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

2015-03-20王红生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武陵学刊 2015年6期

王红生（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2.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

王红生1，2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2.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摘要：研究语言学的一切问题都是围绕语言这个对象进行的。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论断，是建立在对语言这个对象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的，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表现出社会和心理这两种属性在语言上的和谐统一。索绪尔的这个论断决非有人认为的“唯心主义”，而将语言置于心理学领域，这是西方语言学的重要思潮，我国学者需正确看待这种思潮，这对语言研究和汉语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

关键词：语言；言语；社会心理；集体意识；唯心主义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下文简称《教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种观点受到语言学者的广泛质疑，以为索绪尔犯了“唯心主义”错误。如何认识索绪尔这种观点？本文试图还原索绪尔这一理论观点的本来面貌，以求能正确理解这一重要思想。

一、语言现象的两个平面

研究语言学的一切问题都是围绕语言这个对象进行的。可是，语言这个对象并非预定，索绪尔是从言语活动中抽绎出语言这个对象的。言语活动俗称“说话”，这是个复杂过程，它至少要有两个人参与，一个是说话者，一个是听话者。这个过程主要有以下阶段：第一，说话者想说阶段。这个阶段说话者心里先要有思想活动，如酝酿要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选取怎样的表达方式等，这是个心理过程；第二，说话者说出阶段。这个阶段说话者调动个人的发音器官，用声音这种物质形式将自己的意思传达出去，这主要是生理过程；第三，声音传播阶段。这个阶段是说话者的声音振动周围的空气实现声音传播使听话者听到，这主要是物理过程；第四，听话者接收阶段。这是声音刺激听话者的耳膜使听话者听到的阶段，这是个生理过程；第五，听话者解码阶段。这个阶段听话者将接收来的声音解码和理解，这是一个心理过程。可见，言语活动或说话跨心理、生理、物理等不同领域。问题还不止此，说话还有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语境。语境是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语境对说话有制约、调适、限制、补充等功能。若以陈望道提及的“六何”，即“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为依据[1]，那么，像时间、地点、身份、对象、条件、目的等便是语境的必备条件。以上这些因素都导致言语活动是个多重复合的对象。

索绪尔区分了言语活动中两种相关语言现象，一是言语（parole），一是语言（langue）。言语俗称“话语”，是说话者说出的可感的并负载一定思想内容的有声物质形式，而语言则是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内的一个社群共同的用以交际的符号系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的区别和联系贯穿于语言研究的始终。在当代语言学中，并非所有学者同意索绪尔这种区分，比如，马壮寰以为：“语言和言语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在理论上做出的划分，在现实中它们从不以截然分明的两个事物而存在。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独立存在的、作者所界定的语言或言语。”[2]为了重申索绪尔的这一区分原则，明确语言这个对象，我们觉得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还有必要进一步的强调和论述，这是认识语言属性的前提。本文将这种区别归为以下几点：

1.言语是个人的，而语言是社会的。个人是言语的主人，比如，“白菜一斤三块了”这话，不同人说这话的声音会不一样，表达的含义、意思也有差别。一个菜贩子在菜市场高喊“白菜一斤三块了”，他表达的含义可能是菜很便宜、赶快来买的意思；一个收入低的人向别人埋怨说“白菜一斤三块了”，他的意思是菜贵了；一个高薪人士说“白菜一斤三块了”，他可能是说菜很便宜的意思，等等。同一句“白菜一斤三块了”由不同人说出，声音、意思不一样，这是因为言语属于个人。语言是一个社群的规约。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只凭社会的成员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3]30-35。语言具有社会性，这才能使其成为一个社会的交际工具。一种语言便意味着一个社群，不同语言意味着不同社群。房德里耶斯认为：“语言的特点要决定于集体的性质和范围”，“有多少个集体就有多少种语言”。他据“集体”性质的不同将“语言”分为几种类型，如地域方言、社会方言。需注意的是，房氏是把所谓“方言”当做不同“语言”对待的[4]。这说明社群特征能把所谓语言、方言统一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雅柯布森不同意言语是个人的看法，以为索绪尔只重视说话者，而忽略了听话者的作用，“人不是无目的地说话，话语总是针对某人，人是对着听话者说话”，“在说话的时候，说话者想被理解，他根据听话者进行调整。而听话者为了理解，也根据说话者进行调整。此外，听话者并不局限在理解和解释他听到的话，他也要回答，他依次也要说话”，“对话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句话只是对话的一个部分，不能从整体割裂开来，除非人为那样做”，所以，言语决不仅仅是个人的，“言语是主体之间的一种现象，因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言语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说话者恰恰是在与听话者的关系中找到表达。言语是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桥梁，是说话者与对象之间共有的场所”[5]。本文以为，雅氏的看法是对的，但据此不足以否定索绪尔的结论。以本文看来，雅氏只是指出了言语受制的语境，如说话人会针对不同对象而调整说话策略，而他所说的“社会的”更多指具体的人与人（如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关系，它跟我们讲的语言的社会性不是一回事。言语受制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属于语境的要素。说言语受制于语境（如“针对某人”），又说言语是个人的，这两者并不矛盾，言语是个人在一定语境（包括“针对某人”）下说出的。

2.言语是个别的、具体的，而语言则是一般的、概括的。言语的个别性或具体性主要是语境制约、限定的结果。言语都是在一定语境下说出的，语境不同也使言语具有个别、具体的特征。如果抽掉语境这个因素，言语形式便成了一般、概括的形式，这便是语言形式。比如“开刀”这个形式，如果不管它是谁说的，不管说它的语境，这时它只是个一般、抽象的形式。如果把它放在具体语境中，这个形式会变成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孩子的父亲生病住院了，别人问孩子“你父亲的病严重吗？”孩子答道：“需要开刀呢。”这里的“开刀”意思是要做手术。然而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对方维夏说“蒋介石开刀啦”，这里的“开刀”就是杀人，方维夏由于不理解季交恕说“开刀”的背景（语境），就不懂这话的意思，所以问“什么病开刀”。

言语的个别性、具体性使其充满差别性，语言便是从这些有差别的言语中概括出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这里举吕叔湘曾引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里的一个笑话说明这个问题：

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呀。学生放学回家，他父亲让他回讲，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就是我！第二天去上学，先生又叫学生回讲，问“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6]

这虽是则笑话，却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学生先将“吾”理解为“先生”，后来又理解为“爸爸”，这是学生将语言的代词“吾”的所指误当作具体、个别言语的所指。

言语表现为物质可感的实体，而语言表现为抽象实体。言语这种物质形式是一种有声形式，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的对象。人类之所以能交际、能表情达意，在于人类有办法将有意义的东西采用物质可感的形式表达出来。自然界的物质有不同形式，而言语这种物质形式是以声音的形式表现的，是声觉的而不是视觉的，是为人听的而不是为人看的。人类交际中直接感受到的是言语，正是言语这种有声形式能被人直接感觉，才能建立起人与人的联系来，达到人与人相互交际的目的。语言不像言语那样表现为可感的物质形式，它不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而是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实体。我们说，“实体”不仅表现为物质的，也表现为抽象的。这种抽象不等于人为虚构，它是以物质的言语为基础得出的。

3.言语是人们言语活动中有意识参入智力、情感等要素的结果，而语言则是一种被动的心理储存物。索绪尔以为，“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而语言“是个人被动的记录下来的产物；它从来不需要什么深思熟虑，思考也只是为了分类的活动才插进手来”[3]35。人类是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具有情感的动物，言语总跟人类的智力活动相关。言语得适应一定语境，讲求说话的合适度、思想性，甚至审美效果等，这使说话人的智力活动始终伴随其中。可以说，言语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品。可是，语言却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一群人的脑子里，“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中，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3]60。语言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财富，人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去评价其“好坏”“美丑”，每个民族都习惯自己的语言，而把它作为自己的交际工具。

以上是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区分的主要观点，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明确地知道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什么。有了这些认识，理解其他问题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中，索绪尔是把“社会”和“心理”联系起来认识语言的，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种观点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质疑，人们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索绪尔这个观点。

二、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

索绪尔不仅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也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为一般学者所认同，但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这种观点却应者寥寥。张绍杰、王克非对索绪尔的“心理主义”观点做过讨论，可以参考①。需指出，将语言学看做心理学分支，这是西方语言学的重要思潮，比如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者布龙菲尔德和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都声称他们的语言学兴趣在于语言学作为一种心理科学”[7]。在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的学者中，有人极力将社会和心理割裂开来，认为索绪尔“在心理和社会之间徘徊不定”[8]。实则，索绪尔是将社会和心理结合起来认识语言的，而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这个组合，“心理”是中心语，而“社会”是限定词，这说明索绪尔把语言置于心理领域，这是社会心理领域却不是个人心理领域。心理实体跟物质实体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实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个人的，前者是社会或集体心理，如制度、法律、宗教、文化等，后者是个人心理，如曹雪芹的思想、鲁迅的精神等。索绪尔将语言看做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说明在他眼里，社会和心理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和谐统一的。

语言这种社会心理实体的产生，索绪尔认为是通过言语实践潜存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脑子中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3]35。这种观点后来演变为布龙菲尔德的“刺激—反应”的语言生成和学习模式。这两种理论都说明，物质实体或有声言语和心理实体或潜在语言密切相联，即语言这种心理实体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靠物质实体或有声言语的刺激才存储在一群人的大脑中。语言在大脑中的存在形式，索绪尔将之称为“印迹”，即“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3]41。如此说，语言是一种心理印迹。在《教程》中，索绪尔是有意将这种“印迹”用一套特殊概念表述的。这能从索绪尔有意给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平面的对应事物取不同的称呼看得清楚。语言和言语都有形式和内容，《教程》将言语的形式称为“音响印象”“纯粹的音响感觉”等，把内容称为“思想”“观念”等，而将语言的形式称为“潜在的音响形象”“词语形象”“听觉形象”等，把内容称为“概念”“意义”等。当然，索绪尔最后还是选取“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来表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从这些称呼看，索绪尔显然把语言置于心理层面。言语的形式称为“音响印象”“纯粹的音响感觉”等，这突出言语声音这种可感的物质形式的物理属性，言语的内容称为“思想”“观念”等，这突出的是个人的思想内容，而把语言的形式称为“潜在的音响形象”“词语形象”“听觉形象”等，这突出的是物质形式在心理上的反映，把语言的内容称为“概念”“意义”等，这突出的是语言内容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至于“能指”“所指”这对术语则表示语言这个心理实体的形式和内容。语言是心理的，而言语是物质的，前者是“内在或意识现象”，后者是“可以直接把握的外在现象”[9]。但这种区分没法掩盖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平面的辩证统一关系，即语言这种心理印迹是通过言语这种物质声音的刺激才储存在集体的心理的。

索绪尔是第一个将语言学纳入符号学领域的，而在符号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眼里，符号学则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支。索绪尔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语言学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同时，“语言学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种系统中“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3]36-39。可见，符号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符号学则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支。

符号是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统一体，语言符号的形式是声音，内容是意义。为了强调语言符号的社会心理属性，索绪尔特别论及语言符号的形式即声音的心理性质。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即使是“音响形象”，也不是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试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那是因为语言中的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音响形象，我们必须避免说到构成词的‘音位’。‘音位’这个术语含有声音动作的观念，只适用于口说的词，适用于内部形象在话语中的实现。我们说到一个词的声音和音节的时候，只要记住那是指的音响形象，就可以避免这种误会”[3]101。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不是当代音位学所说的“音位”，而是相当于语音学所说的“音素”，依索氏的观点，我们平常说的“音素”实际上不是语言单位而是言语单位，这种单位是纯粹物质的单位，却不是心理单位。

语言既是心理存在物，那研究语言自然是在心理领域来讨论它的性质。索绪尔研究语言这个对象的逻辑思路是先厘清语言的本质，然后此基础上研究语言其他问题，后者由前者决定和规定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跟原子主义的语言观根本不同，这一点可见笔者的论述②。在《教程》中，索绪尔重点论述了两种向度的关系：第一种是符号内部的关系，第二种是符号外部的关系。前者是符号内部音、义之间的交换关系，后者是符号外部符号间的关系，包括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第一种的心理属性上文已说明，而第二种也具有心理属性。索绪尔以为，语言是一种以“音响印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正如一副挂毯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在视觉上的对立构成的艺术品一样”[3]60。这是说语言是由诸多不同的符号通过关系而组成的系统。其中，“音响印象在心理上的对立”是说一种语言有诸多符号，这些符号没有同一性而有各自的价值，所以说它们“对立”，假如一种语言由完全相同的符号组成，那语言就不能发挥它的功能。索绪尔把语言由诸多不同符号构成的这种特征称作“天赋”。说语言是以这种“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是指一种语言的不同的符号存在一定的关系，语言是这些符号相互关系的整体。这种关系既有句段的，也有联想的关系。不管是对立的符号，还是“系统”都是“心理上的”，它们存在于讲一种语言的社群的大脑里。“对立”本是逻辑学术语，指对立双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并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一方预示着存在另一方。索绪尔用“对立”这个术语指的是语言价值的不同。语言价值学说是索绪尔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本文不加详述，有关详细探讨索绪尔价值学说的，可参考索振羽、徐思益等的论述③。与“对立”相对的是“同一”或“同一性”，指的是语言价值相同。语言作为心理的储存物，不管是“对立”还是“同一”都属于社群心理层面。

三、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是否为“唯心主义”

索绪尔主张的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并未被普遍认同，反对者据此认为索绪尔这个论断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哲学观点，它们对立的核心是如何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而唯心主义哲学却认为意识决定物质，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我们当然主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但是，索绪尔的观点是否能简单地理解为“唯心主义”？问题恐怕没这么简单。

有必要先简单谈谈反对者的理由，这里以徐思益和赵诚两位先生的论述④为代表，看看是如何将索绪尔的观点推向“唯心主义”的。这种理由主要如下：

A.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却又把言语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东西，从而把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造成“索绪尔式的矛盾”和错误。

B.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是储存在每个人头脑里的词语形象，是心理的东西，从而否定了语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C.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也看成心理的，这就否定语言的物质特性（说话的音响），用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知识代替客观存在于社会集团中的活的语言，就是否定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社会功能。

D.索绪尔把物质的声音排斥在语言之外，而用声音形象来作为代替，并本末倒置地把声音形象看成是第一性的，而物质的声音却倒成了派生的东西。实际上，声音形象只是物质的声音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物质声音在人们大脑中的影子。没有实际存在的物质的声音、根本不可能想象有“影子”和“反映”的存在。我们可以承认在人们的意识中的确存在着声音形象，但那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语言记号是具有两面的心的实在体”这一看法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以上ABC三点是徐先生的观点，D是赵先生的看法。这些意见实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不同意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对立”起来的观点，即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纯粹是个人的；第二，反对索绪尔认为的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而将语言看做心理现象，意味着否定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的功能，以及语言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索绪尔论断的理解是需认真辨析的。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言语的主人是个人，它是由具体的个人说出的。同样的语言形式由不同的人说出，在形式和内容上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差别性是言语的基本特征。为突出这种差别性，索绪尔认为“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3]41。这句话常为人诟病，但以本文看来，索绪尔之所以这样表述，其目的主要还在于说明言语的差别性。细加思考，我们以为这个思想实际是非常深刻的，只要纯然立足言语自身，那就充满差别，没有什么共同性可言。

首先，索绪尔并没将言语和语言对立起来。他清楚地知道，有差别的言语之所以能为人理解、能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就在于言语中有统一的东西，那就是语言。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是“相互依存”的，言语要为人理解，必须有语言，语言要建立，必须有言语，言语促使语言变化，听别人的话（言语）才使一种语言储存在头脑中[3]41。语言实际上就是从言语中提炼出的“集体的”“统一”的东西，没有言语也不会存在语言。言语的差别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语言事实的抽象概括只在语言学少有的领域引起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但在其他领域还不引人瞩目，而不重视这种差别性，语言学的很多问题便不能得到很好解决。语音学在这方面便做得很好，它区别开“音素”和“音位”这种不同的单位，前者是言语层面的，而后者属于语言层面，前者的特征是差别性，后者的特征则是将价值相同的不同音素归成的音类，表现的是同一性。语法学便没有语音学做得好。比如，汉语曾流行一种“名物化”说，这种学说认为汉语动词、形容词做主语、宾语时词性发生了改变，“当名词用”“名物化”“名词化”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只看到语法单位的差别性。朱德熙批驳过这种观点，他在反对“名物化”说时曾重点区分了两种单位，即“概括词”和“个体词”⑤。这实在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用索绪尔的理论解释，“个体词”是言语层面的，它的特征是差别性，而“概括词”则是语言层面的，它的特征是有关“个体词”价值的同一性。

其次，索绪尔将语言看做心理的东西，并没有否定语言的物质基础。这还在于正确看待语言和言语的辩证统一关系。言语是外在可感的东西，表现为物质形式，语言是这种物质形式的心理印迹，物质形式虽然不等于心理印迹，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一个人是通过学别人的话（言语）和反复的言语实践而将语言存储在自己大脑中的，而言语的实现则是心理的语言外化出来的。从语言习得和说话的过程来说，可据索绪尔的学说列成“言语→语言→言语”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是说语言是从言语中得来的，而说话又是语言的具体运用。唯物主义讲究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并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而在“言语→语言→言语”这个公式中，却不能简单地把“语言”看做第一性或第二性。这公式可分化为前后两段，前段是“言语→语言”，后者是“语言→言语”，前段是语言习得过程，是言语这种物质形式心理化的过程，这时“语言”是第二性的，“言语”是第一性的，而后段是对语言的运用，是将心理的语言转化为物质形式的言语的过程，这时“语言”则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赵先生的看法实际上只基于“前段”，却没有看到“后段”，或者说只是从听话人（语言习得者）的角度，却没顾及到说话人的角度。

最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却没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直接。从表面看，语言若不靠一种物质形式（如有声形式）就达不到人与人的交际目的，因为说话人毕竟要通过“说”出物质形式（如有声形式），而听话人要通过“听”到这种物质形式才能实现交际，这样看来，语言似乎不应是一种心理现象，而应是一种“活”的物质形式（如有声形式），若将语言看做心理现象，那便像徐先生认为的语言就不能发挥交际的作用。本文以为，将语言看做“活”的形式（如有声形式），这种理解还是会混淆语言和言语的界限，主要表现在：第一，“活”的形式（如有声形式）是言语形式，语言形式只是一种抽象形式，它是从有声形式中抽象出来的，而抽象形式不等于物质形式；第二，人类交际是通过物质形式（如有声形式）为载体实现的，没有物质形式的接触或感知，那只是意念的东西，显然实现不了交际任务。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要实现它的交际功能却无法独立完成，这有个将心理实体转为物质实体（即“语言→言语”）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语言唱独角戏，其他因素也起作用，如生理、物理、语境等。交际是个复杂过程，是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语言虽不是唯一却是关键因素。这类似音乐的演奏。与音乐相关的有乐谱、乐器、演奏者等，音乐是演奏者用乐器把乐谱表现出来的。人要欣赏音乐，仅靠乐谱是不行的，乐谱只是抽象符号，而要通过演奏者用乐器奏出乐声来，欣赏者才能感受到。可这么认为，音乐的演奏者和欣赏者是通过物质形式（乐声）来“交际”的，物质形式（乐声）虽必不可少，但乐谱无疑起基础作用，没有乐谱，乐器也派不上用场。这个比方能说明与语言相关的物质形式和心理形式之间的关系。语言交际是以物质形式（有声形式）进行的，但这种物质形式是语言这种心理实体通过别的因素（比如生理器官）转化出来的，就像乐谱用乐器转化出来一样，没有语言这种心理实体，便看不出发音器官的用处，就像没有乐谱看不出乐器的功用一样。这说明把语言看做心理现象与看做交际工具并不矛盾，只是语言这种心理实体要发挥它的交际功能需要别的因素配套进行而已。

结语

人们将索绪尔认为的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视作“唯心主义”，除了对索绪尔语言学存诸多误解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不愿意承认心理实体的存在。这是将唯物主义思想庸俗化理解的表现，即只看到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将意识简单地看做物质的反映，却看不到意识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语言这种心理实体虽然有它的物质基础，即通过有声言语的反复实践存储在一群人的大脑中，但作为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客观存在于讲同一种语言的社群的大脑中的，是一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参见张绍杰、王克非《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和诠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38页。

②参见王红生《论语言的本质》，《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91-95页。

③参见索振羽《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123-129页；徐思益《论语言价值系统》，《语言研究探索》第370-390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④参见徐思益《方光焘与中国现代语言学》，载于胡裕树等著《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第23-24页，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诚《语言记号性问题》，载于胡裕树等著《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第120页，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参见朱德熙《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4期第51-64页。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8.

[2]马壮寰.索绪尔语言理论要点评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8.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房德里耶斯.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90.

[5]雅柯布森.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M]∥钱军.雅柯布森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20.

[6]吕叔湘：语文漫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