而驰。

其二，国体与政体需要互相符合，而清末改革者的思想是改变政体而不动国体。依据当时的情形，清政府在迫于形势的压力之下改变政体进而实行预备立宪。改革者将预备立宪视为在不得已之情形下的做为，因此就更加不会放弃和更改已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摄政王载沣是新政后期的领导主力，他就曾直接地表达过这层意思，认为立宪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皇位永固”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政府所谓立宪便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点。根据上文内容，政治制度上的现代化是清末新政的客观要求，其中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要使变革的政体符合国体。国体即为本，是本质，政体即为表，为国体服务，二者本应互相符合、相辅相成。改革者确实试图改变政体并使之与当时的时代及国情相适应，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阶级性使他们排斥可能危及到自身利益的其他阶级，比如新兴的资产阶级等，当然也更加不会让他们来参政议政。这就是改革者自身所带有的无可避免的矛盾，既要改制又不能放弃特权。换言之，这种所谓宪政的本质其实还是专制。改革者无法挣脱自身的矛盾心理，无法改变自身，无法向人民做出让步和妥协，无法放弃固有的权利，这也正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改革中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

随着改革的发展，不仅原来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并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化了新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各种新矛盾中，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中所出现的矛盾必然不容忽视，但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尤其值得注意。前人研究者多注重分析前者，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人才的培养依靠教育，教育体制的改革恰恰会对人才培养的走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将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的原因。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正是从清末新政改革而起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大兴新式学堂等举措更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不可小觑的重要做为。然而，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本意为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实则却是改革中所激化的新矛盾和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1905年，清政府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曾明确指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④。废除科举制度这个举措本身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它对我国封建官僚制度造成猛烈的冲击，深受儒学影响的士人也不再执着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同时它更加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并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式学堂以及实业教育的发展，如工业技术、外文翻译、师资培养等虽未能彻底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但其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由此，这些清末的传统士人借助现代新知识尤其是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逐渐转变成了新型的知识群体。然而，废科举、兴新学、建立新式学堂、广派留学生等种种注重西学的举措，正是清末新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根源所在。后人经不断反思发现，日渐衰败的清政府力图通过以上种种新教育改革方式来替代已经废除的、沿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这种教育改革本身就是对其统治的巨大打击。国学家钱穆先生曾经指出：“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⑤。可见，科举制度被废除，断送了众多士人的仕途，破坏了他们与传统官僚制国家的制度性联系，由此士人的人生选择变为留学和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等等，社会的整体价值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如此一来，既然“学而优则仕”的格局被打破，这个政权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维护和维系。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对于政治和权利有着特殊的情结，已经超越热衷的程度，是一种解不开的结。既然不能通过科举入仕，他们便逐渐开始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由此，政治讨论越加激烈，各种社团组织越加蓬勃发展，而起领导者和参与者恰恰是当时那一大批学声光电化、思想文学的留学生们。后来发起民国革命的那一批领导者也恰恰就是那些留学生，那些留在国内没有出头的士人。例如近代革命家孙武，他于1904年和1908年两度留学日本，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与组织武昌起义；又如辛亥革命领导人刘公，他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后联络同志、宣传民族革命，后与蒋翊武、孙武等人共同组织并成功领导了武昌起义。换言之，政府的本意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改革来促进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足，不料这一举动却加速了政府的垮台。因此，笔者认为，改革的失败或许不完全在于政府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因素，而在于断了士人的前途。科举制被废除已然造成了社会的断裂，从此士人和政府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消失，他们不再是被国家需要的人才，成了游离在边缘的人，因此他们成为反叛者和造反者也就不无理由。政治上的失败以及当时所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使得社会上大批民众破产，这样士人(游士)与破产的民众(游民)加在一起，就导致了革命。武昌起义就是一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

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在经历了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以后，将革命目标转投到长江流域，准备在两湖地区重新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发动，这是一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兵变，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发起的思想条件正是当时社会的教育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清末的新型知识群体正是在仕途无路而转投西学知识的背景之下，对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了比以往更深的认识，这也就促使了在武汉打响的第一枪和南部省份的陆续独立。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重臣张之洞，他作为湖广总督更作为一位对清政府忠心耿耿的“儒臣”⑥，为了培养更好地为清政府尽忠的人才而大举兴办教育、改革教育体制，在奏请废科举后更提出了“癸卯学制”这个近代第一系统学制。然而，越来越多的受到这种新式教育的学生逐渐成为了革命活动家，如唐才常、黄兴、张继煦等。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个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做更深一步的思考，知识分子往往是能够决定社会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何教育方面的因素会如此重要。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使西方思想更加容易地渗透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脑中，这也间接地构成了对于清王朝的主要威胁。知识分子掌握了最新的思想观念，这本身就对固有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新兴知识分子会逐渐怀疑当权改革者从而进行革命。

除上文所述之外，废除科举制度还使改革者逐渐失去了对农村下层民众的控制力。我们知道，自隋唐之后乡绅阶层逐渐成为统治者控制农村的主要工具。时至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其中的积极影响自不必说，然而其负面影响也必然构成了这场改革中不可忽视的矛盾。乡绅阶层对于下层民众的道统教化起着重要作用，而随着西学的引入以及近代教育的发展，乡绅的地位被大大动摇，其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而致使了农村中社会秩序的瓦解。这种由教育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下层民众对最高统治者的认同逐渐降低，关系也越加疏远。不仅如此，新政期间清政府还残酷地剥夺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进而导致民风大坏。最显著的后果便是下层民众的起义，与此同时众多破落的农民以谋求生计又被收入军阀和豪强之下，逐渐加强了各地方军阀的力量储备。清政府表面上是在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各地方军阀的合力逼迫下灭亡的，而实际上却已经在下层民众开始持续不断的起义之时就开始土崩瓦解了。由此看来，废除科举制度的举措在使清政府失去其控制社会下层民众的主要工具即乡绅阶层的同时还间接瓦解了其在农村的有力统治基础，这些都是事与愿违的，也是清末新政的改革者及贡献参与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对此，西方学者曾做出恰如其分的比喻：“舵手在获得新罗盘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⑦。科举终止了，矛盾也就显而易见了，当时的清王朝，正是这样的现状。

三、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新论

清末新政改革者自身的矛盾注定了这场新政的失败，然而在新政的实行过程中进一步激化的各种矛盾更使新政难以成功施行并达到其预期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其最终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自身瓦解的同时断送了整个清王朝。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诸多的主客观因素迫使各种阻挠新政的矛盾逐渐凸显，而这些矛盾也是清末改革者难以解决的，新政失败的结局也就是必然的。然而，清末新政的矛盾及结局仍然值得我们基于前人的分析研究作一些更深入的更新的思考，探究矛盾背后的根源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清末新政的失败。

首先，在文化上过度以自我为中心。自古以来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周边的邻国在文化发展上的脚步始终是较为落后的。而当时清王朝正处于盛世之时，政治上稳定、军事上强大，经济和文化上更是无比繁荣。一个国家内部越是繁荣昌盛，忧患之心便越少，安全感便越强，这一少一强恰恰巩固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当时的中国人正是基于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样的自信去认识世界的，已经将自身置于世界的中心，便不会接受与他国平等相处亦或是竞争的情况。与此同时，在面对西方列强强势逼近的时候，清政府的外交关系除了涉及到西方诸国之外还涉及到与清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周边邻国。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朝贡关系在西方国家入侵之后依然一如既往地维持着，这两种关系差异显著且对当时清政府的影响大不相同，但身处其中的改革者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和影响。清政府与周边弱国的朝贡关系助长了改革者日趋自大的心理和行为，而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自大行为使改革者毫不怀疑地继续完全维持旧的道统。这种旧道统之下的制夷之策使中华民族遭受了近代以来的巨大灾难，清末新政的悲剧结局自然也缘于此。

其次，制度和政治层面的危机致使矛盾不断。之所以说清朝末期是段很特殊的时期，是因为它身处新旧社会转型交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要求统治集团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以及强大的执行能力。改革者既然要改革，就必须对这样的一个冲撞时期有着十分敏感和准确的体察，从而做出精确、明智之举，但更重要的是改革者也必须在个人利益方面做出正确的取舍甚至必要的牺牲。然而矛盾的由来正是因为清末新政的改革者意识到要变革，但是面对权力和利益之时却不肯做出必要的牺牲。在面对损害到切身利益的改革动作之时，改革者总是犹豫不决，直至拖到失去良机进而使矛盾激化，最终落到自身难保的地步。与此同时，新政改革者自身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腐败恶习。时代要求进步，而制度却始终落后且政治不断衰败，由此矛盾便越来越深化。除此之外，政治现代化本应尽早实现，而清政府却一拖再拖。政治现代化的任务本身具有特殊性，时间越拖后就越难实践，因此随着压力的增大也就越难取得成功。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民主”的意识逐渐深入国人的思想中，政治现代化也就更加难以落实到实践中去，就算一些过渡性的实践也很难被肯定因而更加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这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中央集权制度还未能实现清王朝的局势已然破烂不堪。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即便清末的改革者们也是无法改变历史的必然规律的。到了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与现代化的冲击这样的双重打击使清政府的时势已无法挽回，清政府也再无能力去解决这样的世纪难题，从腐朽走向最终的覆灭已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总的来说，旧矛盾的长期存在、新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致使局势糜烂，这就是清朝末年的这场新政改革为什么会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旧矛盾因何而长期存在，新矛盾因何而不断激化？我们不得不说，这其中的根源正是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当然，我国的传统文化必然是辉煌灿烂的，但是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的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不可忽视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通常我们在论及矛盾之时便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其积极影响，所以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清末新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各种利弊在其矛盾中游离而发展，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张之洞首尝注重西学的实践，最后虽逃不出“种豆得瓜”的结局，但也不能不说包括他在内的众人在不断制造和冲破矛盾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七十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39、9741页。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4601页。

③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4、175 页。

④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见《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七十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50页。

⑤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3页。

⑥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⑦[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 页。

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 KYLX_0318)。

赵婧怡(1987-)，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吕梦醒(1989-)，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K25

A

1003-8353(2015)05-01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