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满星

一对文化托命人

●文 李满星

张季鸾与吴宓，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举足轻重的文化人。他们自幼才情互为伯仲，且有幸同承一师之脉，孱弱的躯体内，爆发出无比炽烈的入世之心。他们比肩并立，在“五四”运动前后一片“砸烂孔家店”的狂躁喊声中，理性冷静，时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邀请吴宓加盟主办该报副刊，不仅传播传统优秀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且介绍西方优秀文化，可谓“一代文化托命人”，为时人所推崇。

师出同门，孕育炽烈入世之心

张季鸾与吴宓，虽说一为塞外陕北榆林人，一为十三朝古都长安京畿之地西安泾阳人，但皆书香门第；他们少年时都曾经历孤苦，一失怙一失恃，但极为聪颖，均发蒙于当地硕儒，后不期而遇同师出同门，练就扎实的古文功底，且承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遗风。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后以字名，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父亲为官之地。其父品行清正，不取身外之财，在黑暗的官场自然无法立足。1901年初在山东宁阳知县任上病故，留下了寡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年仅十三岁的张季鸾，和寡母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安葬父亲于故土，家里仅余几只元宝。十七岁时，又接连身受母亲、妹妹及恩师离丧之苦痛，后来在其《归乡记》流露：“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

吴宓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小张季鸾六岁半。吴宓生父吴建寅，肄业于西北有名的味经书院，其时因经商长期寓居上海。其生母李氏，在吴宓出生的第二年（1895年），仅二十三岁时即病逝。吴宓对于生母的音容笑貌以及行事待人，毫无记忆，也无法想象，他后来引此为终身之恨。1897年，年仅三岁的吴宓，由其祖母作主过继给其叔父吴建常。这一变故，对吴宓刺激很大，加之自幼身体就比较弱，遂养成内向懦弱的个性，处事优柔寡断。

这两个很早就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少年，在幼年时都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好在他们分别有明大义、懂大理的母亲和祖母，先后进入西北最开放的同一所学堂，对其一生品行及学业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少年张炽章失怙成为孤儿，心中悲伤自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他虽然口吃，读书略有困难，但刻苦用功，加之非常聪敏，故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当地人誉其为文曲星下凡。吴宓稍长就被送去在三原县城发蒙，他祖母杨老太，干脆移居三原伴孙儿读书。小小的吴宓，见惯了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前房子女与后房子女之间是是非非，恰如《红楼梦》贾府般，故读到《石头记》时，怦然心动，自以为就是《红楼梦》中人，渐渐形成其敏感多情、好冲动的性格。

在清末，三原县为陕、甘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关学”大儒刘古愚担任宏道书院主讲和院长，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并入，使其发展成为西北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以至于陕西乡试定期在三原举办，陕西学政亦驻扎于此。1902年秋，已经十五岁的榆林少年张炽章，在父亲好友陈兆璜的资助下，从榆林南下关中，前往礼泉，去烟霞草堂就学。刘古愚，可谓张炽章人生的贵人。在这里，张炽章学习仅仅一年有余，即练就扎实的古文功底，且承继了老先生刚正严直、激傲富贵的品行，更重要的，和经常前来看望恩师的于右任、李仪祉以及吴宓的姑丈陈涛等人在戊戌变法及后来在辛亥革命护国之役崭露头角的三秦精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05年，陕西选拔三十一位官费生留学日本，张炽章以优异成绩入选，成为本次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古语：德泽后世。又云：天道酬勤。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其父亲不以德行立身，没有交往延榆绥道陈兆璜这样义气为先、学养深厚、思想开明的古道热肠者，如果其寡母没有坚忍刚强的意志和远见卓识，如果他本人没有果敢的毅力和吃苦精神，从千里之外榆林赶到关中受教于关学大儒刘古愚，后受教于开风气之先的宏道高等学堂，张炽章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命运也许就和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个放羊娃一样了。

1906年底，年仅十三岁的吴宓就考入宏道高等学堂这所西北最高学府，其时，张季鸾已于一年前从此学校出国负笈东瀛留学，两人失之交臂。吴宓虽年辈晚，但他少年时读书的“宏道学堂”，则是刘古愚培植过的。且吴宓的生父、嗣父、姑丈、姨丈等人均曾就学于刘古愚。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他的姑丈叫陈涛，字伯澜，就是大儒刘古愚的弟子，为晚清维新变法派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时，陈涛随刘古愚立即成立“味经学会”，创办“时务斋”，印发康有为《强学会序》《桂学问答》，且被恩师派遣随同学十余人，专程去北京、上海会见康有为、梁启超，同这些维新志士多次聚谈，共议维新变法大业。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被陕西当局视为“康党”，即遭迫害，陈涛前往兰州谒见陕甘总督陶谟，极力为恩师辩解，刘古愚方幸免于难。陈著作有《审安斋诗集》，受到康有为赞赏，并亲为其作序。吴宓在宏道高等学堂求学时，不仅诗赋方面常得姑丈指点，久而深谙音律。1910年夏，十七岁的雨僧，改名为“宓”，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二格学生后，当年入学“游美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堂）。可以说，关学最后一个大儒刘古愚，继承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关学”的精神，后来贯穿于吴宓毕生学行之中。

留学海外，风云激荡立报业救国志

张季鸾、吴宓都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分裂、官场糜烂，眼见志士奔走呼号，他们留学海外，沐浴欧风美雨后，认为首要必须开启民智，对报业救国情有独钟。虽然他们留学海外所学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办报刊，以唤醒民众。

张季鸾东渡扶桑后，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刻苦学习，日文长进很快，随即入早稻田大学，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做了绝非浮泛的调查和研究。其日文水平也相当之高，在留日学生中名列前茅。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甚至有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不久，由同乡康心孚介绍，张季鸾谒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听从孙中山指示，张季鸾在功课之余，随着井勿幕为民主革命多方奔走。1906年深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 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1908年2月，张季鸾协助井勿幕、康心孚、张赞元等创办《夏声》杂志，组织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配合国内反清斗争，声援爱生运动，推动民主运动。他还沉下心身，考察日本教育，也发表过呼唤新式教育的论文。同时，他经常为于右任、邵力子在上海办的同盟会中部机关报《民吁日报》寄稿，思想激进，鼓吹革命。

张季鸾初识吴宓，是在1910年留日归来后。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为营救嗣父，不得不到上海找经商的亲父。吴宓在“自编年谱”里曾说其缘由。原来，其嗣父仲旗公，在甘肃任凉州都统。在与同僚一起逛花街柳巷时独得妓女们的亲媚，惹起同僚醋心齐燃，合伙设谋把他送进了班房。吴宓不得不奔走周旋解救。其时，张季鸾任《民立报》记者，吴宓姑丈陈涛寓居沪上和于右任来往密切，常来叙谈时，带着吴宓。在民立报馆，二十二岁的张季鸾，和小他六岁半的少年吴宓相识，颇留意这个小师弟嫩弱的肩膀上撑起形似炸弹的头颅，对其虽不成熟但炽热的言论很是欣赏。辛亥革命后，张季鸾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秘书，后则随孙中山、于右任离开总统府，辗转到北京办《民立报》，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期间，张季鸾自然常去清华园找吴宓，两人或结伴拜师访友，或对坐聊谈，张季鸾对这个小师弟多方关照。

虽说吴宓读清华是为留学做准备，但他本人一开始对留学并不热衷。等到他终于横渡太平洋后到美国，游历一番后，则幡然悔悟自责：“以为文学可以自己研究，不必到美国学之。此种见解，过后方知其误，而竟未走入邪路，实为极幸。”至于赴美国究竟学什么，一腔热血的吴宓，眼见辛亥革命之后，京城依然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于右任、张季鸾等志士毅然追随孙中山办报开启民智，则首先想到的是学新闻。且说1913年发生了宋教仁案后，在京读书的吴宓，耳闻目睹同门师叔辈的张季鸾挺身而出，在北京《民立报》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派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后来，他还经历张季鸾撰文在上海《民立报》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掀起倒袁浪潮，并成为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故此，吴宓一心想学新闻。此专业意向，遭到其经营生意的亲父不理解，甚至反对。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吴宓，性格比较懦弱，故郁闷之极。他后来还产生“实业救国”的理想，想学“路矿”等“实学”。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书此语，余手几僵。”可以看出，吴宓初入社会，虽然有着年轻人远大的抱负，心里却充满了骨感现实和丰满理想之间的冲突。他在赴美留学前所选择的专业是报业，张季鸾对其影响颇深。

“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查封，孙中山避居日本，张季鸾继续留在上海办报，宣传民主革命。就在此民主革命低潮的1917年，吴宓留学到了美国，毅然选择学新闻报业。然而他发现，美国的报业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与其想象中的报业秉持公正、引导公众的理想相去甚远。但吴宓依然没有放弃对报业的痴情，满腔热情参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的国防会中，并成为国防会机关刊物《民心》周刊驻美编辑部的编辑长。吴宓“报业救国”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现实的落脚点。尽管同学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多次劝说其不要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办报刊上，应当多留一些时间去读书、著述。吴宓虽然认为这些劝导为体己之言，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自己办报刊的时间。他有自己的想法：“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却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明知《民心》报之无益，然宓特藉此以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宓但自尽心，不问其有效与否。宓之为此，并非为国，只图自身之宽慰分毫耳。”

辗转颠沛，树立疗救国人志向

吴宓秉承“报业救国”的理想兴冲冲留学美国，又很不屑于学习美国报业商业化运营模式，心有矛盾。加之国内“二次革命”失败，他听闻张季鸾辗转上海寄人篱下办报聊以谋生，其“报业救国”的理想遂产生了一丝动摇，于是在1918年，吴宓改换专业，读西洋文学，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19年，吴宓又再次转入哈佛大学，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

就在这时，吴宓遇到自己一生的贵人、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白璧德一再称赞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影响吴宓一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读西国明贤之书，又与陈(寅恪)、梅(光迪)诸君追从请益，乃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

吴宓和张季鸾一样，为人交友激情四射，看人有自己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张季鸾继续留在上海办报，宣传民主革命。1918年，张季鸾流落在上海暂且办《中华新报》，但为民主革命鼓与呼之志向依然不改，和常来沪上一批闻人于右任、胡适等交往颇多。吴宓在哈佛与好友陈寅恪来往最多，顿有知己之感。吴宓给国内的一些朋友写信甚至说，要讲学问，从国外到国内，谁都比不过陈寅恪。后来，他成为陈寅恪先生一生的朋友。

其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吴宓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这些激进主义的选择忽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只会把古老民族带上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路。他甚至认为：“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数年的留学生涯并没有使他成为西方价值的膜拜者，而是向往“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渴望能够从“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着手，让中国摆脱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危机。有鉴于此识，吴宓立志回国办一个独立的杂志“以持正论，而辟邪说”。可见其依然怀有开启民智的志向。他甚至在回国之前做好计划：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每月必须先拿五十元捐作与同人办报刊的经费，以五十元买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其余奉亲养家，一切无益学业品德的交游享乐，一概弃绝，“宁使人讥宓为怪癖，为寡情，而绝不随俗沉浮”。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教书闲暇，吴宓常去上海，和苦熬主办《中华新报》的张季鸾常来往，畅谈时事，臧否人物。中国当时南北到处军阀混战，大学生受各种势力左右，也动不动冲出校园游行示威，吴宓真切感受到，中国缺少的不仅是政治秩序，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丧失。受张季鸾办报影响，吴宓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的工作，效法张季鸾选定一条“报业救国”之路。回国后次年，即1922年，吴宓就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一年后，1923年7月6日，吴宓写信给白璧德教授：“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且说这一时期，面对“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的新文化运动，理性冷静的吴宓，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并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几乎每一期《学衡》，都有吴宓的苦撑苦熬作记录，这和张季鸾所办的《中华新报》极其相似。吴宓给同人写信说：“下年应给中华(书局)津贴凡六百元，宓愿独力捐垫，倘诸公有顾念宓之处境艰难而志愿捐助者，则殊为感幸云云。”好在《学衡》杂志坚持到1933年，持续办了十一年之久，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冲突中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别成一派。而张季鸾所办之《中华新报》苦熬支撑，在1924年1月终因经济拮据停刊。

1924年初，张季鸾受于右任介绍，从上海北上北京，出任国民二军驻京特别代表，参与北京政变，并促成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北上时，张季鸾经常陪侍在孙中山左右，并担任陇海铁路帮办。孙中山去世后，张季鸾毅然辞去陇海铁路帮办的肥差，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干我的穷记者去！”毅然去了天津，1926年9月续办《大公报》并任主笔，坚持“四不”精神，声誉鹊起，进入一生的黄金时代。

也是在1924年，吴宓离开东南大学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一手经办整个筹备工作，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如果说，张季鸾留学日本归来后，投身报业开启民智，历尽坎坷，有英雄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悲凉气质；那么，吴宓留学美国归来，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承受八面来风而不改其志。他们在国难当头时，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敢于担当意识，为后来相互扶助，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奠定了坚实基础。

惺惺相惜，携手塑民魂为国家留生气

张季鸾续办《大公报》任主笔，“留将泪眼哭苍生”，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庄严地亮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旗帜，而且忠实地履行了这一承诺。他的时评，论事析理，能够时时处处出以公心，超越党派私利，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以“三骂”军阀脍炙人口，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痛骂搞独裁的蒋介石，把“笑傲王侯”的名士遗风发挥得淋漓尽致。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久的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1927年12月2日，就在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这些“三骂”军阀的政论文章，令吴宓对看似孱弱的师叔辈张季鸾刮目相看。

且说在1927年秋，在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南北即将统一的时刻，张季鸾在京与吴宓茶叙，邀请其帮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吴宓自1922年所办《学衡》上刊登的文章，张季鸾可以说一期不落地阅读过。他特别看重吴宓无论再艰难都坚持下来的韧性，对其坚持“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的编辑方针，以世界眼光通过中西比较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特别赞赏。

文弱却韧性极强的吴宓痛快地答应了张季鸾的邀请。吴宓自幼饱读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了然于胸，又在哈佛静穆古典、崇尚传统的氛围中阅读大量西方经典。在他的心胸中，东西方两种文化经过激烈的冲击震荡，交融整合成一条大河，日夜奔流。这个夫子，想将疗救国人道德下滑、深陷劣根性的良方，通过《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一平台，在满目疮痍的故国大地传播广布，重塑民魂，为国家留生气。

在首期《文学副刊》上，吴宓写了发刊词，表明编辑方针是“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兼容并包。在编辑过程中，确实表现了与《学衡》完全不同的开放性。其自然是以发表作品为主，不仅有旧体诗、文言文，还刊新诗和白话文，可以说兼容并包；还有新近文学事件以及最新出版的书籍、期刊介绍，显得琳琅满目。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宓通过推介纪念世界各国文化名人，特别是介绍中外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等，使读者心智大开。1930年7月，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逝世，吴宓特意撰写一文，论及柯南·道尔与中国小说界。在《通论》栏目中，他邀请了当时一些专家学者通力撰稿，贺麟、冯友兰、杨树达、吴其昌、郭斌和、蒋廷黻、陈寅恪、宗白华、王岷源等现代文化史上中西贯通的大家学者，都曾为之撰稿。他们所撰文章，直接来自第一手资料，阐释西学，推介国学，融会贯通，分析极为透彻精辟。其中，该栏目约有一半文章，为吴宓所撰写。他用比较的方法，通过考察世界文化思想史上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流派的形成以及代表作家的创作活动，来展示中外文学发展的渊源和联系，为正在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树立一个世界级参照系。《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期，吴宓以《支那客谈欧洲事》为题，介绍法国文人纪德的著作《欧洲之未来》一书。在此书中，纪德假借与中国人对话，揭示欧洲物质进步及功利文化的不断发展导致精神生活的衰竭，指出以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东方道德与智慧的合理性。在当时国人普遍面向西方寻找救世良药时，吴宓冷静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互有短长，只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才能与世界对话。

吴宓还大量刊登评介国内新作家和新作品的文章，肯定新文学的成就，指出了发展中的缺失。如评介施蛰存的《上元灯》、冯沅君的《春痕》、叶圣陶的《倪焕之》、凌叔华的《花之寺》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1933年，茅盾的《子夜》刚刚出版，吴宓就撰文介绍，对这篇书评，茅盾先生极为看重，五十年后在其回忆录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及此文。吴宓主持《文学副刊》历时六年，总共编辑了三百多万字，刊登的文章大约有一百多篇。张季鸾给叶恭绰写信说甚为佩服《文学副刊》。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1933年12月底，周游欧洲的吴宓，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学术以及行政事务繁杂，加上他认为其目的已经达到，就辞去了《文学副刊》主编。

张季鸾和吴宓，“为往圣继绝学”，携手传播传统优秀文化，介绍西方文明，寻觅疗救国人良方，堪为“一代文化托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