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莹 吕姝婧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语言学院，山东 青州 262500）

一、引言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仍在英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可否认，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在经济、科技和工业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与巨大进步。此时，一些学者开始对工业革命所带给英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大肆褒扬。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及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在撰写的《自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即 《英国史》）中不仅称赞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有修养的人民”，而且断言“进步将在英国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1］156。（笔者译）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进步”话语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的主导话语。然而，一些文学家自“进步”话语一出现就对其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如以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为代表的一些英国作家清楚地意识到：在所谓的“进步”的光环下其实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危机。怀着高度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感，他们在作品中对“进步”话语进行了质疑。因此，这些作家通常被认为是质疑“进步”话语传统的先行者。

和其他伟大著作一样，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自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广泛评论的焦点。学术界大多侧重于从美学、文艺学、建筑、艺术、人生观、共产主义社会观等角度剖析该作品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观角度更是学者们评判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切入点。例如，英国20世纪著名学者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就曾指出：一方面，莫里斯在这部小说中为人们呈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莫里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该小说无法被当做是“对未来社会的预言”。在科尔眼中，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观无疑是“不可救药地陈旧与迂腐的”［2］2。（笔者译）文化学大师雷蒙·威廉姆斯认为：《乌有乡消息》阻碍了莫里斯社会主义观的进步，因此这部小说不具有可行性［3］159。然而，笔者认为，我们在对该作品的价值进行评析时，应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考虑在内。事实上，《乌有乡消息》诞生之时正是“进步”话语与反“进步”话语呼声并存与对抗之时。莫里斯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质疑“进步”话语的作家行列，延续了英国小说家们对“进步”话语质疑的传统。

与其他质疑“进步”话语的小说相比，《乌有乡消息》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对梦境形式的运用和对威廉姆·格斯特这一特殊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梦境的形式为小说叙述者格斯特进入一个全新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并最终返回他所生活的19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开辟了通道。其次，格斯特这一名字暗示终究有一天小说叙述者要从梦境中醒来，重新面对19世纪末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客人”不同，小说叙述者抵达“地上乐园”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享受或者游山玩水，而在于探索与追寻。最终，格斯特作为“客人”行走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不断地揭示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乌有乡》对“进步”话语的质疑主要体现在莫里斯对新旧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差异的对比上。

二、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19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不少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作为一位极富洞察力的作家，威廉·莫里斯清楚地意识到：在“进步”面具的掩盖下，工业化已经打破了人与大自然间原本的和谐关系。首先，这时期的英国人认为大自然与人类是相分离的，甚至坚持大自然应该屈服于人类的意志，人类定能战胜大自然。在《乌有乡》中，莫里斯借克拉娜之口对人们这一错误认识进行了清晰的展现：“他们将所谓的‘自然’当作一种东西，而把人类当作另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会企图使‘自然’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在他们之外的东西。 ”［4］223其次，在莫里斯生活的年代，大批人为囤积物质财富而不择手段，不惜以残忍地破坏大自然为代价，正如哈蒙德在《乌有乡》中所叙述的那样：“接近十九世纪的末期，乡村差不多全部消灭了，除非它成了制造业区域的附属地带，或者本身变成了一种较小的制造业中心。人们听任房屋损坏倾颓；为了粗劣的木柴所能换到的几个先令，人们肆意砍树。建筑物变得难以形容地丑陋难看。”［4］89格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团体中的一些成员“为了表示他们没有闲着，就随时随地做一些破坏的事情；像砍伐树木，从而毁坏了河岸；疏浚河道（总在不需要疏浚的地方进行），而把挖出来的东西堆在田地上，使田地受到损害，等等”［4］246。

然而，格斯特在“乌托邦”社会中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刚刚踏入新世界，他便惊奇地发现：“那肥皂厂和它的吐着浓烟的烟囱不见了；机械厂不见了；制铅工厂不见了；西风再也不再由桑奈克罗弗特造船厂那边传来钉打锤击的声响了。”［4］9在反复与19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后，他清楚地感受到在那花园般的社会，大自然已经不再沦为人类的奴隶，人类深深地依恋并热爱着他们栖息的每一寸土地。人们悉心呵护大自然，“喜欢看见所有的东西都十分整齐清洁，井井有条，明朗轩敞”；“在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凡是不合理的，他们就要加以改变。 ”［4］91“乌托邦”社会中人们的出行方式极为环保，他们不会选择乘坐工业化的产物——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而是选择划船或者乘坐马车。当许多学者对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进步”与“文明”大肆称赞时，莫里斯却在《乌有乡》中启发读者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这恰恰有力地证实了他对“进步”话语的质疑与挑战。

《乌有乡》中所刻画的“乌托邦”社会的魅力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上，而且体现在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上。随着19世纪工业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每天无所事事，靠剥削无产阶级囤积大量财富，享受着奢侈生活；无产阶级起早贪黑，终日劳作，却仍旧无法摆脱贫困与饥饿的困扰。这时，即便是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疏远与隔离。只有在利益与金钱的驱动下人们才会主动与别人交流，否则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与外界隔离起来。一旦涉及利益的冲突，所谓的“友谊”就会瞬间分崩离析。工业化的进步非但没有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反而使原本的温情与爱消失殆尽，并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伪君子。哈蒙德曾对此现象进行了极为精辟的总结：“十九世纪的人是伪善者，他们表面上装得很仁慈，可是不断地在虐待那些他们胆敢虐待的人，把这些人无缘无故地送进监狱。”［4］54此外，性别歧视也充斥着这个所谓的“进步”社会。女性追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然而，莫里斯在《乌有乡》中却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与爱的理想社会。在那里，虚伪与狡诈不见了踪影，每个人都热情好客，善于沟通。格斯特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人的盛情款待，这甚至让一向生活在冷冰冰社会中的他一开始感到有些不自在。很快，他就发现热情好客、真诚待人其实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在新世界中，没有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工人和谐地在一起工作，手工作坊与其说是生产产品的场所，不如说是大家畅快交流之地。女性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爱情。例如，克拉娜在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爱迪克之后，提出了分手，但她的这项决定并没有受到他人的指责与非议，因为在当地人看来，女性同样拥有追寻幸福与寻找真爱的权利。通过对19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扭曲的人际关系与理想社会中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行比对，莫里斯成功地实现了对“进步”话语的质疑与挑战。

三、结语

《乌有乡》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延续了英国小说家质疑“进步”话语传统的伟大著作，并彰显了莫里斯深刻的人文关怀。直至今天，莫里斯的思想对我们飞速变革、发展的中国社会仍颇具启发意义。当享受着所谓的社会“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时，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对当下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所存在的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呢？毫无疑问，莫里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创作的《乌有乡》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1］Maline，JulianL.and James Berkley.Visionaries and Re alists，1789-1900［M］.New York：L.W.Singer Company，1967.

［2］Cole，G.D.H.William Morris as a Socialist［M］.London：William Morris Society，1960.

［3］Williams，Raymond.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M］.Harmondsworth：Penguin，1971.

［4］莫里斯.黄嘉德，译.乌有乡消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