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拿着一个桶巡视在书架间，他要把没用的书扔进桶里处理掉，管理员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面停了下来，罗素认出了那正是自己的《数学原理》，而且是最后幸存的一套……

卢昌海

“一部大书便是一项大罪”

擅写短诗的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言道：“一部大书便是一项大罪”。1959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并“谦虚”地表示，“以罪而论，这是一部小书”；1982年，印度裔美国科学史学家梅拉在《量子理论的历史发展》一书中也引述了这句话，且跟罗素一样“谦虚”，表示以罪而论，他那部也是小书。

其实，梅拉那部书是很大的，6卷9册5,000多页，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学史专著，照卡利马科斯的说法，罪是小不了的。倒是罗素的“谦虚”还稍有些道理，因为《西方的智慧》并不是他最大的书，他有一部大得多的书叫做《数学原理》，3卷近2,000页，那才是“大罪”。不过那恐怕不是书之罪，而是书带给作者的罪——那部大书着实让作为主要作者的罗素受了“大罪”。

那“大罪”从写作之初就开始了。

罗素年轻时雄心勃勃，二十出头就立下宏愿，要写两个系列的“大书”：一个涵盖所有的科学领域；另一个涵盖所有的社会学领域。他并且畅想：一个系列将从抽象出发，逐渐向应用靠拢，另一个系列则从应用出发，逐渐向抽象靠拢，最终交融成一个巨无霸系列。罗素后来确实算得上著作等身，但年轻时的这个宏愿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能力，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而只在某些局部领域中取得过局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