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茜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栖凤楼》在刘心武的小说中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说创作于1996年，距今已差不多二十年。与《班主任》的锋芒毕露、发人深省，与《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的大红大紫、争议连连相比，《栖凤楼》从问世起就默默无闻。它既无题材上的噱头，也无形式上的花哨。但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刘心武的真诚之作，细致地记录了作者对1990年代世态民情的观察、对历史和记忆的思考、对自己和他人的困惑与想象，并试图为未来的社会图景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正因如此，《栖凤楼》成了我们剖析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一个典型文本。

一、困惑与焦虑:创作上的“向内写”与“向外写”

刘心武在《栖凤楼》中显露出对文学创作的强烈困惑与焦虑。这种情绪借书中的主要人物、以自己为原型的雍望辉之口表达了出来:“我写不下去，是因为，我不能确定:究竟是‘向内写’，还是‘向外写’?”按照他的解释，“向内写”，就是基本上只面对自己的心灵，或从个体生命的体验中，提炼记忆存储的精华，由此生发出种种情愫;或者连个人记忆也不必挖掘，任凭个人艺术趣味的游弋，营造出一个自我圆满的想象空间。“向外写”，则是为自己设定一种不仅要诠释自我，更要诠释自我所置身的环境，包括他人，包括种种目睹身受的社会群，包括与个体生命共时空的种种生态风情与相激相荡，努力为一个时代的瞬间留下一份生动的记录，或者以变形的寓言手法为后人留下解读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向内写”似乎更值得肯定，因为，“‘向内写’是一种现时代的莫可抵御的创作潮流，具有某种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并且对创作者来说更具有妖娆的魅惑力”。刘心武用书中各色人物的观点展示了这种“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和潮流所向。文学圈的“万国通宝”卢仙娣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仅不必镜面式地反映现实，也不必——更不可能——再现历史;艺术展示人生，人的存在，人的欲望，以超越政治、社会的诠释角度，深入到生命本体的内核，方属上品。”电影制片人闪毅说:“艺术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是再现真实?是揭示真理?是表达理想的激情?是唤起民众发动革命、参与变革?……也许，这些都是真谛中的组成部分，但，也许，艺术真谛中更主要的部分，却是超越现实的想像、超越理性的感情、超越喧嚣的宁静、超越变革的美感。”记者宁肯说:“代言人文学如今有几个人愿写?如今是一个充分地，甚至放肆地展示个体生命体验的时代!”三人成虎，在潮流的裹胁下，“向内写”成了作家的需要和必然。

可是，从刘心武的成长经历、创作经历、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来说，“向内写”并不是他的核心兴趣所在，更不是他的强项。《班主任》以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揭露使刘心武成名，长篇小说《钟鼓楼》以对社会的全景式描绘使刘心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北京市政府奖。因此，他说:“我自己很清醒……我的出身背景，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性格气质，都决定着，我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所以，我写的东西，一个是我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感悟，一个是我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社会、时代、人类，也包括大自然、宇宙的观察与思索……我写的，多数可能得算是旁观者文学……”“旁观者文学”当然更接近于他所说的“向外写”的文学。问题在于，这样的文学对于1990年代的文学主潮来说已经不具备“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了。

个人与潮流的违逆，带来的是对自身和潮流的双重质疑。对自己的质疑使刘心武的创作陷入困境，找不到方向。对潮流的质疑则使他追问“内”、“个体”、“自己”与“外”、“群体”、“异己”等的关系:“自己的东西?这世上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纯正的自我表现，到头来，你总是难免湮没在群体的历史进程中”，“在这攘攘人世间，究竟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个体生命的存活，实际上便是不断与他人，与异己物，与心外的一切相遇相撞相激相荡的过程”。他也否定了对文学进行简单的优劣比较:“不必拿各种文学来这样相比，不存在哪一种比哪一种更文学这样一个问题”。不过，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因为他也在被迫的或自动的比较着、选择着。他试图将潮流的“向内写”与自己擅长的“向外写”的裂痕缝合起来，提出:无论“向内”还是“向外”，“终极的追求应是探索人性”。可是“探索人性”仿佛天生与“向内写”更具有亲缘关系，于是他又以《红楼梦》来证明“向外写”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石头记》往往并不是依赖直接的心理描写，更缺乏直指灵魂的精微解剖，它就主要依靠生存状态的描摹，甚至仅是白描，怎么竟也能使我们为人性的揭橥与拷问而战栗呢?”

既不能抵抗“向内写”的强大压力，又不愿放弃“向外写”的创作优势和兴趣，那么，能不能“既‘向内’又‘向外’?”当然不行，“这实在太难了!这恐怕是弃巧求拙的笨伯才会选择的荆棘之路……”小说最后对“究竟是‘向内’还是‘向外’”的疑问依然没有答案。我们只能将《栖凤楼》看作是刘心武的回答。事实上，他最终选择的就是他所说的笨伯的荆棘之路。《栖凤楼》贯穿着作家既“向内”又“向外”的构想:他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幻、讲述、追忆等形式，深挖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心灵与独特的生命体验;同时又以“栖凤楼”为引，牵出一长串相关人物，文艺界、影视界、商界、政界、底层平民等无奇不有，以清明上河图式的笔法，绘写出他们的过去与现在，他们的生活和选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差不多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全景图。不能说作家是完全成功的。由于主观上将“内”与“外”明确分界，使作品始终显得有些“隔”，“外”五光十色却浮泛表面，“内”试图深沉却不免生硬做作。或许这就是“内”“外”压力下的必然结果。

时至今天，当“向内”与“向外”已经不再成为作家的困扰，人们甚至已经淡忘这个问题时，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根本不成立的问题会成为创作经验丰富的刘心武挥之不去的块垒呢?

“向内写”还是“向外写”，从创作方法论来讲，并不构成绝对的对立。因为“内”是对“外”的有机反映，“外”由于“内”的主观能动而改变。缺了“内”就没有“外”，少了“外”，“内”就不成其为“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牵制。这本是基本常识。可是，1980年代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将“内”“外”两分，看作是明晰可辨的不同领域，却成为文坛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并且人们还不约而同地崇“内”贬“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获得有效、正确的理解。

“向内转”是1980年代文坛上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它是对1950～1970年代文学潮流的反拨。在1950～1970年代，主流文艺界提倡的是描写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战斗生活，虽然没有明确制止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但大规模的细致刻画人的内心活动总是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的体现，甚至被视为不健康的倾向。路翎作品的被批判就是一个明确的风向标。由于意识形态的全面笼罩，作家害怕自己把握不准，掉进唯心主义的陷阱，落人口实，所以总是有意识地规避对“内”的真实书写。这当然有复杂的文化、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与我们当时机械的理解唯物主义有关，机械地理解意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不充分有关。当意识仅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制时，有什么理由、什么必要放弃对外在的直接描写，而选择低一级的副本呢?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人们用“外”遮蔽了“内”的存在。

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的潮变、人道主义的回归使“向内转”一时应者云集。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必须摆脱“假、大、空”模式，寻找新的兴奋点和生长点;也与西方文艺、哲学、心理学理论的传入和风靡有关;更重要的是，人们社会角色意识的变化使“向内转”具有了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说1950～1970年代人是将自己融入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以群体的目标和命运取代了个体的目标和命运，那么现在，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依附于他物，相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更愿意认清自己的命运。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总结自己曾经的生活和选择，思考自己现在和将来的道路，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而“向内转”能更便捷、更明了地完成这个任务，这与五四时期的作品喜欢用自传体、书信体直呈心事是一个道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能更好地描画人的内心世界的创作手法受到人们的青睐和推崇。

作为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调整和补充，这一转向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它确实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风格。可是，这一口号的产生是相对于1950～1970年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先天具有时空性、局限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命题。认识不到这一点，将此口号视为绝对真理，就可能缩减文学表达的范畴，削弱文学的活力，导致新的狭狭。一些仅仅专注一己的爱恨欲望、内心世界隐秘骚动、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的作品，就其本身来说无可非议，拥有自身的魅力与存在价值。可是当这样的文学成为文坛的潜规则、潜标准，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时，后果就有些可怕了。一旦某一作家超出了这一规范，表现出对“外”的兴趣，轻者被嗤之以鼻、批评为不深刻，重者则被嘲讽为根本不懂文学。擅长“旁观者文学”的刘心武在“内”与“外”间的困惑和焦虑正是这种文坛不正常风气对作家的压力的体现。

从“向外写”到“向内写”，从群体到个体，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从大我到小我，从功利文学到纯文学，都是同一个思想潮流带来的产物，具有共同的指向性与针对性。在某一时空，它们是合理的与有效的，但它们并不是绝对与必然的，更不能将之极致化和本质化。否则，它们就必然成为束缚文学的新的圈套和枷锁，显现出它们的负面效应。我们从90年代以来文学逐渐丧失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边缘化的命运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后果。文学不关注人们关注的内容，人们为什么还要关注文学呢?

文学的“内”“外”之分，是我们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体现。我们在这种思维模式上已经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所幸的是今天很多作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不再受制于“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是依自己的性情，驰骋于艺术的天地。“内”与“外”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这或许才是真正多元的、成熟的文学。刘心武可以安心了，文学的现实进展已经解答了他二十年前的疑问和困惑。

二、摹写与想象:底层社会与知识分子

在《栖凤楼》中，刘心武描绘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底层社会，“绿林英雄”老豹、泔水王旺哥、按摩小姐赛麻姑、出租车司机富汉、崇拜格瓦拉的饭店老板哈敬奇、星级饭店洗手间的服务员王师傅等。这些形象的塑造既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生活真实，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底层社会的想象，为我们观察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刘心武笔下，底层社会具有一种朴实健康的内在品性。人们虽然在经济上不宽裕，却自尊自爱自强，在人格和道德上具有一种圆满性。“十四点”面对自己儿时的伙伴现在的电影演员康杰没有羡慕或者自卑，因为他既不想从康杰身上得好处也没有无谓的虚荣心。退休工人漆铁宝的老伴身患重病，又面临工厂的倒闭，他却勇敢地退职，卖爆米花解决自己的困难。王师傅在当工宣队员时从来不整人，他的梦想是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他用劳动坚持着梦想，隐忍人生的悲苦。他们都过着一种艰难却踏实、美好、有内在力度的生活。

在底层社会里，除了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特殊的历史时空和条件还创造出了老豹这样的“绿林英雄”。他们在政治、法律、经济之外，形成自己独特的权力空间，站在底层的立场上，维护百姓的切身利益，伸张正义，惩治贪官，保护好官。他们是“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在维系社会公正中起良性作用”的梁山好汉。政府官员必须正视、容纳他的存在，甚至以他为隐形参谋，否则就不能顺利的开展工作。

不论是平凡人，还是“绿林英雄”，我们都能感觉到刘心武书写中真实与虚构的杂糅。经济困窘而又充满尊严的底层，不能说不真实，但并不是全部的真实。作者虽然暗示了他们通过劳动经济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可是又忍不住流露出隐隐的担忧。他委婉地提到这些下岗工、退职工不受任何组织、团体的保障。不过作者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推演如果再有打击降落到这些人身上，他们会怎样?他们努力了、奋斗了，可是却对厄运毫无还手之力，结果只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自生自灭的严峻与冷酷。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欲说还休。这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剧变的社会面前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类似失语状态。他们拿不准自己对这些社会现象、问题该有什么样的立场。既不能因为某些个人的困境就反对改革以及相关举措，也不能对社会重新分层过程中的不公正及其对弱势群体的损害熟视无睹。所以，便有了这种笔锋刚要触及便荡开的状态。不过，作者通过旺哥对洗浴中心的报复倒是点明了底层民众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发严重的社会事件。

对“绿林英雄”老豹的书写就更具想象性了。作者故意为老豹蒙上“面纱”，始终使他处于一种神秘、不可触及的状态，而究其细节又有太多的破绽和空白。我认为，与其说老豹是真实的，不如说老豹是刘心武某种观点的形象阐释。这种观点就是:底层社会需要强有力的主心骨式的人物。

像老豹这样的“能人”，在刘心武笔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风过耳》中的仲哥可算是老豹的前身。仲哥也是一个在民间受人景仰的人物。不过与老豹不一样的是，仲哥不是神秘社团的头子，没有特殊的经历和身世，更不具备老豹与政府高层沟通的能量。仲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依靠的是古道热肠、仁义宽厚、克己明理等人格、道德力量获得民众的认可。仲哥练武术，但不以暴力服人，练武只是他修身的一种手段。同时，刘心武经由气功赋予仲哥一种传统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描写仲哥练功达到天人合一的玄妙境界。这体现了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剧烈变化的世事面前试图在传统的儒、道文化中寻找力量的尝试。

仲哥的影响力主要作用于底层内部、以一种道德楷模的方式为民众提供一个质朴的可以仰仗的精神之“场”，老豹则在精神和实在的方面都必须有所担当。在处理底层内部的纠纷时，老豹承担的仍然是仲哥的角色。老豹用将心比心的朴素道理成功地调解了富汉的弟弟诱奸未成年女性的事件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别让人家老认为咱们这样无权无势的人，拿乱搞不当一回事儿。咱们才都是给这世界实打实添财富的人，咱们该活得更干净些”。话里透出的民间道德正是仲哥最重要的品质。但社会的演变、阶层分化带来的尖锐的、现实的矛盾冲突使刘心武发现单靠仲哥的道德力量已经不能获得民众的服膺和拥戴，已经不能起到聚合和保护底层社会的作用了。于是，刘心武在仲哥式的道德人格力量之外，赋予老豹暴力和政治背景等力量。与其他阶层发生矛盾时，老豹从民间道德崇尚的“公道”出发，以恶对恶、以暴易暴。暴力和政治背景成了他的威慑性手段，不乱用，但也不能不用。气功等传统神秘主义的符号在老豹身上消失了。

民间道德与暴力、政治力量的勾连使老豹形象趋于模糊。如果说仲哥是透明的，什么都可以见人。老豹则是混沌的。如果说在仲哥那里，目的和手段都是善的，那么老豹则是目的为善，手段则善恶兼用。虽然老豹对“善”非常看重，说:“善可不能不提倡，以恶对恶，以暴易暴，这世界更没希望!”他喜欢雍望辉的文章，“喜欢里头的那个菩萨心肠，就是，能把有毛病的人，不那么干净的人，好多人都不待见的人……也当作一个人，来尽量地理解他，尊重他，甚至于……爱惜他，从那样的人身上，去挖出金子银子来!”但他也说他自己不知道做了多少恶事。他不赞成以暴易暴、以恶对恶，可是他又不能不这样，否则便无法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们。当道德完人仲哥变成被逼上山的梁山好汉老豹，我们是否可以将老豹的无奈，看作是刘心武的担忧?

从仲哥到老豹形象的变化，反映了时代主题的转移。但他们的存在，说明刘心武坚持的这个观点:底层必须有像仲哥和老豹这样的主心骨人物，底层的民众必须由这样的人物支撑起来。1990年代以来，社会形态的转轨使以前将民众严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逐渐退出底层，民众的分散化、沙砾化成为事实，底层社会出现权力的空场、精神的空场以及由此而生的芜杂散乱。一些人为此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样的底层社会是危险的，不健康的，对国家、民族、社会来说是不利的;同时，这样的底层也无法很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依靠什么去重新把民众组织起来呢?依靠经济、法律、政治、宗教等，都有其弊端和漏洞。于是，刘心武提出了他的方案:由“绿林英雄”来将底层重新组织起来，通过“反贪官污吏”达到保护底层、与其他阶层制衡的效果，通过“不反皇帝”达到对国家凝聚力散失的弥补和重聚，以“公道”为旗号为民众提供一种新的——同时也是旧的——精神依靠。这是在新的社会形式下作家为社会和谐贡献的一种替代性方案，虽然虚幻性远远大于真实性。

让“绿林英雄”去组织、支撑底层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呢?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贯坚持对国民的启蒙权，视自己为民众的精神领袖吗?为什么会让位于“绿林英雄”呢?在此，我们看到刘心武对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也有一些新的展现。

首先，刘心武清醒地意识到，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底层的一员了。虽然雍望辉有“底层情结”，爱交“平民朋友”，但从雍望辉本人的吃、穿、住、行看，他显然不属于底层。他进出的是星级饭店、高档场所，喝的是CAPPUCCINO(有意思的是，书中多次提到CAPPUCCINO，但坚持使用英文书写，并且坚决不点明那是一种咖啡，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炫耀、一种暗号、一种对身份的隐喻)。他穿的是名牌休闲服，出行则是“在地面上不大坐公共汽电车了，打‘的’已成家常便饭。”雍望辉对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有明确的认识，他说自己“主要在那个‘非底层’却也绝非‘上层’的莫名其妙的‘层次’里混”，虽然对这个莫名其妙的“层次”感到无聊和厌倦，但他不属于“底层”却是事实。

其次，一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底层社会的兴趣，不再将关注底层视为责任和义务。卢仙娣就曾讥讽雍望辉:“你的作品里总梗着个‘底层情结’!老兄，请务必觉悟，这是落伍的，肤浅的，廉价的，可笑的……”雍望辉的作品出来，“人们(特别是批评家)感兴趣的总是他笔下的那些所谓‘儒林’或至少是‘准儒林’形象，很少有人对他重墨皴染的‘底层’形象做出反应。”

即便一些认为自己有“底层情结”的知识分子，如雍望辉，也与底层有深深的隔膜。当雍望辉回想了王师傅悲剧的一生后，有这么一段描述:“如今他坐在‘罗马大堂’中，呷着掺热奶油的意大利热咖啡，回想完这一切，惊异于自己超常的冷静与平和。正如同有一回他看到美国《世界新闻与报导》杂志封面上所刊登的一幅关于索马里饿殍的照片，印象很深，难忘，却保持着一定心理距离，没有大惊，不生大悲……这是他的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这种隔膜使雍望辉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真正进入底层、真正理解底层的人们。他费尽力气找到王师傅，可王师傅对他的探望反应冷漠，雍望辉大惑不解:“王师傅竟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他的追踪并致以殷殷关怀，不仅无动于衷，而且相当反感。他是在一种多么朴洁、乃至于圣洁的心境中，费了多么大的劲头，才终于在那个大饭店洗衣房的旮旯里，找到王师傅的啊!这位孤独而不幸的老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真诚关爱呢?”“王师傅却不管他说什么，全都了无兴趣，那表情，竟是盼他早些告辞;那是为什么啊?”这个情节体现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需要的错位。知识分子在面对底层时总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他为自己心怀民众感到骄傲，他对民众的关心、与民众的交往满足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感。正如雍望辉将自己的心境视为“圣洁”一词显示的那样，他对王师傅的关爱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爱。正因为如此，当民众不接受他的“真诚关爱”，也就是没有配合他成就他的道德虚荣时，他就会感到委屈和抱怨。他没有想到或许自己贸然的探望是鲁莽与不礼貌的。对比一下雍望辉对不速之客司马山的愤怒以及在街上被卢仙娣和野丁“捕获”时的“不快”，雍望辉有什么不能理解王师傅的“无动于衷”和“反感”呢?而对底层民众来说，如果知识分子的“真诚关爱”能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和困难，那么虽然知识分子的上对下式关怀会提醒他们生活的失败和屈辱，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弱小和可怜，他们也会接受“真诚关爱”。可是“真诚关爱”于实际问题毫无益处，于情感与自尊还有损害，那为什么要接受呢?王师傅最后加入了老豹的组织，因为老豹能满足他的心愿，给他一间房，这是知识分子雍望辉无法做到的。

最后，由于隔膜的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倾向于对底层做一种带民粹主义色彩的想象，视底层为精神、情感的土壤。表现在刘心武笔下就是在书写底层时有一种纯化和净化的倾向。他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猥琐、虚伪、丑陋，描绘了商人的唯利是图，展示了官员的腐败和糜烂，可是只要笔触落到底层，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笔致就消失了，剩下的即使不是赞美，也是一种理解与同情的中立。而且，他还有这样的表述:“到头来，真牵动他灵魂里的筋络，并且有可能从其接触中获得往往是无言慰藉的，恰是‘底层’，这如真是个‘情结’，算个赘瘤吧，他也坚信是良性，而非恶性的……”除了情感的慰藉，底层的淳朴和广博还促使他们奋发向上。康杰受到欧阳杰的触动:“他原来心底里总觉得欧阳杰毕竟是沉落在了‘底层’，自己应随时注意不要得意忘形，要多给欧阳杰温暖慰藉……可是此刻他忽然恍悟，欧阳杰除了没他有钱，……在其他方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他低下贫乏……”“他忽然有一种羞愧感……并产生出一种急欲提升自己的欲望。”前面提到的对普通民众与“绿林英雄”的真实与虚幻的混合书写也与这种民粹性想象有关。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民粹性想象与国民性批判是齐头并进又纠结缠绕的两条线索。可是，1990年代民粹性想象几乎完全压倒了国民性批判，成为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思潮。这既有历史的文化积淀，也有现时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助推。就知识分子来说，或许可视为是对革命和启蒙的双重失望后的一种文化情感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曾有很真诚的向往和全身心的投入。但实际的情形却使知识分子大失所望。革命没有带来一个更光明、更满足人性全面发展的社会，反而带来了专制与高压。对革命的失望使他们重新寄希望于对民众的启蒙。但这种上对下的启蒙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破绽百出。真正感到有启蒙需要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众。强迫民众处于臣服和听训的位置，民众对启蒙的冷漠和敌意不言而喻，红鼻子阿四对夏瑜的讽刺就是最好的例子。进入1990年代，启蒙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新的问题。社会的分层使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距离加大。此时，不仅启蒙的客体不需要启蒙，启蒙的主体也对自己的启蒙权感到不确定和质疑。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对民众启蒙，知识分子用什么对民众启蒙，知识分子对民众启蒙的内容是什么，都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启蒙关系被解构了，而启蒙的被解构也就消解了知识分子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权力。政治和启蒙的双向祛魅使底层的自在性和活力得到了全面展现。如果说底层在当代中国曾经被政治力量规约，被知识分子的话语掩盖，那么现在自在自为的底层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崛起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它朴素原始的生活逻辑和生存规则虽然粗野却直抵生命的内核。它的生动和野性使知识分子看到底层社会的力量，映射出政治的僵硬和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于是，知识分子将底层视为一个独立的审美领域，一种解构全面政治统治的力量，也将它作为对启蒙的虚幻性的参照，对底层的民粹性想象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压倒性潮流。正因为如此，在刘心武笔下，不再是政治人物充当民间的领袖，也不是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而是老豹这样的底层“绿林英雄”成了底层社会的主心骨。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自己管理人们”的构想设计。

不过刘心武是一个忠于现实的作家，在他那里，民粹性想象并没有成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他展示了在底层中逐渐取得优势的人有往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泔水王”旺哥经过“残酷”的“战斗”，“成了那一片的秦始皇，他不仅再不必亲自战斗在第一线，买了房，购了车，有‘大哥大’遥控指挥，而且他还能‘登泰山’、‘观沧海’，有了投资其他方面的能力……”按摩小姐兼做皮肉生意的赛麻姑要开自己的美容院。底层不是铁板一块，底层也是由不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面对其他阶层，底层是弱势群体，可是在底层内部，也有强与弱的分化。民粹性想象中底层的温馨与团结不过是一种虚构。

三、历史的边缘:极端理念与新型政府官员

199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又让人迷惑的时代。对过去的评价定位、对当下的审视把握、对未来的展望选择，全都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用《栖凤楼》的表述，就是:“也许，现在整体上，也是处在某一段大历史的边缘?所以有那么多人感到失落、困惑、焦虑!从老一辈，到最年轻的一代……”刘心武通过雍望辉、纪保安、副部长、林奇等人展现了1990年代人们不同的人生姿态和选择。虽然他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态度，但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作者的思想流向。

“历史的边缘”的肇因是复杂的。刘心武除了坚持他一贯的“文革与人性”思考视角外，还对“极端的理念”进行了剖析，认为20世纪中国人的“激情和奋斗，只是推进着极端的理念，而没能落实到富裕这脚下的土地，和使这土地上亿万人过上安康快乐的生活……”极端理念的危害不可说不巨。

对我们曾有很大影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保尔·柯察金式英雄，是极端理念的具体体现之一。作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面对苏联的解体，我们应当深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本身是否确实已包含着无法再支撑下去的消极因素?”而保尔·柯察金“那为理想献身的精神，那坚强的意志超绝的毅力……不消说都是非常值得当代中国青年钦佩和学习的!”可是这本书、这个形象是“有明显的缺点的……这本小说里，显示出对市场经济、个人利益、民间空间的偏激批判与排斥，比如保尔对他哥哥的那种否定与批判，我以为就并不恰当”。因此，没有必要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作教科书，而只能是当作参考书;保尔这个英雄形象也只能算是个精神上的正面参照物，而不能将其小说中的思想行为移到今天的中国进入操作……”

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保尔·柯察金式英雄的质疑，实际上是对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及带来的国际形势大变局做出的回应，是对我们在苏联模式影响下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曾经弘扬过的精神取向的反思，也是“中国将往何处去”这一集体焦虑的凝聚。虽然刘心武通过纪保安之口也提供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里，只有很短一段是‘全盘苏化’，并且那一段里也还并没有真的‘全盘’，60年代中国已经另辟蹊径……到80年代，更是自有特色!我就常跟我爸吵:紧张什么?我们早已不是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它解体是它的事!心里去跟它类比，没必要”。可是作者“并未被纪保安说服”，或许作者认为这样简单的将苏联与我们划分开来，虽然可以缓解焦虑，却回避了问题。可是作者又不想因为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保尔·柯察金式英雄的反思导致对中国革命历史及其贡献的否定，认为:虽然这样的革命走了弯路、有其弊病，但我们必须“尊重前辈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尊重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当年的选择确实“是为了一种普及于天下人的，瑰丽的理想”，“为了个人，为了小家庭，为了别的什么虽然正当美好的小目的，恐怕都是坚持不下来的!”“没有他们的奋斗，哪有今天中国人的基本尊严?”我们即使要否定“他们后来的很多作为，甚至要改变一种活法”，以致让他们伤心，也不能“否定他们的历史”。在否定与不能否定、否定什么与不能否定什么之间，刘心武只能“黏黏糊糊”，“貌似厚重，而其实含混不清”。这是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姿态，也是“历史的边缘”的必然结果。在表达的无物之阵中，知识分子要么沉默，要么言不及义，这是时代给他们的烙印。

极端理念的另一类型代表是“圣人”林奇。林奇对现实持整体批判态度，视世界为“堕落”与“背叛”，视自己为“执真理之旗、扛战斗之枪、唱神圣战歌、横扫俗世堕落颓风的英雄”。他以“‘众人皆浊我独清’的高大形象，被许多人奉为精神教父。”林奇不仅思想偏激锐利，行为也与常人不同，他的“食谱与他的思想一样诡异”:“并不实行素食，他也吃肉，然而他不吃一切陆地和空中的禽畜之肉，兼及不吃鸡蛋不喝牛奶以及所有含蛋乳的食物。可是他却吃鱼，而且在各种鱼中，一般人认为美味的海鱼和江鱼他却并不欣赏，他爱吃的是塘鱼，并且酷爱肉里有股土腥味儿的草鱼。至于素菜，他基本上只吃绿色的。像西红柿、胡萝卜什么的，他偶尔吃，却是当药吃，只是为了摄取必不可少的维生素与胡萝卜素而已。”他的特立独行使他广有崇拜者。

林奇的思想有一个逐渐的演变过程:“从郄·格瓦拉的崇拜者，发展到狂热的‘红卫兵’，又发展到立即消灭一切私有财产的乌托邦的实践者，再发展到现实的全面否定者，以及视俗世芸芸众生皆为‘臭鱼烂虾’的孤独的‘超人’式英雄。”由于林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他的做而不述，使站在不同的立场的人对林奇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和理解。崇格(崇拜格瓦拉)饭店的老板哈敬奇由于林奇与郄·格瓦拉的渊源以及林奇领导和实践过“共产主义公社”的生活而崇敬他，不仅称林奇为“郄爷”，还对林奇“‘保障供应’，并且步步到位、色色精细”，让作者不禁感叹，“由格瓦拉这个符号所构成的巨大价值，确确实实存在于林奇身上，并且在这个越来越迅猛地走向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化的中国现实里，起码在这一隅，焕发出诡奇特异的，带有既浪漫又古典色彩的光晕”。纪保安的父亲，一个老干部，对林奇“击节赞许，拍案称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是因为林奇对当前现实的全面否定与他“对开放态势下斑驳陆离香腐交织的社会景观产生出一种由忧心忡忡发展为厌弃抵触的情绪”正好产生共鸣。还有一些人不在乎林奇的主张和坚持，他们崇拜的仅是林奇反叛的姿态。

那么林奇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为“芸芸众生中尚可救药者创建一种超越现有宗教的新的神圣信仰”。在他的理想中，“世界应当是清洁的。一个澄明的蔚蓝色世界。每个真人都是健壮的、美丽的、睿智的、无私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私有财产。他们一起劳作，一起休息。不需要太多的产品。关键是那产品必须新鲜、朴素、洁净、有益。他们一起过着高尚的生活。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只有高雅的成分，容不得半点庸俗。他们不需要奇形怪状的高楼，只需要坚固实用的平房。不需要五彩斑斓的服饰，只需要遮耻御寒的衣衫;不需要汽车高速公路，只需要良马黄土通道。不需要电子视听文化，只需要经过精选的少数读本。尤其不需要电脑，而格外需要服从和遵守纪律的训练……当然，那也就意味着不需要无聊的纷争，而需要完美的领袖和至圣的箴言。”这领袖不是别人，就是林奇自己，因为“世人不仅普遍堕落，而且接踵背叛。真人在哪里?真人恪守信仰，决不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现在除了我，世上还有几个真人?”

刘心武对林奇显然并不赞同。他不理解林奇的某些做法，比如林奇对屈从和膜拜西方强势文化深恶痛绝，可又积极地申请去法国访学。他甚至怀疑林奇是在作秀:“他是真的要成为一个惊世骇俗的格瓦拉，还是只不过用‘作格瓦拉状’来达到惊世骇俗的效果?特别是在这90年代里。”即使不是做秀，林奇也与现实世俗人生的需要隔得太远。崇格饭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益滋补食疗火锅城”，哈敬奇“对林奇的尊敬有增无减，可是却变得无话可说”，因为林奇“是个好人、圣人，那没得说，可咱们俗人不能照他那个活法依葫芦画瓢啊!……他再来咱们一定还照菩萨那么供着，可他来了要是不满意，或是从此不来了，咱也没办法是不?”

同时，刘心武还不无谐谑地深挖林奇的灵魂，为林奇添加上荒谬和漫画式的效果。比如雍望辉因堵车约会迟到了五分钟，林奇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雍望辉怎么没来?怎么不来?怎么敢于不来?怎么可以不来?……林奇由此又一次感到被背叛!这堕落的人世，给他一次次背信弃义的刺激!……倘若他一朝大权在握，真有了生杀予夺的操作机会，他的头一批命令便是逮捕和处决背叛者!而那头一个该杀的，不是别人，便是雍望辉!”歇斯底里的语气、严厉夸张的措辞与事情本身的无足轻重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暴露了林奇圣人面具下苛刻、不近人情、唯我独尊的脸。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林奇的神圣宗教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虽然他们指向的目标并不一样，但它们都以假想的完美乌托邦、理想国为蓝图，否定世俗，对个体提出超越实际的道德和精神要求。被推向极端的理念相对于庸俗纷乱的现世来说确实崇高、美好、纯净，很有吸引力和号召力。但越是崇高、美好、纯净的东西越是虚幻与难以实现。而且我们还必须警惕实现“崇高、美好、纯净”的手段，必须符合人性和尊重每个人的个体选择。如果一厢情愿地强迫和压制，那么即使给予他人的是“崇高、美好、纯净”，也毫无意义。保尔、格瓦拉、林奇，作为个体，他们的人生选择值得尊重，但如果以为自己的选择最高级、最正确，并强迫他人接受，则是不可行的。

极端理念是一种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是极端的理念。因为极端理念，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得到的伤害也太多，多到人们甚至连理想也一同鄙弃了，走入了虚无主义。这也是刘心武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推出了新的理想主义者形象:新型政府官员。副部长就是这一形象的代表。

“这位副部长，他是真有理想，并且他的理想是很实际，很淳朴，也很美丽的……就像那地平线上越来越红得像玫瑰花瓣似的天光……”他的理想就是“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在组织社会生活中起到很突出的良性作用的大公务员”，实现“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来使民族致富，以及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使每个公民都有获取成功的机会，还有健全抑制暴富和救济穷人前提下的按劳分配机制”，“为了这个，经些个风吹浪打，就算最后乌纱帽压瘪了脑壳儿，也认了!”副部长不是“高大全”人物，他不会拒绝自己应该享受的待遇，他的大额捐款不是因为无私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也坦诚自己仍然会受到美色的诱惑，但他“最浓酽的兴趣，是在民族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充当一个大展聪明才智的好角色”，是使自己的“个人价值，在这样一种国家价值的推进中，得以体现!”因此，他必须“下定了决心，要以在修身齐家方面的无懈可击，以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绩实力，继续在政坛上步步迈进。”这是野心，也是雄心，“是多元的人生取向中的一种，并且是不可忽视的一种”。

刘心武有意识地消解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属性，赋予他们务实、开明、正面的形象。他让副部长提出了“文明共享论”，即“先进的科学技术、法制手段、管理经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都已经，或正在，或已趋向于，是人类的共享文明，有的虽看起来是西方人首先发展成型走在前面搞起来的，但因为其中其实也积淀着东方民族的经验与贡献，并且即使是西方独创，因为基本上适用于全人类，所以也就是属于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我们应该“坦然拿来为我所用”，促进生产发展，富裕民众生活，而不应该固执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将本应共享的文明拒之门外。作者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我们当前的历史进程定性和定位，认为以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来衡量，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大大地“偏离”;可是用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衡量，中国却稳定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内，所以不能说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还得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际上是在进行“制度创新”，“它既不走苏联那走了七十多年走不下去的路，更决不走西方那条路”。中国将“为人类开创出一种既不同于苏联模式，更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体制”。而这样的制度创新，正是在副部长这样的新型政府官员的推动下实现的。他们不再是极端理念的信奉者、实行者，而是现在和未来国家组织里的脊梁，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这个体制它是还有充足的组织能力的”。

作者为副部长的出场故意设置了一种抵触的氛围，但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分明感受到他正是在《栖凤楼》的熙熙攘攘、世相百态中，作者浓重推出的正面形象，是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到理想的闪光，看到以正压邪，看到正面形象，看到英雄人物”渴望的满足，也是对文学作品将官员总写成“一些比如说拒绝应享的待遇，因此竟英年累死的英雄;或仅仅写些包公式的清官，如何平反冤狱，解救平民，整倒了赃官……那一类的故事”的虚假性的否定。

搁置意识形态和终极理想之争，赋予中国政府官员以新的职能和新的阐释，以消解他们身上集聚的社会负面情绪，使他们与前辈革命者一样重新成为“历史中那巨大而坚实的核心部分”，成为“一个时代澎湃的主潮”，刘心武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可是如果我们转念想一想副部长与保尔、格瓦拉的人生选择到底有多少本质的区别，他们不也是在社会理想的推进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吗，他们的社会理想与副部长的社会理想差别究竟在哪里?我们不禁感到迷惑。或许刘心武也在迷惑，所以他对副部长的叙述总在肯定中流露出隐约的审慎。而他自己则通过雍望辉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生最大的悲苦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他却连真正的梦也未尝有过!也许，于他个人来说，首要的，倒是先有一个瑰丽坚实的梦!”保尔的梦、林奇的梦、副部长的梦与雍望辉的无梦，构成了强大的张力。对于理想和梦，情感上的需要与理智上的怀疑拒绝，正是1990年代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困惑。或许，这就是百年的革命迷宫在中国人灵魂上镌刻的深深印记。

对文学“向内”与“向外”的区分，对底层的虚构想象以及底层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新变，对极端理念的批判和新的政府官员的型塑，都是1990年代特定的文化问题。通过《栖凤楼》，刘心武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喧哗又迷惘的时代。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能比当年的刘心武看得更清楚吗?

［注 释］

①本文中的引用皆出自刘心武《栖凤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