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 河北　邯郸　056005)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 河北邯郸056005)

摘要：中国古代散文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于2014年10月12～15日在北京裕龙大酒店、稻香湖景酒店召开。来自于中国、中国台湾的学者从通论、唐前散文、唐宋散文、元明清近代散文四个方面交流讨论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年会；研讨会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于2014年10月12～15日在北京裕龙大酒店、稻香湖景酒店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散文的古今通观”，会议主要议题为：1．中国传统文章观与现代散文观的嬗变。2．中国散文创作宗尚的古今嬗变。3．中国散文评论话语的古今嬗变。4．中国散文功用观的嬗变。5．现代学术思想与中国散文史写作。6．现当代散文中的古典质素。7．中国散文其他问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主持开幕式，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杨庆存、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台湾师范大学王基伦分别致辞。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以《古代散文学会近二十年历程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致辞，回顾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未来走向提出四点：加强建设古代散文研究队伍；加强古代散文研究的破旧立新；加强古代散文的关联研究；加强古代散文研究的信息传播。最后指出，中国古代散文学会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以后的道路很长很长，还需要一代代的学者继续奋进。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学会建设得更好，把学会的年会开得更好，特别是把古代散文研究做得更好。

第一场大会学术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先生主持，报告人和题目如下：熊礼汇《浅说唐宋记体古文书写策略的转变》、许东海《唐赋与谏书——吕向〈美人赋〉的“美人与诤臣”论述》、洪本健《论欧阳修对归有光及其散文创作的影响》、曹虹《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谢飘云《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赵伯陶《道统、文统与古代散文的文化品格》。

第一场大会学术报告之后进行分组报告和讨论，然后是第二场大会学术报告和闭幕式，第二场大会学术报告的报告人和题目如下：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王基伦《韩愈古文的实词作法》、莫道才《宋代“四六话”产生与“诗话”关系考》、钟涛《论六朝政治运作与骈文书写的互动》、刘湘兰《纬书〈河图〉与〈山海经〉》

在闭幕式上宣布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选举产生的新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是熊礼汇，似乎不同于中国诗经学会和中国屈原学会，但是，熊礼汇年龄偏大，且已经退休，大禹举年龄较大之皋陶、益，后来仍然不免于家天下，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应该兼容并包、四海一家，把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吸收到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中来，让我们期待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届年会共收到论文一百多篇，在此不可能一一罗列，仅仅略举一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一、关于通论及唐前散文的研究

蒋振华《中国古代道教语录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简略总结了中国古代道教语录体散文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该文总集、选本、选集概念使用随意，经杨德春指出后郭英德已表示会认真修改，郭英德这种科学态度令人敬佩，比那些对于不同意见置若罔闻或暴跳如雷的所谓学者不知要强多少倍。

袁晓薇《对“散文小说化”的新认识——余恕诚先生文体互动研究的启示》指出：“余恕诚先生以唐诗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文体互动研究，展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解释和科学评价当代“散文小说化”等文体跨界现象。“散文小说化”并非仅仅是散文创作中吸收借鉴了小说的一些手法，而是整个创作精神更加倾向于叙事性、描述性、传奇性等，体现出文学消费的娱乐化特点，是“文学图像化”在散文创作中的一种反映。“散文小说化”基于散文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但是，“散文小说化”在繁荣散文创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有赖于对散文文体意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中的适度运用。”

姚苏杰《文学篇章结构研究法刍议》指出：“文学篇章研究法是对文学文本进行微观分析的一种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探索文学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普遍规律，即“篇章结构”。它与传统的文章学或作文法有一定的联系，但更趋细化、规则化。简单来说，篇章结构研究就是分析某一作品在不同文本层级内，由什么内容、以何种形式组合在一起。若再进一步，则可据此归纳某类作品在结构方面具有的共性，从而与文类、文体、风格等概念进行联系。”

于文哲《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指出：“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常森《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历史轨迹——从简帛文献到〈孟子〉〈荀子〉》以“民眚(性)”为人性，杨德春认为“民眚(性)”不能等同于人性。常森认为先秦儒家心性之学有比较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杨德春认为就现有材料来看先秦儒家心性之学很难说有比较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若没有充分的材料，则所谓的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历史发展轨迹根本不可靠。

郑栢彰《诠解庄子〈齐物论〉之物我关系》指出：“庄子〈齐物论〉虽有「齐物」与「物论」连读两种解释，然此两种解释系构成道家玄智思维之互摄圆境，将〈齐物论〉物我浑化无碍之旨给彰显出来。然吾人身处现实世界之中，常受到「成心」之执，导致过度夸张某「物论」之存在，而排斥了其它「物论」的存在价值受到肯定，如此将遮蔽大通之道，致使物我产生隔阂，而无法展现道家玄智之「灵心」。其实，「成心」与「灵心」皆存乎一心，故此庄子才拈出「吾丧我」之修养工夫，以消弭吾人主客二分之执，进而从更宽广的视域去看待「物论」之存在价值。当吾人经由「吾丧我」工夫消解物我隔阂后，彼此就在浑化无碍中呈显和谐状态，此状态庄子称之为「明」。吾人若能体现此状态，心境即能如明镜般应物不藏，不受任何情绪所干扰，而自适其性地徜徉于人间世，让个人生命得到当下之安顿。”

刘湘兰《纬书〈河图〉与〈山海经〉》指出：“《河图》是汉代方士依托于《山海经》创作的纬书，并非世所谓《易》纬。《河图》借鉴了《山海经》中的昆仑神话体系，形成了以“昆仑山”为世界地域中心的地理观念；且承袭了《山海经》所述“异域”的描写并有更详细的叙述与阐释。《河图》的出笼，推动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发展与盛行，也为后世考察汉代地理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刘宁评议认为非儒家经典之《山海经》不应有纬书。刘宁之论不过即是重复胡应麟《四部正伪》所谓“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刘湘兰可以大胆假设，但要小心求证。

杨德春《〈春秋穀梁传〉的叙述和论说艺术》指出：“《春秋穀梁传》的叙述偏重于文学性的叙述，即进行了文学性的剪裁，注重多种艺术方法的并用和形象性，注重艺术性的描写，人物语言口语化十分明显，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口吻毕肖。生动传神。《春秋穀梁传》十分重视艺术形象在论说过程中的地位，在论说过程中实际上伴随着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增强其观点的合理性，问答式结构产生了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论证效果，使文章有逻辑性和力量，溶说明于论说之中，论说语言的艺术风格表面上辞清以淡，意婉以平，在表层之下是气峻以厉，峥嵘雄奇。”

陶原珂《试说〈孔子全集〉之言行体》指出：“在目前的先秦散文研究中，言行体是否算作一种散文体，有不同看法，值得重新考察和认识。近年出版孔健编著的《孔子全集》，广集汉以前文献中保存的记述孔子言行的语篇，按文献类别编次，并加以今译，为我们研究先秦言行体散文提供了一个集中的文本。其中可以大别为记言语篇和记行语篇两大类，前者包括直陈言说的自言、对话、论说之言、阐释之言以及述引申论之言，后者则包括记述形貌之言、概括品行之言、叙述具体情景行为之言、以及兼及记行与记言之话语。而兼及言语的行为叙事，在历史时间理念的统辖下贯串、发展，则形成历史传记文体。”

王洪军《“西狩获麟”的三重叙事及其思想建构》指出：“《春秋》绝笔于“西狩获麟”，探寻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便成为儒家士人的思想使命，而依托孔子及“获麟”之传注建构了区别于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形成了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新的儒学核心理论，这是秦汉儒家士人最重要的儒学贡献。麟最早见诸甲骨文，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动物，“咏于《诗》，书于《春秋》”之后，麟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不断附加，成为具有灵性的并和王权结下不解之缘的仁兽：“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春秋》三传，尤其是公羊家“素王”、“三统”、“三世”等方面的论述，确立了经学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服务的目的；谶纬“获麟”的政治结构，解决了汉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春秋》“西狩获麟”讥讽鲁国所狩非时违背周代礼制的本义几乎被全部掩盖，这也是经典阐释之于文学的表现。”

可咏雪《〈史记〉上溯比较研究》提出《国语》是司马迁著作《史记》所重点依据的一部书、《国语》的史料素材对《史记》具有史源性价值和意义、记言性典籍早出表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思想和言论的传统等八论，研究了《国语》被《史记》采用的方式和情况。

王利锁《曹魏奏议文的讹体新变——以司马孚《奏永宁宫》为中心进行考察》指出：“曹魏时期，对应用文体的认知经历了由写作程式规范转向文体风格审美的新变化，文体风格审美成为应用文体认知的主导倾向。但曹魏奏议文的写作并没有完全恪守当时确立的文体风格审美认知的通约性原则，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常呈现出讹体新变的特点，司马孚《奏永宁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奏永宁宫》名为奏议，实为弹事，是奏议文向弹事文转变的重要环节，其独特的书写体式保存了早期弹事文的写作体例规范，是考察魏晋南北朝弹事文发展演变的重要凭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钟涛《论六朝政治运作与骈文书写的互动》指出：“骈文是六朝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工具，以艺术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是政治活动与书写美学相结合的产物。骈文书写与政治运作的深层关系，在于它不局限于政治运作过程的文字记录与呈现，而是其本身就是政治运作审美化的体现，以审美的形式，赋予政治活动美学魅力。骈文书写与作者政治身份关系更密切，许多是他们直接参与政治运作的手段。作为政治行为的骈文书写，不是单纯的文学写作，服务于政治的目的也制约着书写形式。不同的政治意图，决定了骈文书写内容的侧重点和艺术风格的选择。”

二、关于唐宋散文的研究

熊礼汇《浅说唐宋记体古文书写策略的转变》以韩、柳杂记既以即事体物为书写策略，又有叙事作论以寄慨者，欧、苏等人杂记即事“别求义理以寓襟抱”，书写策略以说理、慨叹为主。熊礼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然韩、柳之记体古文不可代表唐之记体古文，欧、苏即便可以代表北宋之记体古文，则绝不可代表南宋之记体古文。

王基伦《韩愈古文的实词作法》指出：“本文针对韩愈古文的实词作法进行讨论。「实词」相对于「虚词」而言。首先，搜集韩愈自己及当代、后世有关实词作法的理论标准，再据此检视韩愈古文的实词作法有无特殊的成绩？其中除了细读文本之外，亦参证历代评点学著作，包括前人已指出的较有写作手法之处，而后尝试归纳韩愈古文的实词写作典范，大致得出：(一)贯穿全篇之例，(二)自铸新词之例，(三)精确释义之例，(四)一字传神之例，(五)死字活用之例，(六)重出类字之例，从分析这些文例的过程，得知实词在篇章结构中的作用，申明韩愈古文的艺术价值。”

蔡德龙《画记文体源流研究》指出：“韩愈《画记》对画作“不遗毫发”的记录，源于对绘画著录的借鉴。在宋人的称誉与仿效中，《画记》由篇名滋演为体名，其源于绘画目录学的著录特色，使其符合“记”之本义，成为“记之正体”的典范，从而在宋代完成了经典化进程。在文体的演变中，画记体于题材、写法、文本结构上均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文体稳定之后，画记曾渗入他体，以“画记入诗”为典型。通过对历代相关作品的考察，可知“画记入诗”的关键在于人物画、长篇七古、赋法铺叙三个要素，对“以何种文为何种诗”的讨论，也深化了“以文为诗”的论题。”

刘宁《“师其人”与“明其理”：论韩柳取法前人的不同方式》指出：“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首先，刘宁此文立论牵强，韩愈“师其人”，亦“明其理”，《原道》可证也；柳宗元“明其理”，亦“师其人”，师法屈原可证也。其次，一般情况下学术研究条件较为优越的学者很难理解寒士的处境，常言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刘宁能够发现“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这样决绝的笔墨实属不易，在北大才女中实属凤毛麟角。

洪本健《论欧阳修对归有光及其散文创作的影响》指出：“归有光于《震川集》中常言及欧阳修道德、文章、学术，另编有《欧阳文忠公文选》，多有好评。欧、归皆遵奉儒家仁政爱民之信条，有刚正不阿的人格。他们强调文道结合，关心世间百事，不作空言；反对拟古，力主创新；崇尚自然，不事雕琢；为文富于情感，以情动人。归氏学《史记》、学欧公，侧重在学阴柔之美，亦以作品之富于阴柔之美，奠定他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叙写家庭生活、抒发至爱亲情的题材，进入了他载道以文的领域时，比欧更为从容与自由。“发乎情”，他畅快淋漓；“止于礼”，他则有所突破。归氏记、墓志、行状以亲人为对象者最佳，其他受人请托而作的占相当大的比重，价值不大。归文最有特色、最为世人所看重的，就是那些书写骨肉亲情的篇章，融叙事、描写、抒情、论说于一体，形成浓浓的悲情氛围；人物形象逼真，如在目前；细节刻画生动，予人印象深刻；不事雕饰，善用白描手法。可见他学欧而有所发展，有所超越。”

莫道才《宋代“四六话”产生与“诗话”关系考》认为诗话对骈文批评的重要形式“四六话”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欧阳修《六一诗话》对王铚《四六话》的影响来梳理“诗话”与“四六话”的关系。

马茂军先生《朱熹的散文思想》指出：“自朱子理学成为官学以后，朱子的言论一言九鼎，朱子的散文思想也成为权威，但是目前的朱子散文思想研究却是空白。朱子建立了理学家的新文统，朱子使理学家古文派成为古文正统，使明清古文缺乏文学性，使柳苏蒙冤，使古文难逃政教的工具。”马茂军先生从朱熹的文道观、朱熹游记文学所反映的散文思想、朱熹的散文史观、朱熹的散文观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朱熹的散文思想，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朱子散文思想研究的空白。

郑芳祥《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文章宗尚研究——由比较叶适与苏轼政论的观察》认为嘉定年间所流行的叶适政论作品实与苏轼之作呈现不尽相同的风貌。

鄢嫣《论南宋对王安石文的评价》指出：“王安石去世后，南宋人对他的抹黑最严重，他在南宋基本上是大奸臣的形象，而越晚近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其鸣不平。相反在文学领域，王安石在南宋还是很有地位的。经过对南宋文话的考察与梳理，可以发现，南宋人否定的都是王安石文章的内容，有时也上升到人身攻击，但对于他文章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四六的成就，都有各种程度和各种角度的肯定，此文着力于考论南宋不同立场和不同身份的人如何来评价安石之文。”

三、关于元明清及近代散文的研究

谢玉玲《论元代前期文士王恽之赠序书写》指出：“王恽为元代前期北方文坛重要文士，年轻即任馆阁学士，世祖诏令多出其手，其著述极丰，诗文颇具时代特色，对元代散文有开启之功。赠序文体源自魏晋，原为送别赠诗序，迄唐代以后最终形成无诗的徒序，即赠序文，在散文发展历程中形成一重要类别。王恽文宗宋代欧、苏，而欧、苏在赠序文体上亦显笔力不凡，本文即以王恽赠序文为讨论主体，从其论文主张与文风追求出发，论其作品特征与艺术特色，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考察元代初期散文发展的多元意义。”

张德建《制度·权力·自我——明代赠序文中的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儒家思想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且以此为立论的基础以研究明代赠序文中的政治文化。张德建此论是错误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可以分为儒家前的政治文化和儒家后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的儒家后的政治文化不仅受到儒家思想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法家、佛教等其它思想的影响。张德建讨论明代的赠序文中的政治文化仅仅是在“儒家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家化”两种形态的互动中展开，故张德建此文的研究必然是片面的，也必然是错误的。

刘尊举《八股文文体生成考辨》指出：“八股文脱胎于宋元经义，发端于洪武十七年乡试。“去古文化”是八股文脱离宋元经义的第一步，凸显“解经”的文体性质，消除论体文的特征，大讲成为文章绝对的重心。叙述方式的“程式化”是八股文建构自身文体特征的过程，“扇”体和“股”体的逐步完善标志着八股文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文体。“扇”体与“股”体有很大区别，意义单元与形式单元之间一一对应的组合关系，是“股”体八股文区别于宋元经义最突出的文体特征。以散行单句组成对仗偶句，是八股文极为独特的语体特征，是在语体的“排偶化”和文风的“去骈文化”的双向作用下形成的。”

曾肖《明末复社的散文创作探析》指出：“作为明末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拥有许多杰出的成员，包括张溥、张采、陈子龙、吴应箕、陈际泰、夏完淳等人，他们在明亡以前就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其散文创作显示出社团文人独有的风格：一是与社集、游宴生活关系密切的散文创作，包括社序、书序、寿序、贺序、赠序等多种文体。社序主要是阐述文社成立的经过、目的与宗旨；书序是为经、史、子、集等书籍作序；寿序、贺序、赠序等应用性文字用来宣扬忠孝节义的人伦观，并作为社员关系的联系纽带；用来表彰忠孝节义之士的人物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应用文；包括书、议、策、论、辩、檄、原、客问、对、书后、说等多种散文文体，用于时事的议论，朋友的问候等。”

马昕《明清之际遗民士人的历史论说与名节观念》指出：“古人对名节观念的探讨常体现在史论史评之中，因此由史论文章窥察其对名节的态度，可弥补诗歌研究的不足。明清之际遗民士人直接面对名节选择的问题，却往往通过史论表达出对名节观念的消解态度。其消解名节价值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成败结果论取代道德原则论；二是在名节价值之外找寻更崇高的价值追求；三是探寻名节价值的根本，从而剥除其不合时宜的外壳。他们对“死节”这一极端行为的态度尤其谨慎，消解力度亦尤甚。”

曹虹《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在概念使用上比较随意，其实只是部分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以混成意趣，曹虹所谓“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是各种文坛力量抗衡协调的结果”极易产生误解，其实“古文辞”概念在桐城派内部也未成为共识，曹虹所谓清人赋予、所谓各种文坛力量抗衡协调的结果均不能成立。

李晓黎《戴槃〈书经集句赋稿〉考述》指出：“晚清戴槃的《书经集句赋稿》是集句史上今可知见的唯一一部集句律赋集，由40篇集《尚书》律赋组成。虽然赋中的文字基本上都出自《尚书》，但行文颇多剪裁，改动原文的情况比较普遍，所以《书经集句赋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集句，应当定位为“非典型集句”。《书经集句赋稿》命题大半取自儒家经典(二分之一取自《尚书》，四分之一取自其他经典)，所押之韵亦多采自儒经，赋文组织《书》语，以经注经，发挥经义，头头是道，题、韵、文互相配合，将清代律赋与经义的交融推到了极端。”

谢飘云《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指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朱子]

王旗(1975-)，女，安徽合肥人，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从事企业品牌管理工作。

唐毅(1978-)，男，安徽合肥人，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讲师。

徐鑫(1980-)，女，安徽合肥人，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讲师。

E-mial:dechun.yang@163.com

Review on the 10th Annual Meeting and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Ancient Prose Society of China

YANGDe-chu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andanCollege,Handan056005,China)

Abstract:The 10th Annual Meeting and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Ancient Prose Society of China hosted by the Ancient Prose Society of China,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Prose Research Center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was held in Beijing Yulong Hotel and Rice Fragrance Lake View Hotel on October 12～15, 2014. The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Taiwan of China discus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ancient prose of China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general theory, the pros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the pros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modern prose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ing certain academic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the ancient prose of China;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academic symposium

基金项目：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2014年科研课题《电网企业社会责任实时在线沟通模式研究》(项目编号：52120413500T)。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06(2015)02- 0071- 05

作者简介：杨德春(1968-)，男，河北遵化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李文胜(1968-)，男，安徽安庆人，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等。

收稿日期：2015- 01-14 2015- 01-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