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4)

好客的经济社会意义
——以水族社会为例

蒙爱军

(贵州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4)

好客是人们在处理主客之间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主人对客人友好的态度、行为和方式,它有其产生的经济根源,与食物直接关联。就水族社会看，它是水族人对付生存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同时也表达了水族人对于交往的诉求。在水族社会中，好客在确立社会关系和连接社会情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意义，成为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行为准则。

好客； 水族； 生存机制；交往诉求；社会关系建构； 连接情感

由于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原因，少数民族常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社会就是封闭的，也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封闭性的文化。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在历史上都谈不上绝对地与世隔绝，少数民族内部以及少数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一直都是存在的。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它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特征，普遍存在于少数民族社会中，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于交往和开放的诉求。好客这一文化特征，在水族社会也得到充分体现。笔者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镇和荔波县的永康水族自治乡的一些村寨的调查中，深切感受到的水族人真诚、热情的好客。有人来到村寨，尽管与主人素不相识，只要打上一声招呼，主人就会热情款待。好客所蕴涵深刻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下面以水族社会为例，对水族人的好客文化社会经济意义进行讨论。

一

作为一种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好客是人们在处理主客之间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主人对客人友好的态度、行为和方式。好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主人提供好的食物来招待客人而表达出来。

好客这一普遍的文化事项并非凭空出现，它有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好客行为大多与食物直接关联，表现为主人献出丰盛的食物来招待客人上，有食物的分享之意。拿出最好食物款待人是对别人最大的敬意，也是最大的帮助。笔者在水族村寨调查时，经常遇到主人在招待客人吃饭时强行给客人添饭的情况。问其缘由，他们的解释是：“让客人吃饱是最重要的，怕客人太客气，不好意思吃得太多，就硬给客人添饭了。”当然，现在硬给客人添饭的情况不是很多了，即使有也只有表演和象征的意义，但它借好客而表达了食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除了强给客人添饭外，也有强拉客人吃饭的情况。

在传统的水族社会，狩猎也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打到猎物后，如果猎物较小(如山鸡、斑鸠、野兔等)，一般是请大家一起吃；如果打到大的猎物(如狗熊、野猪、山羊等 )，除了吃一顿外，还要分给全寨，每人一份，连过往的客人也不例外，即“隔山打鸟，见者有份”。此外，还要拿一部分送到关系较密切的亲戚家，如舅家。(而亲戚得到送来的东西后，也要设席回请他。)认为只有这样做，今后枪法更准，才会打到更多猎物。在以前的水族村寨，某户杀牛、杀猪，都要先请全寨子的人或邻近的亲戚朋友热热闹闹吃一餐。这种情形，史籍方志也有记载：“水家苗……宰牛、马致祭，分给亲用。”[1]在办理婚、丧、立房之类的大事时，如何招待客人往往是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大部分开销都是用在请亲戚朋友吃饭上。因此，水族人通常把婚、丧、建房这类大事都称为“办客”。在客人离开时，主人都要用芭蕉叶包糯米饭，其中还夹一块肉，要客人带回去。当问到包饭菜习俗的意义时，水族人是这样解释的：“包饭菜，主要是让客人把它带回去给家人吃，当然，如果客人有走远路，这些饭菜可作干粮在路上充饥。”

在水族社会的生计方式中，水族人看得极重的，除了粮食外，就是鱼了。《宋史?蛮夷传》所载的“亦种水田，采鱼”[2]也反映了这一点。水族人办丧事及过“端”节，要忌荤，但鱼却不在荤菜之列，人们可用鱼招待宾客。《黔南识略》就有“水苗，住三洞、久迁、鹅甫、巴容、徭庆、水婆、徭台七里……丧葬食鱼不食肉。”[1]的记载。笔者在水族村寨调查时，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当大家正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忽然离席而去，不一会就提来一条3斤左右的大活鱼，扔在地板上。鱼活蹦乱跳的，这时宴席上的欢乐气氛顿时高涨起来，主客不断用水话大声“秀一秀一”欢呼着。主人随即拿来菜刀菜板，当客人的面把鱼破了，剁成大块，添柴加火，将鱼块放在锅里，继续斟酒互饮，尽情欢乐。水家人每家的水塘里都养有几条大鱼，家里来了客人，临时去提来就行了。席间进活鱼是招待客人的一种最好的礼节。①

好客所蕴涵生存意义，与水族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水族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与其他农业社会一样，水族人自古以来就面临食物安全的巨大威胁。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即使在最顺利的状态之下，也永远免不了食料缺乏的危险，所以食料丰富乃是常态生活底首要条件。”[3]P25在杂交水稻引进之前，水族地区水稻的最高产量也只有150多公斤，青黄不接是一种常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80年代。粮食的低产状况，以及农作物生长对于气候、雨水的强烈地依赖，使得粮食生产表现出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食物储备能力也非常有限，水族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粮食短缺的威胁。②因此，水族人也像其他农民一样，处于“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4]P1面对巨大的生存威胁，水族人不得不把安全问题、风险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水族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个体小农户，在大规模的灾难面前，又显得无能为力，寻求社会的帮助就是对付生存安全的重要方式。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都可以从这种生存安全的角度来解释。剩余产品的分享、礼物的赠送、互惠的交易、无息的借贷、婚姻和亲戚义务、确定亲属团体规模的习俗、对于赠与者而不是积累者社会地位与声望的确认等等，都有生存保障的意义。[5]P1-53

好客习俗就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内容之一，它体现了一种互惠和交换，发挥着对生存资料进行配置的制度性功能。如前面谈到的，打到猎物分给大家，或杀牛、杀猪时先请全寨子的人或邻近的亲戚朋友吃一餐，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虽然有平均主义的意味，但就其生存意义看，它也是人们对付生存威胁而采取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为在传统水族社会，肉食储存手段不足，又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对肉食资源进行调节，请大家来吃就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用水族人自己的话说：“你请别人吃，下次别人请你吃，你就经常可以吃到肉了。”又如婚、丧、立房等活动中的“办客”，既有招待客人的内容，也有互惠和送礼的内容，因为单凭一家一户的财力难以对付大的自然灾害，也难以完成婚、丧、建房这类大事。通过好客形式的制度安排，亲戚朋友就可以通过借贷、送礼等方式给主人以资助，使他能顺利度过难关，把婚、丧、建房之类的事情做好。主人在得到帮助或收到礼品的时候都要把礼物记下来，准备将来偿还。在这个意义上，礼物有交换、借贷等方面的内容，即莫斯所说的礼物交换。③当然，从更广的意义上讲，以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也可以看着赠礼的形式，别人热情款待自己，就等于自己欠了别人的礼，总要想办法回请别人，以作回报，有交换和互惠的含义。人们到亲戚朋友家做客，或是参加某人的一次礼仪性活动，总得携带一份适当的礼物，而但凡收受了别人礼物的人，一般是要回赠的。

二

好客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也表达了水族人对于交往的诉求。这种交往的诉求也充分体现在水族丰富的节日文化上。就大的节日看，水族有端节、额节、卯节、苏宁喜节、春节、七月半等。水族节日的丰富还不在于节日的数量众多上，其特殊意义在于：每一个重大节日的时间都不是固定的。水族节日一般是以宗族血缘来划分的地域节日，按一定的空间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而分开过。④如端节在古代要分九批过，现在主要按七批来过。卯节又分四批，过节的日子并不固定在某月某日，具体时间都要依水书先生据水书来推算。水族“年节种类如此之多，批次如此之杂，择日如此讲究，这在中国56个民族中，以至世界民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6]P25正是水族的许多重大节日要按不同区域分批轮着过的，在时间上就为人们在重大节日中互相走动提供了可能。每逢一个地区过端节、卯节，该地区的人总是早早就准备好酒菜，热切地等待客人的到来；其他未轮到的地区，人们常携家带口到过节地区走亲戚、走朋友。这种较大规模的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使得水族人的好客文化显得格外突出。

水族的节日文化，不仅反映了本民族内部的交往，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每到水族的端节、卯节，周围的其他民族同样身着盛装，前往端坡、卯坡，观看水族赛马与对歌。敬霞节、苏宁喜节等均是水族传统的节日，但生活在水族聚居区的其他民族，如布依族、瑶族等，也常常把这些节日视作自己的节日。节日到来之时，他们也同样在节日期间杀猪杀鸡、饮酒宴客。

水语有一个词——“舅”，即与其他民族的人“打伙计”的意思。这与本民族内朋友之间的称呼有一定的区别，在水族内部，朋友之间一般以兄弟相称或根据亲戚的称谓来称呼。由于与布依族交往较多，布依族的“舅”居多，此外也有一些汉族和苗族的“舅”。伙计之间经常走动，一般一年至少要请“舅”来家里做几天的客，同时也到“舅”家玩几天。凡遇节日或家里的大事，不仅亲戚要来，“舅”也要来，大小事情都要互相走动、互相帮忙。这几年，水族人外出打工比较普遍，交了很多新的朋友，他们热情地邀请外面朋友到他们村子做客。每到水族的传统节日，大量其他民族朋友拥入水族村寨，每村每寨都是宾朋满座，非常热闹。

水族人对社会交往的重视，也体现在水族的典籍——水书中⑤。水书《丧葬卷》中的“困袜”条目就有反映了水族对于人际关系的亲疏关切。“困袜”为鬼名，是水语的音译，按意译有“荒路”、“路荒”等意思。水书先生认为，“困袜”能导致道路荒芜，使人们的亲密关系变得生疏，甚至反目。因此，水族人在择日的时候，很注意避开“困袜”日。在人们看来，如果用到“困袜”日辰安葬、求亲和接亲，主人和他的亲戚朋友关系会疏远，村寨之间的道路因没有人走动，会杂草丛生。[7]P293水族人注重社会交往，也体现在对口舌是非的避免上，认为口舌是非既影响了一个人的声誉，也是导致社会关系破坏的因素。《水书·丧葬卷》中有关安葬不慎会招来是非口舌的篇目，如“傍堂”就是招致口舌是非的鬼，用此日安葬可能会使后人遭受口舌是非等重大灾难。在《水书·丧葬卷》中，与口舌是非相关的篇目还有《头》、《孝显》、《也腊》、《沙朋》、《则头》等。[7]P295

三

“要得富，找门路”是水族人常说的一句话，它道出了水族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仅仅靠农业生产只能解决吃饱饭的问题，生活中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婚、丧、建房这类大事，没有钱是办不了的，在农业之外另找出路就是一种必然选择，⑥但这条路似乎并不太通畅。在前几年，水族人外出赚钱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由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的“门路”主要来自于族亲和姻亲和朋友关系，靠一个拉一个，经过很多年的时间逐渐把路子打开的。⑦现在水族人外出打工已经非常普遍，很多寨子几乎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机会虽然多了，但要在外面找到一个相对稳定而收入较高的工种也不容易，这同样也要求助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在外面打工的很多水族人也非常看重社会资源，他们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是很多的。笔者在2006年7月，曾访谈过一个在荔波县城开机三(用来拉客人的电动三轮车)水族小伙子，他是三都九阡镇水昔村的，他说本来他一天能工作12个小时的，但由于要应付很多的朋友关系，一天平均只能干8个小时。我问他，这样耽误时间会损失很多收入的，是不是少点应酬。他说，没有办法，虽然收入少了点，但朋友关系比钱更重要。有了朋友，将来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活干，挣到更多的钱。在很多水族人看来，好客能获得一种社会资源，它不仅促进了水族人和外部的联系，也给水族人创造了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在水族社会中，谁的朋友多就表明它的路子广，有本事，有面子；同时也表明了他为人好，慷慨大方，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个人的社会资源的重要表征。“不论是过节还是平常日子，水族人民都把有亲友或外人到家做客视为一种荣耀。”[8]P53某家办什么事情(婚丧等大事)，来的客人很多，这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永康某村的蒙达众⑧在外面做煤炭生意，2005年给他父亲立碑，来了很多客人，小车就有十几部，他还包了几部中型客车。客人中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还有还来了一些官员，加上村里的家族叔伯兄弟和附近村子的亲戚朋友，酒席摆了十几桌。村里很多人谈到他时，都很佩服，认为他很有本事，他能交到很多有脸面的朋友。也有人说他为人好，肯帮忙，帮过不少村里的人。很多人还认为，他能有今天的成就跟他善交朋友有关系。在水族传统社会，虽然有贬低富人的夷平机制，但被贬抑的大多是小气、吝啬的富人，而对于为人好、慷慨大方的富人，人们还是赞许的。在水族社会的话语体系中，穷(水语称为哎藿)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物质经济方面的极度匮乏，同时也是指没有门路，没有人帮，即没有社会资源。慷慨可以获得社会的好评，而小气则被人看不起，就是再穷也要借钱撑面子，招待好客人。有的人家尽管一贫如洗，但只要家中来了客人，连仅有的一只老母鸡也要杀了待客。

笔者在2005年7月路过九阡的水席村，见到潘大林用一把有缺了口子的镰刀在割草，很不好用，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市场买一把，他说买一把新的要花10几元，小孩要读书，钱很紧张，这把镰刀现在还能用就先用着吧。但就是在当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些重要的亲戚，他毫不犹豫地杀了一头大概有30来斤小猪，这头小猪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起码也值200多元钱。我曾就此事问过他，他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最困难的时候，到时候如果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只会叫天天不应。他说“我现在虽然穷，但到关键时候，我要借钱是能借到的，也找得到人帮忙。”他还举例子说，去年他儿子生了大病，要借钱给儿子看病，亲戚朋友知道后很快筹够了儿子住院看病的钱。很多水族人都这样，平时非常节俭，但在请客上却非常大方，不仅把原来积的一点钱用完了，哪怕欠很多债，也在所不惜。

我们虽然很难精确计算出水族人在维系社会关系方面的开支有多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有多大。但据初步的抽样和估算看，它大概占到总收入一半以上。粮食、蔬菜基本上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而现金收入，除了用于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性开销和油盐及其他日用品消费外，大多用在请客和送礼上。送礼的大小，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80年代，人们经济收入较低，用于人情客往的礼金约5元10元不等，很多人送的是粮食、酒、鸡鸭、布匹等实物；近年来人们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送礼的形式和数额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也有人送实物，但大多是送现金的，礼金数额从30元、50元到100元不等。其中，也有送几百元和上千元的，送大礼的主要是至亲。但不管是在哪个阶段，维持社会关系的消费和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之间，大致有一定的比例。当然，过多的用于社会性的消费或过多的礼物往来，也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由于亲戚之间的频繁走动，朋友之间的不断交往，繁多的节日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等大事，经常性的请客送礼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有时候，请客和礼物方面的开销甚至占到生活的大部分，人们的经济负担愈加沉重。针对这种过重的负担，以前水族有些地方也曾通过议榔的形式对一些礼钱进行限制。如清代道光年间，都匀外套的水族人就对婚姻中沉重的“外甥钱”和大量的“送亲人”进行了限制，并制订出乡规民约：“—议外甥饯只准—两二钱为定，无多出。并女出嫁只准送亲十二个，如多去者，罚银二两四钱入公。”尽管如此，水族人还是固守传统习俗，哪怕是借钱来送礼，也在所不惜。笔者访谈了很多水族村民，他们说，大部分生活开销都用在这些礼事活动上。比如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镇拉先村的潘海平说，他家一年的收入，扣除自己消费的粮食蔬菜，估计在3千元左右，但送出的礼大概有2千元多，但没有办法，因为以后自己也会遇到一些大事，需要别人送礼来支持。

四

人们努力维系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好客正是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水族人在对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尽量以义务帮忙的形式，避免纯粹的直接金钱关系。每到春耕秋收大忙季节，人们便通过轮流帮忙的形式确保春耕秋收的顺利完成。互助形式多为劳力互换，不计报酬，但主人家必须要备好饭菜招待前来帮忙的人。对于这种义务帮忙，很多水族人都这样谈到，他们说“帮忙是应该的，但我们更喜欢干完活后大家一起喝酒的快乐。”而在一些容易引起利益纠纷的事情上，如涉及经济财物上的交易，人们则尽量避免在家族成员、亲戚和朋友之间进行。即便是要进行交易，也采取与陌生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语言上非常友好、谦让，尽量让自己多吃点亏，主要是害怕在合作中因利益纠纷和意见不一致而破坏了人际关系。大多数水族农户在自己能够经营的范围内，还是尽量自己经营，而不愿意与他人合作经营，个体或家庭经营是主要的方式。即便是在市场性交换中，人们也避免采取纯粹的物质交换的形式，尽量以礼物交换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便是在进行物质财富的交换，其中也融入其他因素。如身份的表达、感情连接、尊重、地位、声望、荣誉等内容。⑨

蒙山骅为永康乡太吉人，比较喜欢交朋友，前几年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些建筑老板，成为朋友。2005年荔波县修建从永康乡到洞唐乡的公路，承建公路的老板转包了一段路给他。这段公路大概有2公里长，他计算了一下，也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把工程接下来了。他很快就把民工组织起来，有10来人。笔者曾到他的工地，发现民工都是他家里的人，他的两个弟弟，弟媳妇，舅子等，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请外地民工？他说，这个工程的利润很薄，找家里人来做主要是为赚工钱。他的帐目是透明的，由大家来记，最后赚多少钱，大家分。到最后，由于管理得当，扣除工钱、买炸药等费用后，确实赚了一些钱，大概有8千多元。蒙山骅主张把赚的钱均分，但其他人都不同意，认为工程是靠他的关系才弄到的，他也出了很多力，应该归他。最后，互相退让的结果是：蒙山骅拿一半，另一半大家分。这是很近的兄弟、亲戚之间进行的合作的个案，这种合作很容易引起利益纠纷，蒙山骅采取的是大家分钱的办法，从而避开了可能发生的纠纷。

当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异和观念差异，冲突在所难免。而好客常常充当着减少冲突的缓冲器，从而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和误解。2003年，在白岩村，笔者见到村中的蒙宏新与外面的生意人赵老板商谈订立一个林木砍伐方面的合作事宜，双方讨价还价互不相让，争得比较激烈，甚至发生了口角，最后是不欢而散。虽然此次合作已不可能，但蒙宏新还是非常热情地杀鸡，抓鱼，请赵老板吃饭。开始赵老板要走，不肯吃饭，蒙宏新说，“按水族人的习惯，生意归生意，朋友归朋友。”一定要请赵老板喝酒。当晚笔者也被邀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酒席上划拳猜酒，气氛非常和谐。第二天，赵老板走的时候，蒙宏新还送了赵老板一些土特产。赵老板很感激，说这次生意没有谈成，但以后有条件就寻找机会和蒙宏新合作。

在水族社会内部，解决冲突的方式也带有好客文化的色彩。如果发生纠纷，往往由德高望重者出面调停，把双方聚在一起吃饭饮酒，酒席上相互陪不是，消除误解，直到纠纷双方重归于好。有人犯了大的错误，其惩罚的形式，也采取赔酒的方式，如对于偷盗或破坏公共水源、公共山场和公共墓地者，依世代相袭习惯法，由族长组织全族向此人施压，除强迫他认错、归还原物、恢复原状或补偿损失外，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是，罚一定数量的酒、肉、米供大家吃。酒席上，人们还要对犯错误者进行斥责、批评和教育。

五

在水族村寨，如果某家来了重要的亲戚或朋友，族中叔伯、兄弟都要轮流宴请，客人不是一天到一家，而一天要走遍数家乃至十数家，如果时间允许，基本上要把寨子里的人家都走遍，这一习俗水族人叫“吃转转饭”。①如遇婚、丧、建房之类的大事，设酒席款待客人的工作，就由家族中叔伯、兄弟和主人共同分担，客人分别到各家入席就餐，水族称之为“挡客”，即承担接客的任务。在接待各方亲戚朋友时，舅家来的人得到较隆重的接待，一般要派人到村口等待，吃饭要安排在上席。水族还有一套饮酒的礼仪，待主客坐定，主人就给每人斟上一大碗酒，然后用筷子沾几滴酒洒于桌上，表示祭祀祖先。喝酒时主人总是带头饮酒，并极力劝客人多喝一些。一般喝酒的程序是：开始各人先喝三杯后，主人便开始敬酒。敬酒从老人敬起，在年龄相仿两人中，先敬辈份高的。敬了酒后就喝“交杯酒”。每—个人都用右手把自己的酒碗端起来，送给下邻的人；又用左手接住上邻递过来的碗，每只酒碗均由两人共同拿着，连成一个圆圈。准备好后，大家齐喊“秀”(水语“喝”、“干”的意思)，便同时把递过来的酒喝完。劝酒是酒席中的一项重要节目，敬酒者讲出很多理由以示敬意，使对方不得不接受这些理由而把酒饮下。

从水族人的“挡客”、敬酒和劝酒，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意义，也就是说，水族人的好客既是水族社会关系的展现，也是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其中，最基本的是主客之间的关系，主人可能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族或宗族；客人可以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戚，或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以是陌生人。由于水族社会中，宗族及宗族观念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9]对个人有很强的制约性，个人间的关系也往往需要宗族关系来加以确认。个人朋友来了，都要到家族中叔伯、兄弟的家里走一遍。婚、丧、建房活动中的“挡客”，也体现了主客关系的建构是以宗族体系为基础的，表明婚、丧、建房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和宗族的事。吴泽霖发表于1940年的《水家的妇女生活》一文就谈到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水家婚姻完全是一族内的大事，非但当事者的家中忙碌一番，凡同一村寨中的宗族，都来共同参加。”[10]P22-23酒席开始之前先敬祖宗，开席之后首先敬老人，以及劝酒的话语大多围绕家族、辈份、兄弟、亲戚之类的话题展开，这些都反映并强化了传统水族社会的宗族体系。而对舅家来的特殊接待，也反映了水族亲属关系的建构。可以说，好客在确立社会关系和表达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上发挥了其功能性的作用。

一定的社会关系还需要一定情感纽带来连接，而“设宴款待亲朋好友被认为是联络感情、加深亲情的重要方式。”[8]P53由此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形成的以情感为纽带而凝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其基本含义看，好客就有向客人表示尊敬之意，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用最好的酒敬客人，送给客人珍贵的礼物都是敬意表达，并由此而连接感情。前面讨论过的好客行为中的礼物，它虽然有交换和互惠的含义，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意义，它还有着比纯粹的物的交换更为丰富的意义,其中表达对受礼者尊重就是它的重要含义之一。水族人一般看望老人，为表达敬意，都要带上礼物，如果不带东西，就是不懂礼。礼物也是连接和表达感情的方式，在与朋友交往中，某人如果收到别人的礼物，一般都会有感激之情，认为人家尊重自己，看得起自己；为表达这种感激，他往往要通过还礼或其他方式来报答，正是在这种来来回回的相互感激之中，他们之间的感情连接不断加强。这种敬意也反映在水族人敬鬼神的活动上，水族人所敬的鬼神，除了鬼神和社区的保护神外，也要敬很多客神或陌生的鬼，这既是水族社会好客行为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以宗教巫术的形式来强化人们的好客行为，并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文化解释。陌生人或陌生的鬼神，都是令人畏惧的对象，因此要敬之。马林诺夫斯基就讲的“献祭底根本，乃在送礼的心理；送礼便是分享丰足的意思。”[3]P26正是以好客方式而进行的互动，人们营造一种快乐、美好的氛围，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环境，一种长期稳定、互相信任、给人以安全感的社会关系。借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好客习俗可以增强人们之间信任，在制度协调运行中充当着一种润滑剂，减少在相互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减低。

在当今学界，强互惠这一术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频频出现。强互惠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指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从正面讲，你待我好，我就待你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从反面讲，你对我恶，我就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致彼身，不惜耗费个人的成本以惩罚违规者。可以认为，好客也是强互惠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体现。它主要是从正面来讲的，其含义是，我原付出成本而不求报答，被为了报答你的付出，我愿付出更多的成本。这与一般意义上的互惠和交换是有区别的，就其目的而言，我对你好并不是为了回报，而回报者也并不仅仅是归还，更多的是一种亲社会的情感表达。既有功利性的内容，又有去功利化的利他色彩，并成为一种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伦理原则。笔者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对客人这么热情友好？你们出去人家未必会对你们这么好，很多人即便也可能也会对你们好客，但以后也很难有机会再碰上了。”有水族人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对客人热情友好是应该的，并不指望得到回报。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是好的，不然心理会不安的。”可见好客在他们的眼里，已成为一种义务和责任，一种善，一种美德，由“应该这么做”的价值信念来支撑。于是，好客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意义，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成为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行为准则，成为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的行为框架，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如今，好客已经成为水族文化的一种标识而为人们所认同，并逐渐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本，在水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水族地区有著名的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和国家级樟江风景区， 2007年，荔波茂兰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获得成功，荔波县的机场开通，荔波樟江风景区的旅游发展成为贵州省的重点项目。这给水族人参与现代旅游经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水族人也正努力把自己的文化资源作为利益博弈的手段，并积极进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运作。[11]其中，水族的好客文化不仅是水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亮点，也是整合诸如民间歌舞、水书习俗、节日活动等富有特色的水族传统文化的工具，它使水族的景区更有吸引力，拉近了游客与东道主之间距离，为水族的社会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注释：

①水族人居住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田间连接着大大小小的河沟，为鱼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其中，稻田养鱼是水族传统社会生产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养牛、养猪、养鸡等方式获肉食。但在传统水族社会，牛是稻作农业中的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一般是不宰杀的，除非有重大的祭祀活动。当然，养猪养鸡也是水族人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由于粮食一直以来都很紧张，因此很少用粮食养猪，猪的生长时间自然就很长，要一两年才能宰杀。养鸡虽然费工、费时不多，但以前鸡瘟非常流行，还有黄鼠狼、老鹰等天敌，养鸡也不能提供稳定的肉食。相对而言，在水族地区，最丰富、最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鱼。

②水族人除了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外，水族人还采取其他获取食物方式，如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稻田养鱼等，它们对水族人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水族地区，依托喀斯特森林及较丰富的水资源，多样化的食物获取方式成为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食物短缺的问题。但这些并不能根本解决水族人的生存问题。

③莫斯在他的著名人类学论著《礼物》一书中，认为传统社会的经济一般与社会关系很难分清。在这些社会中，礼物很多，送礼行为比比皆是。但是，送礼并不代表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代表人与人之间实行社会——经济交换的途径，而这种“交换”具有很大程度的“互惠”或“互助”的作用，(参见 [法]马塞尔·莫斯著：《礼物》，汲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这种轮流性的节日，可能和水族人历史上的迁徙有关系，但更有促进人们之间交往互动的含义。

⑤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还有记录水族语言的文字及水族文字写成的典籍，即“水书”。水书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的另一个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从目前掌握材料看，已认定出的水族文字有约1 400多个，不足以表意的部分，则用水语补充。水书中的文字主要有三类：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字，其中，象形字比重较大。在水族社会，能看懂水书，并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 “水书先生”。水书主要用于占卜、择吉、吉凶兆象及驱鬼避邪等方面；同时，在神秘形式下也包含一些从生产、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些思想，有指导水族农事和节日活动的水族历法。

⑥黄宗智提出“拐杖逻辑”的概念，他认为，农民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条是生计，另一条是提高平均利润。它们是并行不悖的。因为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这种利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提高他们抗风险的能力。事实上，农业民族从来都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这也与农业生产特有的漫长周期有关，在一年中往往有一半以上的农闲时间，富余劳动力在农业之外找出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在水族社会，农业生产迄今为止，还只是解决了人们基本的温饱生活，但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如结婚、建房、死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另外的收入。市场的冲击，人们对外来物品越来越依赖，更加剧了人们找钱的紧迫感。

⑦90年代中期，在水族的村寨开始有部分人外出打工，近几年外出打工已成为普遍现象。据笔者到水族村寨调查所见，现在各村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外出打工了，部分妇女也跟丈夫和兄弟外出(或做工，或帮助照顾丈夫或兄弟)，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小孩和部分妇女，老人和妇女就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据调查，外出务工的水族人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广西等省份，也有相当一部分去荔波、三都县城，他们中间有到工厂做工的，有到建筑工地做工的，有搞装修工程的，有蹬三轮车的，也有开铺面做小买卖的。

⑧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意愿，本文所用姓名皆为化名。

⑨费孝通(1948)在《乡土中国》也提到类似的情况，该书中讲到，隔壁邻舍大家远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就可以交换的吗？费孝通认为走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涉及其它关系，因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的行为。所以，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有时会刻意的分开，避免因经济的计算，而伤害到原来的交情。《乡土中国》讲的虽然是北方汉族，但在注重人情、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水族地区的情况也相似。(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1985年版。)金耀基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除了对人情、关系的网络做过一些讨论外，也对中国社会中，回避和解除关系的各种策略有所讨论，例如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倾向于离开家乡，到远方经商。这样保证了商业能够依据市场原则来进行，从而使商业行为免受关系的特殊主义压力的干扰。(参见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⑩它和纯粹的市场交换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在于送，而送出的礼物并不指望别人归还，如果期望受礼的人归还礼物，这就离开了礼物本来的意义。因此，礼物的流动还有着比纯粹的物的流动更为丰富的意义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通过礼物的符号象征而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意义。

[1][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清道光27年版[M]．

[2] 宋史[M].卷四百九十五，列传第二百五十四，蛮夷三·抚水州[M]．中华书局标点本．

[3][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1986．

[4][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5]Richard A.Posner ：A theory of primitive societ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w[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No.1,April).

[6]潘朝霖．荔波与水族社会[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版(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7]王品魁,潘朝霖．水书丧葬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

[8]罗春寒．从民间传说看水族的端节和卯节[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9]蒙爱军．水族宗族观念及其影响[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1).

[10]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A]．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11]马翀炜．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J]．民族研究，2001,(1)．

责任编辑：陈刚

EconomicandSocialSignificanceofHospitality:ACaseStudyoftheShuiSociety

MENG Aijun

Hospitality is a foundation of friendship, attitude and behavior between the host and guest, related to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In terms of the Shui people’s society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ir desire for intera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bonds and ethics, and serves as a norm and regulato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hospitality; Shui people; mechanism of survival; desire for interac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bonds

C91

A

1003-6644(2015)05-0039-09

2015-09-10

蒙爱军，男，水族，贵州荔波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