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婉君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李约瑟之谜”：基于现代文献的批判性思考

叶婉君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李约瑟之谜”自问世以来即引得国内外各界学者的广泛讨论，文章在归纳评述前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李约瑟之谜”问题性质宏大，是地理环境、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条件、人口规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各家学说，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文献述评；批判性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李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对比中西科技发展史提出的世界性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同时，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该问题自1954年提出以来，即受到国内外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就“李约瑟之谜”的内容本身就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张宇燕、高程(2005)将“李约瑟之谜”归结为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独立的问题，一是西欧国家的经济为何会突然加速增长，二是同时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突破增长瓶颈实现起飞。文贯中(2005)对此做了进一步解读，并把“李约瑟之谜”可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第一，为何中国在公元2世纪之前并未领先世界；第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仅在实用技术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即使在实用技术方面也再度落后；第四，为什么现代科学，也即实验性的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之中。更为广大学者接受的观点认为，“李约瑟之谜”是指14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林毅夫，1994、2007；Lin，1995；姚洋，2003a、2003b)。这一问题涉及到中西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交织缠绕，导致任何单一角度的解读视角都看似合理，却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正是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世界性难题方能抵住岁月的洗涤，经久不衰地屹立在学界研究的前沿，激发各界学者的探讨热情。本文并不打算纠结于单一视角解读，仅在吸取前人研究精华的基础上，对前人的研究视角进行简单的归纳和评述，综合前人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李约瑟之谜”各类解说述评

自“李约瑟之谜”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进行了诸多有益的解释，并有经济学家对李约瑟之谜的这些解释性假说进行总结和分类。如林毅夫(1995)从技术发明的角度将这些解释性假说统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技术需求不足论，第二类是技术供给不足论；姚洋(2003)将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划分为中央集权说、制度说、英雄理论说、思维方式说和资源——经济约束说五大类。这些学者的划分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赵红军(2009)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对“李约瑟之谜”的各类解说进行了比较详细和系统的归类，覆盖面较广，概括了过去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对“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对各类解说不再一一赘述，仅介绍和评述几类影响比较广的解说。

(一)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

马克斯·韦伯是这类解说的突出代表，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出了今天著名的韦伯命题，即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李约瑟本人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轻分析。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是缺乏抽象的逻辑思维和“系统的实验”。赵显明(1999)认为我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在于人们享有思想上的自由及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宋元程朱理学的兴起，不仅使人们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使东西方原本就存在的科学思想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日益加深。

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运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点等较为系统的概念来解释“李约瑟之谜”，这些意识形态的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决策，但如果全盘接受这一解读，就难免陷入意识形态宿命论的陷阱。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具有长期性，为何仅在近代西方的意识形态会发生根本改变并带来西方的崛起，而中国反而在近代由领先转而落后？

(二)政治官僚体制决定论

政治官僚体制决定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官僚这一体系是造成中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李约瑟本人正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但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在早期是适合科学发展的，在农本社会，官僚体制有利于农业灌溉体系的发展和大一统技术发明的创造，但是后期，官僚体制阻碍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使得以利益为主导的科学发明在中国被严重抑制。而欧洲是贵族式的庄园制，这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诞生。同样是从中国的官僚体制溯源，但林毅夫却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的人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现代科学。

“政治官僚体制决定论”颇具解释力，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官本位传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科举制度、重农抑商思想严重制约着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然而，这一解说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官僚封建制度，在14世纪以前能够使得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取得远远超过西方的成就，却在17世纪之后就成为科学和经济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高水平均衡陷阱论

“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从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地比例演变的角度来解释中西经济增长轨迹的差异，特别是中国从领先转为落后的原因。伊懋可(Elvin，1973)认为16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人地比例失调，农业剩余为人口增长所吞噬，工业投资不足，结果17世纪的中国无法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姚洋在伊懋可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工业中存在规模经济以及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是高水平陷阱形成的两个前提，证明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论。

与其他解说相比，“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更为严谨，解释力较强。但它同样存在致命的缺陷：中国近代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地比例恶化，农业剩余被新增人口稀释，从而无法投资到工业中这一情况只能解释明清后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却无法解释宋朝人地比例恶化与经济科技繁荣并存的史实。其次，这一解说从中国人口从来就比欧洲多这一假定前提出发，却无法解释中国为何一直以来就人口众多，从而陷入“先有高技术还是先有多人口”这一“鸡跟蛋何者为先”的循环悖论里。

(四)地理环境影响论

戴尔蒙德(Diamond ,1999)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姚洋将戴尔蒙德的观点单独归为一类，即中央集权假说。这里参照赵红军的划分，将其归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戴尔蒙德从中欧地理环境出发，看到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近海岛屿众多，利于形成众多小国，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几乎无大的岛屿，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文贯中着重从中国疆域变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他认为宋朝狭小的疆域对农本社会的延续不利，却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并促进技术创新；而宋以后疆域相对广阔，劳动密集型部门萎缩，内生型城市化发展受阻、发明创造环境恶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日以减缓。

地理环境影响论尽管能解释部分的“李约瑟之谜”，但它们也有其理论死角，也就是说，它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地理环境条件相似而其他条件不同的社会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五)技术发明模式论

林毅夫开创性地将科技创新区分为基于经验的试错改错和基于实验的试错改错，并将“李约瑟之谜”归因于技术发明方式的改变。他认为14世纪以前，中国庞大的人口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较之西方有绝对优势，但此后西方发生科学革命，技术发明方式转向实验为主，产生技术创新的概率大为提高，由此促进工业革命的爆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在领先的前提下率先完成技术发明的转变，林的观点是，中国特有的科举制度产生的负激励作用使得广大有志之士醉心科举进士，无心科学研究。

林的解说颇有新意，技术发明模式论也的确符合科技创新的历史演进趋势，但它同样受到质疑。首先，林的技术发明论以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便远远超过欧洲为第一前提，但他并没有解释中西双方自古以来维持巨大人口差异的原因，即他没有解释技术和人口规模何者为先的问题。其次，林的理论尽管解释了中国技术发明模式无法转变的原因，却没有解释为何欧洲后来忽然找到新的发明模式，迅速领先。再次，纵观中国前现代历史，宋朝相比其他朝代战祸频繁，社会动荡，人口较少，为何在技术发明方式尚未转变的情况下却出现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高峰？显然，技术发明模式论对于长时间段里中国与欧洲技术创新演变的解释力度尚可，但一旦细化时间段进行内部自我比较，就存在较大的问题。

(六)制度解说

经济问题，制度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众多学者从涉及市场运行的产权、专利、政治、官僚、金融、财政等制度出发，认为中国上述制度缺失或存在缺陷是导致工业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产权制度在英国最早建立是产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黄仁宇(1997)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刘茂松(2004)认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皮建才(2006)在总结张宇燕和艾德荣等人的观点之后，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失灵造成投资阻塞，使中国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寇宗来、石磊(2009)认为专利制度首先在英国建立，是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在技术进步模式上产生巨大分野的关键所在。崔潮(2010)从财政制度出发，认为中国的皇权专制财政制度造成了缺乏产权保障、激励寻租的后果，成为科技革命的阻力。

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由经济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但制度变迁却深刻影响着经济基础的兴衰。从广义角度来讲，先前学者对“李约瑟之谜”所做的诸多解读，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技术发明模式论”、“高水平陷阱假说”等都属于制度解说的范畴。这样归纳却未免过于笼统和泛滥。这也是制度解说的一大局限：它不能解释制度与经济基础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经济基础导致制度变迁还是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它也不能解释为何制度条件相同而其他方面不一样的国家和地区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李约瑟之谜”新思考

综上分析，尽管人们对“李约瑟之谜”谜底众说纷纭，但无一完全站得住脚跟。人们不禁要问：“李约瑟之谜”到底有没有谜底？个人的观点是“李约瑟之谜”不存在确切的谜底，探讨李约瑟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追究问题的最终答案，而在于探究过程中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开拓眼界。因此，我更倾向于融合各派学者的观点，认为经济体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中西方文化意识、地理环境、制度条件、人口规模、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却有所不同，这才是“李约瑟之谜”产生的关键。

在前现代社会，地理环境和人口规模可以说是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的主要原因。正如林毅夫的观点，前现代社会，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是社会的主流，在中西人类智力水平相当、技术发明概率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规模成为影响技术发明总量的关键指标。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 mpl e 1986)。，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因而由人口规模决定的技术创新总量也遥遥领先于欧洲。对于宋朝人口相对明清较少却出现中国历史上技术创新高峰的原因，林并没有做出解读，这也是后来“技术发明模式论”为其他学者诟病的一大原因。本文认为，宋代中国在社会动荡、人地比例恶化背景下出现技术发明高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宋朝其他因素的作用更甚，甚至超过了人口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对此文贯中认为，宋朝人口规模较大、疆域较小，恶化的人地比例不利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由此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位居世界高位，从而极大促进了技术发明的出现和经济繁荣。

至于宋以后中国技术创新开始走下坡路，欧洲却能迎头赶上甚至把中国远远抛在后头的这一现象更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实现技术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完成技术发明方式转变成为打破技术发明瓶颈，加速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技术创新竞赛演变成中国与欧洲谁先完成技术发明方式转变的角逐。这里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为何不能在领先的有利条件下率先实现这种转变？其二是欧洲为何能率先完成这种转变？

对中国无法完成技术发明转变这一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学者们终日饱读诗书，走上仕途后便养尊处优，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科举制度下，广大有天赋的人才终日寒窗苦读四书五经，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仅停留在原始科学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现代科学(林毅夫，1994)；14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省制度由强省转为弱省，低行政压力下地方有地精英得以侵犯他人产权(艾德荣，2005)，类似欧洲的产权制度无法诞生，技术创新得不到保护，商业机密世代相传无法在全社会实现共享，这也抑制了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模式，欧洲却顺利实现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迅速将中国抛在后头。

这就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欧洲为何能率先实现技术发明方式从以经验为主到以实验为主的转变？对于这个问题，林毅夫没有做出具体解释，其他学者也较少关注。本文认为，伴随着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欧洲人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其率先实现技术发明方式转变的关键原因。不同于中国长期以来保守、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严重压制个人的创造性；欧洲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倡导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新思想，赞颂人的智慧和才能，提倡人性和个性解放，批判宗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和禁欲主义。文艺复兴破除了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的迷信，培育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它还引导人们去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和现实世界。在文艺复兴的带领下，个人主义至高无上，资本主义精神畅通无阻，确保资本主义发展的产权制度在英国乃至欧洲普遍建立，商业机密保护下市场拓展与技术可占有性之间的内在矛盾顺利解决，技术与市场充分结合，欧洲社会形成庞大的公共知识库，技术创新的积累性和人均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使得欧洲在技术水平上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简言之，14世纪的欧洲有确保技术发明方式转变的思想条件(文艺复兴)和制度条件(专利制度)等，同期的中国无论是思想条件(儒家思想、重农抑商等)、制度条件(政治制度、官僚制度等)都严重阻碍着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

四、结论性评述

自李约瑟之谜问世以来，国内外各学科专家尽管都试图在自己的领域里探寻谜底的真相，但正如上文分析可见各类解说均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原因在于李约瑟之谜的问题宏大性质。李约瑟之谜是一个牵涉到中国和欧洲两个宏大地理区域、兼涉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等诸多方面，不同种族、团体、国家共同参与并活动其中的宏大社会和历史演化问题。因此，任何试图运用某一种因素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企图都仅仅可能在点上、线上是有益的，但绝不可能在面上和整体上是有益的。

本文认为“李约瑟之谜”并不存在一个确定、唯一的谜底，而是文化思想、制度条件、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在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中具有绝对优势，由此导致中国的技术发明和经济状况遥遥领先于欧洲；此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出现瓶颈，中国由于长期官僚制度的负激励作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政治制度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其无法完成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反观欧洲，文艺复兴带来个人的解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专利制度、产权制度应运而生，技术发明者受到充分保护，技术创新方式得以顺利转向以实验为主，创新规模和总量空前提高，从而将中国远远甩在后方。

参考文献：

[1] 张宇燕，高程.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J].经济学(季刊)，2005(2):491-518.

[2] 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解析[J].经济学(季刊)，2005(2):519-540.

[3]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32-261．

[4]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7):5-21.

[5] Li n, Just i n Yi f u.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anuary, 1995.

[6] 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71-79．

[7] 姚洋.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J]．读书，2003(1):40- 47．

[8] 赵红军.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该接受旧解还是新解？[J].经济学(季刊)，2009(4):1615-1646.

[9]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 赵显明.“李约瑟之谜”的哲学与社会学探源[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45- 49.

[11]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 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 on, 1999

[1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4] 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和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J].经济学(季刊)，2005(2)：541-562.

[15] 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与文贯中、张宇燕、艾德荣等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6(1)：309-324.

[16] 寇宗来，石磊.理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的关键——李约瑟之谜的专利制度假说[J].国际经济评论，2009(2)：44- 48.

[17] 刘茂松，许鸿文．“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兼与姚洋就《高水平陷讲——李约瑟之谜再考察》商榷[J].湖南社会科学，2004(1)：104-107．

[18] 崔潮.“李约瑟之谜”的财政制度角度解读[J].财政研究，2010(8)：14-19．

[责任编辑：朱子]

″Needham Puzzle″: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YEWan-jun

(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007,Chian)

Abstract:Since its inception, ″Needham Puzzle″ has resulted in extensive discussions among the scholars from various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prev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viewpoint, which is that ″Needham Puzzle″ is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geography, ideology, cultur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population size and many other factors; only by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various viewpoints,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Needham Puzzle″ can be saw clearly.

Key words:Needham Puzzle; literature review; critical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06(2015)02- 0062- 05

作者简介：叶婉君(1989-)，女，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yewanjun0304@163.com

收稿日期：2015- 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