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清算“亚洲解放战争”论

台湾的都市史、建筑史专家夏铸九曾在《现代思想》上发表过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殖民地近代性的构筑》。夏铸九在其中指出：“殖民地在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以后，也会效仿殖民者的价值和精神，在自己的社会内保持殖民地时期的状态”。夏铸九将此称之为“殖民地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包含多种含义而被滥用的还有“日本精神”这一词。

“日本精神”原本是指支撑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务管理关系的一种劳动纪律口号。但是有人就站出来主张，这一口号带来了战后日本的近代化与经济大国化，所以就是日本人精神的体现；同样台湾人为了实现近代化和发展经济也就不得不效仿日本。但是，就如同夏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说这也算是“殖民地近代性”的话，那就是欠缺主体的殖民地近代性。

也就是说，从殖民地的暴力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构建以自由、自治、自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结构时，由于缺少了本来必不可少的主体，又自我封闭造成的结果。

在与台湾同处于日本殖民地下的朝鲜就不存在“日本精神”这一词。虽然在朴正熙时代以日本的经济成长为学习对象，所以要求国民无条件地接受日本式的近代化。但从韩国频繁登场的“克日”一词中，也可以体会到韩国人民是怎样意识日本的经济成长的。

带有肯定感的“殖民地近代化”论，正是证明了其本身没有意识到或者无法理解殖民地近代化中所包含的暴力性和压迫性。

日本在占领朝鲜以后，通过总督府推行了“武断政治”，也就是绝对强权的统治方式。1919年的“三一”运动以后，朝鲜总督斋藤实在统治技术上也实现了“近代化”，变为“文化统治”，在此期间相继允许各种新闻创刊并发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殖民地近代化”——近代化了的殖民地统治手段。

“文化统治”是依据原内阁推行的内地延长主义的指导，将日本近代的各种制度移入殖民地朝鲜的政策，是朝鲜近代化的一环；也是由该时期日本的疑似民主改革引发的殖民地改革。由于当时发行了多种朝鲜语的新闻，所以在此过程中使朝鲜的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

金玉钧、徐载弼等思想家，在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同时，试图实现朝鲜的近代化，他们所提出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在战后的韩国中被彻底排除。换言之，韩国与“殖民地近代化”论诀别，就意味着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意在建立独立的近代化。

但是，在战后韩国的政治过程中，实际也不能说是充分克服了近代化了的殖民地统治。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事政权的朴正熙，在韩国实施了从上到下的开发独裁型权威主义统治，其政治手法可说多效仿于殖民地时期日本的统治手法。从这一角度来说，从朴正熙开始的三位军人大总统所统治的韩国，也和台湾一样属于内在的殖民地时代。

昔日的殖民地占有国日本和其殖民地台湾、朝鲜之间，虽然在战后并没有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发生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日本对台湾和朝鲜，却始终没有清算过殖民地统治意识和殖民地主义思想；同时台湾和韩国也没能够充分阻止住自身内的殖民化。

实际上多数日本人在说台湾具有很强的“亲日感情”时，就是其自身的殖民地主义的告白；而台湾人在回顾历史时对殖民统治表现出肯定，说那是个“好时代”时，也表明了他对自身内的殖民烙印毫无察觉。

如果是我们所追求的，以自由·自治·自立为基本原理构筑起来的市民社会的话，首先就不会盲目地去追随已有的“殖民地近代化”论，而是会具有批判历史的精神。

我们持续研究殖民地问题，就是为了要找到能够超越这些应该否定的“殖民地近代化”的理论；通过这一工作，也可以打破在我们自身的精神中以及国家社会中存在的殖民地主义理论。只有发挥这样的批判精神，我们才能够从我们内在的殖民地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获得摆脱殖民主义的理论。

昔日的殖民地在英、法、荷兰等西洋列强衰退以及日本战败的好时机下，摆脱了从属关系或协助关系。从殖民地占有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摆脱了殖民统治。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成立了民族自主的国际规范，为殖民地独立运动提供了具体理论。

但是，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同时，不少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依旧明显保有被殖民统治时形成的社会文化系统。比如说，由于被殖民统治时期的分割统治导致了现在的民族对立，还有高层与群众间的经济差距，对旧宗主国的经济从属等。这些认同殖民地统治系统的内在殖民地主义的问题依然很严重。

这些内在殖民主义以及“殖民地近代化”论等肯定殖民统治的评价，导致了对“亚洲解放战争”论有利的结局。可以说内在殖民主义以及“殖民地近代化”论在曾是殖民地占有国的日本，对传播“亚洲解放战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承担战争责任问题尚未解决，换言之，也就是日本国民对历史缺乏认识，这些毫无疑问就是“亚洲解放战争”论能够得以抬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