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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城三部曲》之“方性”人格研究

2015-03-20王显星

武夷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关键词:美学价值人格

王显星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瓦城三部曲》之“方性”人格研究

王显星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当代作家鬼子在其知名中篇集子《瓦城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与现实的抗争中显示出的是一种“一根筋”式、坚持到底的人格特点,未表现出半点与现实“屈服或和解”的倾向。这种人性特点,简言概括之,就是一种“方性”人格特点,不曲折、够坚韧,颠覆了生命对现实生活的迎合性态势,植根于生命意志的本能冲动。拥有这些“方性”人格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在追求“是与非”的碰撞中遭受的多是毁灭性的摧毁,这体现了这些小人物力量的弱小和自身的不可存在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可存在性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的动力,求新求变的作用力,以及起到对人性进行追问与反思的作用。

关键词:《瓦城三部曲》;“方性”人格;美学价值

广西“三剑客”之一的鬼子,由于其地域、民族身份的特殊,更重要的是,写作的独特性,业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从民族身份、悲悯叙事,及对现实的深度认识等这些大的方面而言,这些研究奠定了鬼子小说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对鬼子小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即以鬼子小说中主人公典型的“方性”人格这一小切口为出发点,发掘其来源及与现实碰撞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进而归纳探究“方性”人格写作的美学价值。

一、“方性”人格的基点:生命意志的本能冲动

综观鬼子《瓦城三部曲》的写作,三部中篇中的主人公寒露、李四、晓雷在与现实的碰撞中都表现出一种一致性的人格特点,如寒露对父亲的矢志寻找,李四对父亲身份的不懈暗示,晓雷对社会不公正的坚持抗争,他们身上显现的是一种“一根筋”[1]式的执着,缺乏常人所谓灵活的变通与转换;质言之,就是一种“‘方性’人格”[2],抑或他们都是“扁形人物”[3]。那么,这种“方性”人格来源何处?有着怎样的发展表现?

从来源上来看,“方性”形成于生命对生活的第一反应,《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亲偷肉,父亲羞愧离家出走,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拉上我一块寻找父亲,中途母亲遭受精神打击自杀,留下我一直走在寻找父亲的未知之路上;《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城里的子女忘记了李四的生日,李四决然的进城寻找子女,之后又陷入对血亲关系的坚持和确认中;《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坚守着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对父亲为自己所设置的道路的叛逃,及之后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至死都表明,“方性”人格源自于主人公对现实的本能意志冲动,并将这种认知坚持到底,不动摇,不松懈,秉持的是生命的一种偏执逻辑,尽管在与现实的碰撞中遭受的是各种打击与蹂躏,如寒露上课打瞌睡、被马达诱奸怀孕、母亲自杀;李四老伴的死亡、自己父亲身份的丧失直至自杀;晓雷在煤矿被陷害死亡。虽然结局是悲惨的,然而这些人物对于自身主体性的强力张扬,以一种直面困难抗争的姿态生活,本质上反映了生命意志的坚韧性,一旦认定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哪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也至死不悔。体现出了生命对于现实生活的跨越性姿态。与此同时,一个个失败的结果表明了生命对于生活的“非和解事实”[2],始终以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共存着,这其中凸显的也就是“方性”人格的存在,贯穿于故事始末。在《瓦城三部曲》中“方性”人格已经可以看做是鬼子在塑造人物时提炼并有意遵守的规则或理式,这一规则或理式又是怎样被具体建构与凸显的呢?

虽然就鬼子的小说写作可以归入现实主义作家的阵营内,但又有其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绝非完全描摹生活原生态的“经验写作”,其中参与更多的则是鬼子自身的“智慧写作”,强调“经验的时代需要的就是理性的选择”[4],“他的资源主要来自他的眼光……他的思想深处……他的无穷想象力。”[1]鬼子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能力,实现对现实逻辑的超越而达到艺术逻辑的层面,培植了“方性”人格的写作及建构,用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件衔接而成,在这一次次的偶然事件接连推演中,“方性”人格逻辑也在不断建构与加强,直至遇到大于自身的社会阻力时,才导致拥有这些“方性”人格的主体遭到最终的打击与毁灭(但这种人格力量并未随之一起消失,反而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给人以震撼,诚如鬼子所说,“有些东西你必须使用偶然,否则你很难敲开读者的心灵......在人生的苦难里,偶然事件的发生也往往是最令人无常的,也是最最惊心动魄的。”[1]并且,从技巧角度来看,重叠反复结果的设置,也使得作品更具冲击力和穿透力,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进城找子女过生日未果的李四偶然与胡老汉相遇,之后胡老汉出车祸意外死去,李四用胡老汉的骨灰和自己的身份证想要教训一下子女却被子女阴差阳错的误认为父亲李四死去,随之的就是李四陷入对自己父亲身份的艰难确认中,在一次一次的暗示都遭到失败后,最终李四以自杀的方式宣告自己对自我身份的坚持执着,同样,在《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逃离学校到广州打工,因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失手打死采石场老板,为做人尊严不向日企老板下跪和拒绝重用,最后在为父亲讨取公道的过程中被陷害至死。一系列偶然事件中贯穿的则是必然的因子,从最初到最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方性”人格反抗到底及不曲折的特点,强化了生命意志的原始性品质。

总结归纳,“方性”人格作为鬼子小说中主人公身上主要的品质特点,也是推进小说一步步发展,走向高潮的肌质所在。从来源上来看,携带着生命意志本身的原始性与恒定性,这种原始性与恒定性奠定了鬼子开展斗争叙事的基石;从发展上来看,尖锐性和宁折不屈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具有一种一脉传承的特点,从源头到发展,“方性“人格逐渐上升为一种逻辑化、理式化、抽象化的概念。

二、苦难叙事:“方性”人格的艺术表现形式

“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都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的力量。苦难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是终极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5]P404鬼子也曾这样说过,“人只要有生命,就必然会有苦难”,“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苦难的根源”[4]体现出生命的受难本质,又基于文学即人学的理论命题,因此苦难一直是文学中具有恒久意义的一大主题。当然也被鬼子选择并做为持久关注的对象,鬼子在自己的文学果园中坚持对“当下苦难”的开垦,已取得丰硕的“果实”[1],鬼子选择“当下苦难”做为写作的对象,自然是鬼子阅读研究当代文坛之后的理性选择,然更为智慧的表现则是,鬼子别出心裁,将写作触角深入到人性层面,用执拗到底的“方性”人格的失败来展现人民苦难的生活、悲剧的发生。表面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在深层次上推演开来的的则是人性受难的本质,描写的是小人物的灵魂苦难。进而探究“方性”人格悲剧的成因,可以发现是使然和必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使然的角度来看,鬼子坦言,“我之所以选择叙述苦难,是因为我崇尚悲剧。我觉得最有力量的作品永远是悲剧。”[6]鬼子以一种平民的立场、体恤的情怀坚持写小人物的生活苦难、人生无常,与此同时,共同受难的则是人物深层的灵魂,生活的苦难表征出“方性”人格在与现实的抗争中一次次的挫败,从而达到鬼子“以穿越性的想象洞穿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苦难情境”[7]的写作目的。如寒露在寻找父亲的道路上如野草一般的生存状况;李四对于自己身份的一次次暗示,迎来的却是子女情感的麻木、无动于衷,结果均是失败,李四最终精神坍塌走向了毁灭之路;晓雷坚持正义的抗争最后被社会上的不公、贪婪、腐败等围剿陷害。另外,在《瓦城三部曲》中选择苦难的写作也与鬼子自身生存经历及感受有关,人生路途中“我痛彻地看到了变化无常的人生,感触到了生的恐惧和死的哀怜”,“小时候深深烙在脑海深处的一些有关生命的思考”[8]P428,表明“鬼子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这种忧患……是纯粹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与生俱来的平民化生存记忆。”[9]这些可以看做是鬼子进行苦难写作的潜在因素,赋予了鬼子观察社会的立场和角度。

其次从必然的角度来看,就要从最为直观的作品文本这个主体来分析,从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来分析,一如鬼子所说,“一个作家最好的自述,就是他的作品”[10],《瓦城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没有专门化的语言对其进行形象刻画,都是在亲历一件件事情中展现出人物的性格,像寒露、李四、李四儿女、晓雷、陈村等,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就是一种性格符号的代表,或坚韧不屈、或固执偏激、或麻木不仁、或抗争到底、或委曲求全,未出现错综复杂的综合现象,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方性”,往着或好或坏不同的极端发展。苦难叙事的展开就是得以“方性”人格与现实不断抗争的结果,相比所处的强大现实力量,拥有”方性”人格的小人物力量过于弱小,其“小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如野草一般生存或走向毁灭是他们的人生结果,《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寒露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之中遭到年岁大于自己的马达的诱奸、母亲的自杀、生活的困窘等种种不能承担的苦难现实,像野草一样活着;《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面对众子女对亲情的麻木不仁最终精神崩溃走向死亡;《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的正义被官商勾结、社会的不公不义等黑色力量所打败,其中读者会感到疑问的是,李四如果按照文中“我”建议的方法去找回自己父亲的身份,可能故事的结局就会出现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圆满式。鬼子之所以不这样设置,体现了鬼子的残忍之处,也是鬼子对“方性”人格逻辑的精准把握,文本自身张力的完满追求,就是要将李四身上那股一根筋式的较真劲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直至走向灭亡,才能形成最深刻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而 “这个力量就在于它的结果”[4],“宁折不屈”为核心品质的“方性”人格力量是这些小人物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可贵之处。《瓦城三部曲》将当下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做最为极端的展露,相应的是对人性做最为本质的暴露与拷问。

苦难叙事的产生,是鬼子集经验写作和智慧写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者的主观动机与作品的自身要求的联合作用,最主要的是由于“方性”人格自身的特性,使得自己的命运暗藏隐忧。

三、“方性”人格的美学价值

鬼子对“方性”人格的执着写作可以看做是当代文学花园中开出的一朵极为炫目的奇葩,有着很强的特殊性和开创性,其本身独特的逻辑结构,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即通过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接触碰撞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灵魂苦难,以达到反思社会和探究人性的目的。

现实社会的纷繁复杂、苦难丛生,相应的也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多变,抑或两者是辩证互现的。“方性”人格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一样,锐利向前,直至遇到硬度大于自己的障碍时,但仍要直刺过去,宁折勿弯。鬼子就“方性”人格的写作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极端化的特点,具有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民间立场和精益求精的叙事艺术,“实现了对新写实主义和先锋实验文本各自局限的双重超越”[9],达到一种先锋和民间共享的话语方式,先锋这里指的是精神,民间指的是坚持的立场。为防止“自身叙事的贵族化倾向”,“偶然就是他实现这种叙事理想的的一个重要手段”[9],是鬼子智性写作的体现,偶然的设置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得故事悬念丛生,起伏跌宕,拓展了故事的叙述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鬼子坚守民间立场,悲悯情怀,叙述的是一种“阳光下的苦难”,用死亡及类似结果强化作品的悲剧意味,具有极强的先锋精神和批判意识,表达了“对生存意义的全面怀疑,对违背基本价值准则的、充满各种欲望的存在秩序的反感”[9],展现出鬼子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真正的勇气可嘉。《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以一个十来岁女孩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不幸讽刺了社会中父母对于家庭、子女责任与担当的缺失,作品开头直接点明,“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11]P1,故事中很多行为都让人感觉是 ‘吃错了药’之后的举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他那几个孩子聪明的很”、“基本上都是国家的干部”[11]P101,然而对于亲情的体悟却是那样的愚钝与麻木,最终将老父亲逼上死亡的道路,值得当代人进行反思自问;《被雨淋湿的河》中孤独的抗争者晓雷,犹如划破黑夜的一道闪电,有耀眼的过程,但最终还是不免被黑夜所湮没,晓雷最终被社会的恶势力所陷害。鬼子通过言说平民生活之苦,达到反思现代文明的之弊的目的,这些故事都具有直锥人心的力量,唤起更多人对亲情、良知、责任、担当、沟通、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视。而且,鬼子在作品中虽然言说着主人公的种种失败,表现出怀疑质问世人的尖锐性,但并未放弃对人类的爱、对世人的悲悯,即鬼子的“方性”人格写作“在刺向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从未忽略那些可怜又可悲的社会弱势群体”[7],如《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善良的李大爷对寒露的帮助,《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捡垃圾父子胡老汉和胡来城对李四的有情有义。

当然,鬼子的《瓦城三部曲》,不仅具有的是极高的社会价值,更高更深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于人性本质的探讨与反思,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意味。就具体实际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一个人的性格也不可能就只有一种单一的品质,而鬼子执着于写作人性的“方性”这一点,自有其对于人性的深刻看法或独特见解。生命在其本质上具有受难的一面,如寒露的生活悲剧,李四的精神悲剧,晓雷的生命悲剧,但他们在悲剧里都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抗争尽管没有结果但至少是有价值的”[12],作家鬼子就从 “‘人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存在’思考中看到了苦难深处的坚韧、执着的美好人性和不屈的野草般的生命力”[13],因此苦难成为了“方性”人格的试金石,人物的不断受难,印证的就是主人公对基于生命意志的优秀品质的不断张扬,对人本意义的追求,即“唯有藉着受难,我们再一度成为自己的中心,我们再回到自己。”[14]P174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时人性异化、个人主体性丧失的现状有着深刻的警醒和反思意义,表现出的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进一步而言,鬼子的“方性”写作将苦难集中在卑微的底层小人物身上,针对的是生存的最根本的问题,如寒露对父亲的寻找,对家庭结构完整的要求,对亲人的依靠;李四对自己血缘伦理身份的确认;晓雷对生活中正义的追求,对父亲基本权利的维护,这些都是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放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不失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与之对应,显现出“方性”人格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人格力量,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性、经典性的人性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哲理意味。

将鬼子的中篇集子《瓦城三部曲》选为对象,见其代表性和典型性,用“方性”人格这一独特的切口进入其中,见其新颖性和独特性,探究发现鬼子小说“别有一番洞天”的特色,围绕着“方性”人格,以“宁折不屈”为核心品质,逐步探究其来源、发展变化、主题写作、美学价值等,凸显出“方性”人格这一研究视角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鬼子,姜广平.鬼子:直面人民在当代的苦难[J].西湖,2007(9): 86_93.

[2]李志艳.苦难即常情:鬼子小说创作研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2):55_58.

[3]杨经建,鲁坚.“把故事还给读者,把叙述留给自己”:论鬼子小说的叙事性特质[J].民族文学研究,2008(1):146_150.

[4]胡慧群,鬼子.鬼子访谈[J].小说评论,2006(3):28_33.

[5]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的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6]鬼子,唐明星.鬼子的“鬼”话:对文学和中国当下文坛的一些个人见解[J].东方丛刊,2004(4):101_109.

[7]王迅.叙述阳光下的苦难:论鬼子的小说艺术[J].民族文学研究,2008(1):141_145.

[8]鬼子.艰难的行走[C].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9]洪治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J].南方文坛,1999(3):16_20.

[10]鬼子.自述[J].小说评论,2006(3):34.

[11]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12]冯敏.血性描写中的悲悯情怀:我看鬼子的小说[J].南方文坛,2001(6):29_30.

[13]潘文峰.人间苦乐情怀的担当与对时代困境的沉思:论东西和鬼子的创作精神[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1):95_98.

[14]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段继承,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朝霞)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_2109(2015)07_0039_05

收稿日期:2015_04_10

作者简介:王显星(1990_),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Research on the Tile City Trilogy of“Square”Personality

WANG Xianxing

(Schoo1 of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4)

Abstract:Contemporary writer Gui Zi shaped distinct characters one by one in his we11_known medium_1ength co11ection of the Tile City Trilogy.These characters show a kind of“one track_minded”type,persevere to the end of the persona1ity characteristic in the strugg1e with the rea1ity,don’t show any tendency of“yie1d or reconci1iation”with the rea1ity.This kind of human characteristic,in a word,is a kind of“square”persona1ity characteristic,not twist and tough enough,topp1es the tendency of rea1_1ife catering to rea1ity,roots in the instinct wi11 impu1se.These 1itt1e peop1e,with the“square”of the persona1ity,in the rea1ity 1ife,In the pursuit of"yes or no",suffered much in co11ision is devastating to destroy,and this ref1ects these 1itt1e peop1e’s weak power and their inexistence.However,it is the inexistence became the power of the deve1opment of our society,the Pursuit of new and change,as we11 as the inquiry and ref1ection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the Tile City Trilogy;“Square”Persona1ity;aesthetic va1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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