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晖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从文学创作角度上讲，江苏给予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小说大省”。其实，江苏也是报告文学的重镇。自上世纪报告文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江苏报告文学创作形成良好的历史承传。近30年间，以凤章、徐志耕、杨守松、庞瑞垠、何建明和傅宁军等为代表的江苏籍作家笔耕不辍，致力于江苏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近年来，江苏报告文学又显示出新态势和新面貌。

一、现实关注

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于以知识者的立场，通过写实的方式直击当下现实、关注社会民生、反思文明发展。因此，这一文体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性和现场感。

作为江苏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傅宁军近年出版和发表了《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和《前沿:何厝纪事》等三部(篇)报告文学。大学生群体、文艺界名人、海峡两岸，成为傅宁军报告文学创作的三个主体描述对象。长篇报告文学《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是继作者创作《大学生“村官”》之后的又一部反映当代大学生与社会关系的作品。傅宁军重点表现的是大学生当“村官”，大学生“从军”等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生活。这一独特的表现视角凸显的是当代大学生在社会整体构成中的个性特征和精神特质，以及他们在军营大熔炉里“淬火”、“裂变”，历经挫折、失败、痛苦，最终成为将自身优势与现代军事素质相融合的现代军人的锤炼过程。傅宁军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历史感，描述的时间维度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描述的人物众多，且具有层次感和代表性，既有八十年代分配去部队、如今成长为集团军将领的“60 后”白吕、马成效等人，也有九十年代大学毕业应征入伍的王海涛、黄高峰、唐云珍等师团级军官，更有21世纪以来进入部队的国防生宋云华、覃文强、胡维轩、卫伟等。诸多大学生军官、大学生士官、大学生士兵组成了新时期直至新世纪中国新军人群体的壮阔群像。从老百姓到军队一员，从书生意气到英姿勃发，从浪漫自由到意志坚定，作品以诸多感人事例清晰地展示出当代大学生的“兵魂”塑造历程。作品更为内在的意蕴也许还在于，通过艺术展现大学生这一特殊知识群体的“淬火青春”，凸显一种凤凰涅槃式的人生重铸，一种中华崛起的坚韧精神和意志，一种伟大复兴的执著期待和追寻。

傅宁军的另一篇作品《前沿:何厝纪事》将描述的视域投向台湾海峡两岸，以小小的“何厝”将大陆与台湾、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位于厦门东南海滨、与台湾大小金门遥相呼应的何厝村，曾经是海防前沿，见证了海峡两岸多年的政治对峙和战火硝烟，特别是轰动全国的1958年8·23 炮击金门之战。作品通过何明全、陈菲菲、何亚猪、许冰莹、汤丽珠等厦门与金门两地人对过去的追忆，以及对今日和平生活的描述，将两岸由敌视到善待、由封锁到交流、由炮火变焰火的新旧变迁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出两岸同胞愈来愈紧密的交往，以及对于两岸实现统一的热切愿望。这篇作品以小见大，聚焦的是“何厝”这样一个海岛小村，表现的却是民族统一、中华复兴的大命题。

在关注现实的作品中裔兆宏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和《国家情怀——援疆“霍城模式”启示录》是其中的突出之作。《美丽中国样本》以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沿线省份对水污染治污采取各种有力举措，确保水质达标，输送合格水源北上为描述对象，诠释其作为“美丽中国样本”的意义。作品具有记者型报告文学的特点，即敏锐触及现实焦点和热点问题。譬如作品开篇就在“引子”中描述北京等地在2013年初遭遇的严重雾霾天气，直指环境形势的严峻。然后，笔锋一转，写到北京水资源匮乏，继而为引出作品所要描述的主要对象做出铺垫——“在这个春天里，当我们在为北京水资源揪心之时，许多人却在为南水北调工程而辛劳地忙碌着。”

作为比较典型的全景式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视野宽阔，气势恢宏，涉及的地域、事件和人物众多，丰富的数据一方面凸显作者调查采访之深入，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作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在作者饱含激情且流畅自如的叙述中，以“一江清水北上”为代表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人文之美，成为构建“美丽中国”的典范和方向。《国家情怀——援疆“霍城模式”启示录》以江苏无锡对口支援新疆霍城县为描述重点，勾画出“十年援疆十载情”的壮丽画卷，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支援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促进其发展，以求共同富裕、实现小康社会之宗旨。此即是“国家情怀”。作品重点表现江苏干部援疆的“霍城模式”，项雪龙、张叶飞、王进健、唐仲贤、张士怀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援疆干部的先进理念、超前的思维方式，给霍城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这种思想方式的改变，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是灵魂性的改变!这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这也给霍城人创新求变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在富于激情的叙述中，作者详尽描述昔日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等方面发生的巨变，从多个维度确证“霍城模式”的成功。

《创者赢》是一部有意思的作品。它关注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现实。这部由徐宁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并非一个作家的个人之作，而是由傅宁军、鲁敏、李风宇、章红、育邦、李凤群、黄慧英、赵锐、娜彧等23 名江苏知名作家描述了23 名在南京创业的企业家事迹的集体创作。这部副标题名为“来自魅力南京的23 个创业传奇”的著述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开头均有“名家寄语创业”一栏，由著名作家麦家、苏童、叶兆言、刘醒龙、范小青、黄蓓佳、周梅森和储福金等亲笔撰写或人生感悟或城市推介式的“创业寄语”。这23 篇作品虽然短小精悍，但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作品所描述的对象大多为成功的“海归”或自主创业人士，诸如逯利军、黄浩、徐静、陈俊、毛文凤、朱祥云、何宏昌、孙荣久、梁超、李祥等等。他们来自IT、电子信息、文化创意、通讯制造等行业，在南京创业与成长。作品通过不同角度表现了这些创业者的追梦过程，写出了他们在这一过程当中的苦乐酸甜，凸显的是“创者赢”的主题，展现的是新一代企业家们的南京梦、中国梦和世界梦。“今天，陈姚建平先生根植中国，是科技创业的领军人物;明天，他或许就是我们南京的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或乔布斯。”满震在《用梦想改变世界》一文的结尾所写的这句话恰好印证了这一主题。而这部作品更具深意的也许还在于，它以生动的事实说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固然是南京的标志性符号，但新世纪的南京更是适宜各种人才创业的热土，是创意之都、创业之都。正如范小青在其“寄语”中所说:“南京以人才高地著称，优秀创业人才汇聚南京，将创业文化带进了南京，共同努力塑造南京的城市精神和独特风貌，打造南京‘中国创业硅谷’的名片;同样，文学上的‘南京现象’也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南京的另一张名片，一张集聚文学人才的名片。”

与《创者赢》“名家写名家”不同的是，李新勇的《到江尾海头去》表现了一群平凡年轻人的追梦之旅。作品描述的是一群来自长江之头四川宜宾的大学生来到长江之尾的江苏启东创业的故事。这些在启东乡村担任教师等职业的年轻人经历过迷惘、困惑、孤独，最终成长起来，成为教学骨干，并在当地相亲、结婚、生子，成为扎根第二故乡的圆梦者。作品既写出了不同文化区域的冲突和交融，更写出了这群年轻人在启东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开拓、包容、创新的品质。“中国梦的描绘和实现，70 后承担起了极其重要的责任，而李新勇的这部书，就是一个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奋斗史。”［1］

二、地域书写

直击现实，以天下为己任，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在对现实的观照中，一些作家还特别致力于对南京、苏州等江苏地域重要经济和文化现象的再现，显示出浓郁的“江苏特色”。

谷代双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欲因之梦寥廓——高淳:“螃蟹文化”现象》以南京高淳地产螃蟹为对象，形象生动地表现高淳螃蟹产业由生产到流通、从各自为政到品牌树立的艰辛历程。作品对“螃蟹文化”的诠释可谓别出心裁，对人物的再现也生动传神:“农民县长”孔德华想方设法支持农民养蟹，以求共同富裕;蟹业“大亨”邢青松辞职“下海”创业养蟹，带领群众组成水产合作社，打造“固城湖螃蟹”航母;老村支书张福喜穷则思变、逼上梁山“粗陋”养蟹;水产局长陈贤明开创生态养蟹“高淳模式”;“草根英雄”汪桂伢探索螃蟹水草栽培;商务局长甘筹划成立“城里的圩乡”——全国最大的螃蟹专业市场;史团结首创《固城湖螃蟹之歌》和“黄金甲螃蟹”;李树飞开辟网销螃蟹的电商通道。而高淳“螃蟹文化”的最高境界，正是各级领导历经十二载举办的以生态、慢城、旅游为特色的高淳螃蟹节。它将小小的螃蟹升华为知性、理念、文化，成为“坚忍、顽强、团结、进取、科学、发展的精神象征。”

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为2014年12月13日中国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特别写作的报告文学。它以60 万言史上最长篇幅的文学纪实形式，全景展示了中国现代史上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场旷世国难，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学证言。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学纪实作品，在何建明撰写此书之前，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徐志耕为南京大屠杀50年祭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写于1997年的《南京浩劫》，以及姚辉云的《南京大屠杀·1937》和《世纪大审判》等几部作品。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形象而细致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历史事实。相比较而言，何建明的这部报告文学在体量、内涵和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更为全面深入。作品力求全方位还原历史和历史人物，追寻事件背后的要素并加以深刻的反思。其描述的广度和深度，可谓之“全景纪实”。这一方面是指作品对于事件过程的历时性描绘，从“杀戮前的大决战”到“大屠杀第一天”、“大屠杀第一周”，再到对于大屠杀罪犯的审判，形成一个从开端、发展、高潮直至结局的完整叙事链条，让读者十分清晰地了解事件状态的全过程。“全景纪实”还体现在对于大屠杀事实的呈现上。作品中不仅有国民党官兵和市民等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录、文字叙述，还加入了日军官兵等加害者在当时或战后的“阵中日记”、回忆录和其它文字材料。它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绝非中国人的“说谎”和“虚构”，而是一个确实、真切的历史存在。报告文学并非仅止于非虚构式的“纪实”，它还需要体现作家的思考，最终成为既具文献价值、又有思想价值的文学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中，反思无所不在。跨文体写作又使得作品的“全景纪实”和全方位反思得以落实和出彩。除却叙述和描写之外，大量渗入其间的是新闻报道、文告、日记、回忆录、法庭证词、书信、口述、碑文、诗歌等多种文体，它们集合在作家的写作主旨之下，结为一体。这种多文本聚合的作用在于共同说明、互相映照，极大地凸显了作品所要呈现的原生态事实。作品还将宏大历史书写与具体事件、人物的表现紧密结合。文中大量细节和场面描写、人物对话等，使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呼之欲出，使人在清晰地了解事件全貌的同时，也对作家着意“特写”的诸如拉贝、魏特琳、蒋介石、唐生智等人物印象深刻，真正体现出文学纪实的艺术魅力。

除南京外，近几年有关苏州的长篇文学纪实也日渐增多。何建明以《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我的天堂》和《江边中国》三部作品构成了其“苏南书写”的三部曲。《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以江苏无锡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为表现对象，《我的天堂》着力再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州的经济腾飞，《江边中国》聚焦的是苏州张家港市永联村和它的当家人——被誉为“中国最美基层干部”的村党委书记吴栋材。作品描述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带领全体村民披肝沥胆、攻坚克难、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事迹，并以国际视野和国家眼光看一个村庄和一个人的发展及其意义，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视野观照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变迁。

唐晓玲的《逐梦之城》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复兴为叙述主线，从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古城保护、生态等多个角度，生动记录了具有2500年建城历史的苏州之发展与变迁，以及一代又一代苏州人在这个“人间天堂”里寻梦与追梦的奋斗历程。“建设美丽苏州，宜居苏州，和谐苏州，幸福苏州，写好‘中国梦’的苏州篇章。”这既是作者对全书主旨的归纳，也是其叙述的着力点。此正如丁晓原所言:“《逐梦之城》既真实地反映了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和城市特质，又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个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的个人性体现在对中国梦主题的理解、对书写对象具体材料的取舍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的运用等方面。”［2］此外，作品还用较多篇幅描绘苏州古城“历久不变”的魅力所在。“保护古建筑就是保护我们心灵的故乡”，作者基于这样的理念，为我们展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平江历史街区、“姑苏第一街”的繁华胜景、“东方之门”的前世今生，以及“好住河堤上，长留一道春”的千百年姑苏生活图画。不仅如此，作者更是细致地梳理出古城“历久不变”原因，诸如好风水与科学规划，文化名流与贤臣能吏主政，精致温柔、有理有节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将柴米油盐变成风花雪月的高素质市民的存在等。这既是对历史古城的一种深入思考和挖掘，也是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提供新鲜经验。此与著名作家杨守松近期出版的《大美昆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美昆曲》是杨守松继《昆山之路》、《小康之路》和《昆曲之路》之后，描述“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重要作品。《大美昆曲》将昆山“第一宝”昆曲的历史与今天全景式地描述出来。由“经济昆山”到“文化昆山”，从“物质昆山”至“精神昆山”，作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昆山”形象。

《大美昆曲》的采访历时八年之久，作者遍访港澳台和中国内地，积累了百余万字的写作素材。作品由上篇《古与今》、中篇《人与戏》和下篇《缘与源》等三部分组成，广泛描述了发源于昆山的昆曲的历史流变、当代昆曲艺术大师和名家的卓越贡献，以及昆曲爱好者和研究者们的故事。从两岸四地、大江南北到美国欧洲，作品的叙述纵横恣肆、时空交错，语言充满韵味和激情，思考充满胆识和智慧。它写出了昆曲和昆曲人的“大美”——“昆曲的盛世，成就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堪与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并驾齐驱的戏剧的辉煌。”也道出了成就如此“大美”的艰难，甚至真切地表达了对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鲜明态度—— “昆曲命不该绝!尽管时代更迭，世事兴替，昆曲人却筚路褴褛，薪火相传，自强不息，为雅为文为艺术，苦苦坚守!”特别是作者有关“昆曲不是陈列品”、“昆曲不是三陪女”、“昆曲不是流行文化”等言论，切中要害、振聋发聩，显示出其推进昆曲可持续传承和发展的良苦用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报告文学不仅仅描写了昆曲前世今生的种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思考了我们民族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新问题，并从中探索民族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3］

如果说，《我欲因之梦寥廓》彰显了南京高淳地区特有的“螃蟹文化”，张文宝的长篇报告文学《水晶时代》则是对连云港地域“水晶经济”的形象再现。东海县以水晶闻名。但改革开放之前，水晶并没有给这里的农民带来财富和富裕，20世纪90年代初，东海县委领导人用水晶引导农民致富、开启农民的商品意识，将水晶产品推向市场，走向中国和世界。“《水晶时代》描写了整整一代东海农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诸多矛盾困难比较集中的特定历史时期，不满足于贫穷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追求思想开放、生活富足、精神幸福，而勇敢地向命运抗争、向社会抗争、向自然抗争，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终于开辟了一片光明灿烂的新天地，阔步走上了奔向富强、实现梦想的康庄大道。”［4］

刘水的报告文学《湖天新月曜菱塘》将笔触指向江苏唯一少数民族乡——扬州高邮菱塘回族乡，以此来表现民族文化融合的主旨。作品由“风云篇”、“风物篇”、“风情篇”、“风雅篇”、“风采篇”、“风流篇”等六个部分组成，充分展示菱塘回族乡的历史变迁、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文化教育、乡镇建设、经济成果和对外交流，尽显其民族之乡、电缆之乡、宜居之乡和幸福之乡的特色与魅力。圭襄、冯兴振、叶炜合作的《大风起兮——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徐州传奇》全面表现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重大事件和重点人物，讴歌徐州人民奋勇争先的勇气和气概。

三、人生再现

关注人生、关怀生命，是江苏报告文学的重要品质。它深刻表现出江苏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取向和价值判断。这其中既有对普通人生活的聚焦，也有对文化名人人生轨迹的描述。

董晨鹏的《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是关注底层群体报告文学中比较独特的一部作品。这部书的副题为“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它以一个企业工会主席对属下一线职工每周一次的家访为线索，真实再现了35 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些家庭成员大多是拿着这个城市最低工资的底层员工。他们是保洁员、保安员、收费员、食堂厨师、电梯工、司机、机动队员，他们或是这个城市的贫民，或是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或是来往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务工者，总之，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弱势、百姓。作品以朴实的话语记录这群凡人日常生活的苦辣酸甜，还有他们“如草木一般衰荣的悲欢离合的情感”和“难以泯灭的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念”。作者视他们为“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其观察和写作的视角显然不是带着精英优越感的居高临下式道德俯视，而是站在这些草根阶层的立场上，体现出比较深刻的底层关注和人文关怀。他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小人物”，但他所着力凸显的并不是“小人物”们的不幸和悲哀、粗俗与猥琐，而是其热爱生命、自强不息、敬业乐业、保持精神自尊与高贵、积小善成大德的人生情怀和思想境界。这部作品的“独特”还表现在书写者“四位一体”角色及其所获得的特别意义上。作者身兼叙述人、采访者、单位领导和作家四重身份，这与偏重于客观叙述和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及偏重于主观叙述的散文作者均有不同。作者的“家访”其实正是以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零距离”地观照、描述和思考被采访对象，又可使之得到最为充分的“自然呈现”。这样即可凸显作品的表现对象和作家书写的原生态，又可使文本具有特殊的亲切感、现场感和真实性，是对非虚构性的生动诠释和成功坚守。在文中，作者还十分自然地加入了对于镇江地理、历史、民俗和食俗的描述。这既能保持叙述的张弛有度，也为其文献价值的实现加分，为目前的报告文学写作提供别一种路径和空间。

裔兆宏的《淮河赤子情》为我们展现的是河南某地方报社摄影记者霍岱珊用镜头揭开淮河沿岸污染真相的故事。作品表现的不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孤胆英雄，而是一位满怀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公民，一位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

“‘淮河卫士’霍岱珊，从颇具悲情色彩的独行侠，发展到拯救淮河的上千人志愿者队伍;从一家人的拯救行动，发展到系统化的监测网络;从‘对抗式’的揭露污染真相，发展到企业自觉接受监督的‘莲花模式’;从少数人的行动，发展到公众的深度参与拯救母亲河行动;从单纯的揭露污染真相，发展到帮助村民摆脱饮水困境……”

作品写出了生态环保意识由个体自觉走向全民自觉的艰辛历程。

朝煜的《面对大海的诉说》写的是“小岛卫士”王继才夫妇守卫苏北灌云县临近日本的孤岛——“开山岛”的事迹。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20年如一日，恪尽职守，甘于清贫，遭遇种种磨难，抵御种种诱惑，但为国守岛，便“觉得非常值。”作品通过诸多生活化语言和生动细节的描绘，形象地传达出“小岛卫士”的爱国情怀、诚信品质和坚韧意志，还有以岛为家、乐在其中的生活态度。

周国忠所作《弟弟最后的日子》可以用三个字概括，一是真——表达了生命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不仅写出“弟弟”罹患绝症的残酷之真，更写出了“弟弟”面对死亡的态度之真，还写出了家庭手足的亲情之真。这部作品因其“真”而见其“诚”。是真实的写作，更是真诚的写作。这样一种“真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也是对当下文学中存在的虚情假意、虚伪造作写作的有力反拨。二是宽——这部作品具有宽阔的阐释空间，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学、哲学、医学、宗教、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维度对其进行阐释。书中兄弟二人谈及信仰、终极关怀、人生意义、做人原则、处事态度等直指当下现实问题，尖锐而深刻。三是慢——这部书需要我们用一种非常安静的心来品味。这也是对目前浮躁文风的反驳。作品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被一些评论认为“是一部用诗性语言诠释生命意义的令人深思的书，是一部用散文书写的精神史诗，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泣血佳作和生命大书。”［5］

纪萍的《女检察官手记 Ⅲ》聚焦的对象为一群特殊的女性。此书所有篇章均取材于真实女性犯罪及与女性有关的案例，涉及到爱情婚姻、财富贫困、家庭暴力、吸毒等等当下种种社会热点问题。

《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是傅宁军书写江苏宜兴籍大画家徐悲鸿先生的长篇纪实。这部作品对徐悲鸿的一生做出详尽描述，在生动叙述其卓越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描述了他在转折时期所做出的努力和所遭遇的困惑，还有他曲折丰富的情感历程。“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严守非虚构规范，力求还原真相，是作者的写作追求。最终将一个“跋涉于画坛艺海，纠葛于缠绵情爱，献身于民族国家”的伟大艺术家和教育家的真实形象再现出来。傅宁军还在其所撰《完全李敖》和《李敖:我的人生不可复制》的基础上，出版了有关台湾名人李敖的最新修订增补版本——《李敖大传》。作者将一个多面的、真实的李敖形象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其独特的个性和家庭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

马越的《难忘初心——星云与扬州》主要表现的是一个人——蜚声海内外的星云大师，与一座城——扬州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其创作谈中写到:

“十二岁出家的扬州和尚，二十三岁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南下到台湾岛，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尽管挨过饿，坐过黑牢，却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创新开拓的精神以及博采众长的学识，用了半生的时间，在当时偏僻落后的台湾宜兰创建了闻名世界的佛教圣地——佛光山，他不仅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创建了学校、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更走出台湾本土，先后在美国、澳洲等地创办大学，以‘人间佛教’的思想开创了现代佛教的新篇章。年逾古稀后，他回归故土，参与佛事活动、建设图书馆、开办文化讲坛，反哺家乡的父老乡亲。”［6］

作品在描述星云大师曲折人生轨迹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其人格风范的敬佩，对其难舍故土情怀的褒扬。

军旅老作家徐志耕的新作《归来》，描述的是牺牲在台湾的红色特工、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高级情报员戴龙的英雄传奇，以及在儿孙们的寻找之下，烈士忠骨历尽曲折终回故里的经历。作品充满深情，写出了隐秘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之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纵然是消逝了，伟大的仍然伟大。纵然是凋谢了，光荣的仍然是光荣。”作品揭示出包括戴龙在内所有忠诚卫士的崇敬精神与不朽价值。

现实关注、地域书写和人生再现，无疑是近年江苏报告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三个维度，它充分显示出这一文体在江苏的活力与魅力，是江苏报告文学作家“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行动体现。这样的三个维度，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应当努力追寻的方向。唯有如此，报告文学方能在融媒体时代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出绚烂的华彩。

［1］朱一卉.无畏青春的文化书写［N］.姑苏晚报，2014－03－30.

［2］丁晓原.城市与梦的深度叙事——读唐晓玲《逐梦之城》［N］.文艺报，2014－06－04.

［3］张 陵.迎接昆曲的大美时代——读杨守松《大美昆曲》［N］.文汇读书周报，2014－05－23.

［4］何建明.水晶时代映射的光芒［N］.连云港日报，2013－12－19.

［5］秀 芹.无锡举行周国忠《弟弟最后的日子》研讨会［N］.中华读书报，2013－10－23.

［6］马 越.追寻名城之灯——我写《难忘初心——星云与扬州》［N］.扬州晚报，2013－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