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芹

（湖南商学院 北津学院，湖南 长沙 4102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下文合称为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一项既宏大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联系、发展和辩证的观点出发，高远立足，整体推进。清晰勾画马克思主义“三化”之实践途径的大思路，有助于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形式视点是时、空、人的三位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分别从空间、时间、受众三个维度描画出马克思主义的立体影像和整体图景。其中，在西学东渐之风中输入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和中国土壤，变成中国人观察和解决国家问题的思想武器；诞生于160余年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代潮流合拍共进，紧扣时代脉搏，解决时代前进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深入广大普通民众，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认同，这就使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驱动力，也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自然地内生出空间、时间和主体这三大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实质上使三者在形式上构成“时、空、人”的三位一体。

首先，马克思主义“三化”之时、空、人的三大维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灵犀相通。在中国古代，“天时、地利、人和”，主要是指作战时所处的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向背。《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有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三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照与呼应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应空间维度的“地利”，说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要解决中国问题需深深植根中国这块“东方地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应时间维度的“天时”，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紧紧跟踪“天下大势”和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应主体维度的“人和”，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只有传之于民、并为民所掌握所使用，方能从精神力量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正如古代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是“出谋者有三虑‘天时、地利、人和’，夫战则缺一不可，战必胜焉”，同样，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缺一不可，我们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战必胜焉”。当然，这种联系也应理性看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三化”与“天时地利人和”内涵的对应与旨趣的近似，使马克思主义“三化”富于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建构起了认知纽带；另一方面，两者只是一定意义上的相通，马克思主义“三化”有其特定的内涵，对应并不代表同一，相通不代表等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它必须与实践自身的时间性、空间性及主体性相呼应。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以实践为基点，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三化”与其实践的时间性、空间性及主体性紧密相联，具体表现为：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的空间性相联系。任何现实的社会实践无不是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的实践，脱离一定地域的抽象的实践是不存在的。实践所具有的空间性、空域性特点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实践的时间性相一致。现实的社会实践也总是在特定时代、时段、时间范围内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与当今时代相比，在社会实践的主题、水平、方式及要求等方面都不同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同当今时代发展、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相结合，以求因时而化、与时俱进。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实践的主体性相内洽。实践的大众主体性要求马克思主义通过武装人民、教育人民来影响并指导实践活动的展开，由此让科学理论深入群众并成为其改造世界的物质武器[1]，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和具有民族形式的理论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总之，实践之时间性、空间性、主体性三要素的密不可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之三大维度的有机统一。

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需要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入民化民”结合起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说，不能僵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移植或照抄照搬，因而要立足中国以求“因地制宜”“本土转化”；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视角来看，必须把握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分清“彼时此时”，因而要合乎时宜、“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时移论新；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尊重群众，走向群众，深入群众，武装教育群众，因而要求做到“入民化民”。由此可见，只有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入民化民”结合起来，做到“三个紧密联系”，即“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紧密联系时代发展、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才能在其有机统一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大众化。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内涵视点是理论和实践的两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本经验体现在多个方面，集中到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些颇有见识的西方学者对此亦高度认同，如沃马克在评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理论成果时就指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2]。同样，贯穿与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也理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成果是理论与实践辩证运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过程，是理论实践化、实践理论化双向渗透的过程。这一进程遵循着理论与实践紧相结合的二重路径[3]。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得到理论上的丰富和发展，又要不断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一方面，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揭示出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来看，指导实践的理论本身也须不断发展，这样实践活动才会实现真正突破，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必须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活生生的伟大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才能通过实践来推动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才能经过实践的验证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飞跃和突破性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三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也才能不断臻于完善。理论和实践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三化”注入了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成果随着实践的多方展开而不断发展，进而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体系。

其次，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空洞的理论”和“盲目的实践”则会阻滞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顺利推进。在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由于我们党成立之初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两方面准备不足，没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导致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产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教条化，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4]他还对作为科学理论的“本本”与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的做了清晰区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5]。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既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发生了严重失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酿成了十年浩劫，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由此可见，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或用错误理论指导实践，都会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弯路，使革命事业遭致重挫。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努力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与科学互动中，去阻力而增动力，脱迷茫而明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三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纵向视点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前后接续

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及时关注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才能在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及展望未来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

首先，尊重历史以厚实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准备了丰厚而肥沃的土壤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为“西学东渐”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三化”提供了历史前提。而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准备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如中国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契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及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支持，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容相通，为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江泽民提出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提供了文化滋养。同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留下了承接传统文化的明显印记。胡锦涛200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提到：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时代潮流的顺应，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就“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6]。

其次，立足现实以明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现实境遇。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只能按中国的实际来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视国情，从实际出发，同样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正是从国家的需要和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内涵、本质属性及实践展开才被赋予了鲜明的现实性品格。伴随现实生活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语境的反映与重构，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三化”中成功与不足，勇于直面马克思主义的当下处境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既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哲学”，它对现实的指导就不会是纸上谈兵，而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的人本人文情境、经济社会实境和思想文化语境中，它就会成为我们构造和改造现实生活的物质力量。总之，面对而不回避现实问题，切入而不绕开当下关注，方能不断展现其现实性乃至未来性的价值力量。

再次，展望未来以拓展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广阔前景。马克思主义“三化”应该敏锐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势、走势和趋势，把准中国未来走向的脉搏，看清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行轨道，否则，马克思主义“三化”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相携而进、相向而行，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潮流，必须对中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真正崛起作出清醒的理论思考和理论预判，提供前瞻性的、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四个全面”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性、前瞻性的谋划，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应以预见性为其重要特征，以前瞻性为其应有特质，在洞悉当代世界发展基本规律和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运行轨迹和前进方向作出理性的、科学的预测。“跟着时代走”算不上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引着时代走”“领着时代走”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因为“‘跟着时代走’还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消极性，而‘领着时代走’则具有主动性、超前性”[8]。马克思主义“三化”正是在引领时代、奔向未来的进行时中，以其迸射出的真理之光照亮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指引中国人民豪迈地前行。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横向视点是中国、西方和世界的深度互鉴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和放眼世界相结合，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相结合，坚持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相结合，坚持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互鉴及与世界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根本要求。

首先，正确处理尊重国情和借鉴西方的关系。认清和把握中国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重要基点与客观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改革开放已进入“啃骨头”的攻坚期。正视和重视这种变化，用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才能进一步推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认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学习、借鉴西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降低了。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是十分有害和错误的。一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我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各种制度环境还不完善，等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实践再次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绝不能囿于一国之域、自我封闭，而应自觉纳入世界潮流、海纳百川而成其大。只有通过“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双向运演，才能创造出既尊重国情又借鉴西方的更伟大的中国奇迹，于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还需要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各种思潮，批判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方能使理论创新呈现出应有的包容性与兼容性。总之，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不能忘，“开出球籍”的忧患不能少，沦为“经济孤岛”的忧思不能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意志不能动摇，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正确认识不能丢，我们必须秉持辩证思维，在“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的弥合中，在基于国情又面向世界的谐和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借此凸显高远的战略眼光和宽广的政治视野。

其次，正确处理“三个自信”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关系。其一，“三个自信”有其特定的内涵。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鲜明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有着坚实的历史根基、理论根基、制度根基和实践根基。牢固树立“三个自信”，是对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9]15在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面前，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理想的坚守、信仰的坚定、精神的坚强和脊梁的坚挺。其二，“三个自信”并不是要排拒西方的先进文明。树立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要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树立理论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拒斥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营养的吸纳；树立制度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排拒对西方先进体制机制、形式及程序的学习。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0]其三，树立“三个自信”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借鉴西方。树立“三个自信”相当于思想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有了“独立自主”这一基本立足点，我们对外开放也好，学习借鉴西方也好，就更有底气，更利于学习后内化、借鉴后消化。可以说，对西方思想理论有益成果的借鉴，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最后，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特质与世界视野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来源的兼容性、理论内容的包容性、理论发展的时代性、理论特质的开放性，决定了其民族特质和世界视野相统一是这一理论的独特风格。由此，我们要做到“两个统一”：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内蕴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邓小平自许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也自认为是“世界公民”，这种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凝聚和生动体现。二是民族的差异性与世界的普遍性的统一。由于各个国家在自然条件、历史演进、发展道路、民族构成、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差异性和多样性业已成为世界的客观存在，民族的差异性业已成为世界普遍性的重要前提。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民族的差异性与承认世界的普遍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性借世界性而闪光、世界性因民族性而多彩的文化多元时代，中西文明的交流是必然趋势。江泽民指出，应促成和加强“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11]。科学发展观也吸收了西方发展理论的有益成分与合理内核。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强调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258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在立足本国情况的前提下，追踪世界文明发展的前进脚步，保持始终如一的开放姿态，才能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充盈丰富和生机勃发。

[1]曹泳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63-71.

[2]成龙.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0.

[3]胡培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二重路径[N].人民日报，2012-02-09.

[4]斯大林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120.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2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8]李志昌.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质[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4）：18-20.

[9]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交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1]江主席在西雅图举行记者招待会[N].人民日报，1993-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