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亮，黄 剑

（1．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2．中央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学习者学一个单词不仅要掌握该词的（语音和书写）形式与意义，还应具备创建二者联系的能力。当学习者听到或见到该词提取其意义或要表达该意义而提取该词的形式时，单词形义联系的紧密程度能决定上述活动的轻松程度［1］47－48。单词形义联系（本文仅探讨单词的书写形式与其意义间的联系）的建立有赖于构词成分策略的使用。该策略的使用涉及两个步骤：其一，将生词拆分为若干构词成分；其二，将拆分后的构词成分与该词已知的词义联系起来［1］278。形义联系建立的关键在于重述（re－express）该词的已知词义。

以“acclaim（欢呼、喝彩）”为例，该词可拆分为前缀“ac－”和词根（或词干）“claim”两个构词成分。然后在表示“to／toward，朝向……”的前缀“ac－”和表示 “to cry／to shout out，大 喊、大 叫”的 词 根“claim”，即“朝向……大喊、大叫”与已知的词义“欢呼、喝彩”间建立联系。不难发现，构词成分所表达的“朝向……大喊、大叫”与该词的已知词义“欢呼、喝彩”之间并不完全匹配。学习者这种自然地学习目标语未必能实现语义的充分重构，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指导干预［2］。此时，我们可以从反向着手，采用逆证法进行溯因推理，解决英语词汇形义联系建立过程中已知词义重述所产生的问题。

二、溯因推理——概念、模式与发展

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皮尔斯①国内学界对英语姓氏“Peirce”一词的译法有两种：“皮尔斯”和“皮尔士”。我们采用前者的依据有二：其一，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写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二次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313）；其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写的《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2000：773）。（C．S．Peirce）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三种论证，即不明推论式（abduction）、演绎推理（deduction）、归纳推理（induction）。科学理论始于不明推论式。在这种推理中，研究者把那些引起他或她注意的事实收集到一起，并和其他的事实联系起来，直到有一个解释出现为止［3］61。

（一）溯因推理的概念

溯因推理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西方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中列举了推理的三种类型，即演绎的、归纳的以及“απαγωγη”（溯回）的［4］92。皮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溯因推理”。1868年，该概念被首次提出，皮尔斯称之为“hypothesis”（假设）。

皮尔斯认为，所谓假设并不指一个被观察对象的假定。也存在另一些假定的真实情况，它们来源于已被观察到的事实。一个假设被首次提出并接受，不论是单纯的提问还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确信，皮尔斯都把进行推论的第一步称为不明推论式（abduction或retroduction）。皮尔斯解释说，这意味着只要一个假设既不建立在任何已有的、影响该假设真理性的认识之上，也不建立在正在经受检验的假定之上，则对这个假设的偏爱胜过对任何其他（可以同样解释事实的）假设的偏爱。也就是说，这种偏爱预设了正在检验的过程将不会有误。皮尔斯之所以赋予诸如此类的推理特定的名称“不明推论式”，原因在于，它的合理性依据的原则与其他种类推论的原则截然不同［5］255－256。

（二）溯因推理的基本模式

皮尔斯是第一个把不明推论式划归到推论的范围的人。这得到了诸多逻辑学家的赞同。他们认为，所采取的这种解释性的假设恰恰就是不明推论式。这种推论活动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假定不被承认，即使作为假设也不行，除非把它假设为它能解释这些事实或这些事实中的一部分。

皮尔斯阐述了这种推论的形式：

令人吃惊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但是，如果A是真的，C当然也是真的；

因此，有理由怀疑A是真的。

皮尔斯进而得出结论：A不能以不明推论式的方式推出来，如果更倾向于这种表达方式，它也就不能以这种不明确推论式的方式加以猜测，除非它（A）的全部内容已包含在其前提（C）之中，即“如果 A 为真，C当然为真”［6］256。

（三）汉森对溯因推理的发展

美国哲学家汉森（N．R．Hanson）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皮尔斯等人的观点之后，进一步论证与阐发了皮尔斯的“不明推论式”。

汉森认为，溯因推理把观察到的事实看作待说明项，把科学定理看作说明项；推理就是从待说明项到说明项的逆行［4］F4。

汉森在其著作《发现的模式》中对皮尔斯的溯因推理作了如下表述：

1．意外现象P被观察到，

2．如H为真，P将被解释为当然的事，

3．所以，有理由认为 H 是真的［6］78。

H的内容只有出现在2中，才能逆推出H来。

汉森进一步解释说，通过假定H成立，可以解释现象P的混乱，把这种混乱全部置于一个可理解的模式中。但是，P控制H，反之不成立；推理是从资料到假说和理论，反之也不成立［4］93－95。将汉森的表述形式化，我们可以得到：P，H → P‖﹣ H

其中，P，H是一些命题，“→”表示蕴含关系，“‖﹣”是引入的一个符号，表示前提与结论之间“或然推出”的逻辑关系，以区别于通常的演绎推理符号“∣﹣”。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H一般应理解为某个假说和一些必要的初始条件的合取［7］。

汉森明确了溯因推理中待说明项与说明项的概念，为解决英语词汇形义联系建立过程中重述已知词义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逻辑支撑。

三、词汇形义联系的建立——构词成分策略与溯因推理的联姻

对使用构词成分策略的学习者而言，单词词根的意义是给定的已知条件，且一些常用词缀的意义业已熟悉，学习者可以将这些作为背景知识，在单词学习、记忆中加以应用。

在词汇形义联系的建立中运用溯因推理，先要依据构词法拆分单词的英文拼写意义；同时，在深入理解该词的汉语词义的基础上，对其汉语词义进行有效的意义拆分。最后，从待解释项“单词的汉语词义”出发，结合已有的词缀、词根等背景知识，到解释项“单词英文拼写的意义拆分”进行逆推。这一过程可表述为：

步骤一：意外现象P（单词的汉语词义）被观察到；

步骤二：如H（单词英文拼写的意义拆分）为真，P（单词的汉语词义）将被解释为当然的事；

步骤三：所以，有理由认为H（单词英文拼写的意义拆分）是真的［8］。

从上例“acclaim（欢呼、喝彩）”中可以发现，把单词的汉语词义视作意外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直接从单词英文拼写的意义拆分出发，顺推出该词的汉语词义，进而建立单词的形义联系。此时，意义顺推会导致“一因多果”的情形，即“朝……大喊、大叫”有着多种看似“理想”的推理结果。

因此，要建立单词“acclaim（欢呼、喝彩）”的形义联系，我们可从单词“acclaim”的汉语词义“欢呼、喝彩”出发，对其进行意义拆分，其中必须包含词根的意义“大喊、大叫”，且拆分的数目与该词英文拼写的意义拆分数目相同，即也拆分为两部分。这样，“欢呼、喝彩”便被拆分为“X＋ 大喊、大叫”（X表示未知的或不定的意义拆分项）。接下来，我们从“欢呼、喝彩”的拆分项“X＋ 大喊、大叫”进行逆推；由于“ac－＋claim ＝acclaim”，即“ac－（朝向……）＋claim（大喊、大叫）＝acclaim（欢呼、喝彩）”的等式为已知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等式“ac－（朝向……）＋claim（大喊、大叫）”＝“X ＋ 大喊、大叫”＝acclaim（欢呼、喝彩）；于是，单词汉语词义拆分中的“X”得解，即为“朝向……”的意义，进而可以推导出“朝向……大喊、大叫 ＝ 欢呼、喝彩”。此时，在该词意义拆分的微语境中，“朝向……大喊、大叫”与“欢呼、喝彩”意义一一对应，即，“朝向……大喊、大叫”唯一的对应只能是“欢呼、喝彩”，而非其他含义。

建立词汇形义联系时，善用溯因推理，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者英语词汇学习的自主性；也有利于学习者在单词学习、记忆的过程中，体会西方先民造词时的思维逻辑，提高其英语词汇学习效率［8］。

四、思维特质——非传统性、创造性与或然性中的必然性

溯因推理思维的非传统性、创造性及推理结果或然性中的必然性等特质，无不体现在词汇形义联系的建立过程中。下面，我们将对构词成分策略使用中已知词义重述所用溯因推理的特质，逐一解读。

（一）溯因推理思维形式的非传统性

词汇形义联系建立中溯因推理的思维形式不同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仅考虑命题之间形式上的关系，而是从待解释的事实（如上例“acclaim（欢呼、喝彩）”中的“欢呼、喝彩”）出发，通过分析各种构词成分背景知识（如常见词缀、词根等）和给定条件（词根“claim，大喊、大叫”），一步一步地往回探索，从而创设或者选定最佳的假设（即“朝向……大喊、大叫”），使得从最佳的假设及背景知识和初始条件出发，能逻辑地演绎出待解释的事实。它至少经历了一次从事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事实的反复。换句话说，整个词汇形义联系建立过程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回溯性的演绎推理。其结构可表示为：

最佳假设（“朝向……大喊、大叫”）

背景知识和前提条件的陈述（C1，C2，C3，……Cn）待解释的事实（“欢呼、喝彩”）

不难看出，词汇形义联系的建立重述了已知词义所用溯因推理的逆向性思维进程。这一过程可以帮助学习者深入理解词汇形义联系建立的内在机制。同时，溯因与演绎在这一思维过程中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显示了假设、理论和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溯因推理不能理解为演绎推理的简单逆转。因为学习者不仅要运用想象力来设想词汇形义联系建立的内在机制，还要运用分析、猜测、试错和选择等思维操作。同时，溯因推理比归纳推理更复杂，包含的要求也更高。因为学习者在使用构词成分策略进行已知词义的重述时，要设想最佳的假设（“朝向……大喊、大叫”），并与背景知识及其他前提条件构成一个整体，才能为待解释的事实（“欢呼、喝彩”）提供解释［6］240－241。

（二）溯因推理思维方式的创造性

词汇形义联系建立中的溯因推理思维本身便是一种理性创造性的活动，因为，溯因推理是理性主义者提出的一种发现方法［9］364。

汉森指出，所有的科学观念都是通过外展（溯因推理）的方式产生的。外展在于研究事实并创造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对它所作的唯一的辩护就是，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某一事物，那就必定运用这种方法［4］92。

同时，词汇形义联系建立中运用溯因推理，要求学习者在所设想的多路演进的逻辑推理过程中，敏锐地抓住那种具有必然联系的逻辑链条，然后来检验、修正它［6］241－242。这样，词汇学习的主动权就会牢牢地抓在学习者的手中，因此，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溯因推理结果或然性中的必然性

理论上讲，词汇形义联系建立中溯因推理的结果具有或然性。这是因为溯因推理从有待解释的事实（如上例“acclaim（欢呼、喝彩）”中的“欢呼、喝彩”）开始，寻找其产生的原因（“朝向……大喊、大叫”）。这一溯因过程亦是一种历史的追溯。由于客观现实中一果多因现象的存在，溯因推理的结论往往不能穷尽一切原因［10］211。

皮尔斯曾以“验证某个人是天主教牧师”，即“这个人具有天主教牧师共同的而且为他们所特有的特征”的假设为例，就此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皮尔斯经推理指出，“它凭借预言检验了假设而假设又被验证了……其特征既不能数，也不能称，而仅仅是猜测而已。”接着，皮尔斯又指出，“但是，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事实仅仅作为事实，与它们呈现自身的方式无关，它们使假设成为真的、假的或者或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然。”［5］256－257

由此可见，或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它常常可以转化为必然性。因此，在词汇形义联系建立的溯因推理过程中，学习者要结合词缀、词根等构词成分背景知识，积极利用最佳假设，努力将“一因多果”通过“一果一因”转变为“一因一果”。

五、结 语

内申（Nation）指出，词汇学习负担的轻重取决于学习者掌握单词构词成分的程度与这些构词成分间组合的规则程度［1］47。构词成分间组合的规则程度则取决于单词形义联系的建立。溯因推理能促进并优化单词形义联系建立的过程。

正如科学研究处于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会转而借助哲学分析来解决其领域内的难题［11］88。于是，我们把溯因推理引入英语词汇构词成分策略的使用中来。溯因推理把英语单词形义联系的建立过程转化成了一个个动态逻辑推理的过程，这有利于革新构词成分策略的使用、提高学习者英语词汇学习的自主性。在双重动因的推动下，学习者能够相对轻松地走出英语词汇学习困境，并以此为突破口，架构起词汇与语音、语法等要素的连接网络，不仅能在短期快速扩充词汇量，还能逐渐加强词汇学习的深度。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综上，在英语词汇形义联系建立的过程中运用溯因推理，正像库恩（T．S．Kuhn）谈到新旧范式转换完成时所描述的情形一样，犹如“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例因范式变化而引起的科学再定位的经典案例之后，将其描述为‘拾起木棍的另一端’，亦即，‘处理相同的数据，但将其置于不同的框架之下，建立新的关系结构’”［11］85。在逻辑学的指引下，英语词汇形义联系建立中构词成分策略的使用，还将有助于克服语义石化现象，有利于学习者词汇语义自主能力的发展，进而促进其二语词汇能力的提升。

［1］ NATION I S P．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CUI YANYAN．The Development of Lexical Semantic Autonomy of English Majors［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14（2）：231－243．

［3］瓦尔．皮尔士［M］．郝长墀，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汉森．发现的模式［M］．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5］皮尔斯．皮尔斯文选［M］．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章士嵘．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王彦．论溯因推理及其在科学中的运用形式［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3）：30－37．

［8］黄永亮，景晓玉．基于构词的英语词汇教学探索［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17．

［9］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苏越．科学发现中的逻辑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1］KUHN 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