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

2015-03-19吴洪成许晓明

关键词:实用主义主义教育

吴洪成,许晓明,2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派在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经济的纲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0余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主共和体制的保障下,始于清末维新派、立宪派的实业救国思想,在民初获得重大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反映在教育上,则出现了名之为实利主义教育与实用主义教育的思想流派。教育思潮是由教育思想流派构成的,而教育思想流派则是由教育家学说为资源汇集的。基于此,教育史学界往往将两者合并,统一惯称为“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其思想成分或立论方式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教育范式,以有别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美国现代教育大师权威(John Dewey,1859-1952)来华讲演及美国教育哲学流派传播在中国掀起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后者主要是欧美现代教育运动的理论成果,一般称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属于以欧美教育哲学为资源构建的范畴体系。但此时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及同时出现的职业教育思潮在时间、内容上有衔接、联系以及交错的复杂关系,对此,本文不再展开。基于近代新教育历程考察,并从教育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辛亥革命后形式上建立起来的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为核心内容或文本载体的近代教育制度体系,正承受着新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冲击。从教育本身的情况看,清末以来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增无减。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培养农、工、商业所需的专门人才的实业教育的发展却急剧下降,教育体系内部结构严重失衡,教育发展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再加上普通教育脱离生产实际、社会生活的弊端,导致了种种矛盾的尖锐化。这些矛盾概括起来为:社会急需人才和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矛盾,学校教育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新教育思潮和旧教育传统影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引发了对清末以来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反思,下手之端无疑是制定出新的教育政策法规,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全国,这也是将辛亥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振兴实业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基础和落脚点。以实利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内核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适应了变革的需要。

一、民初社会对技术与人才的新需求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采取振兴民族实业的国策,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推动民族工商业的法规,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刺激了社会部门发展实业的极大热情。一时间“振兴实业”成为强烈的社会思潮。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1914-1917年),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华的商品倾销在此期间大大减少,致使历来严重入超的危机得以缓解;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各种战略物资的急迫需求刺激了外贸的出口,由此形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有利的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以工厂数为例,1903—1908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有21.1家,而1913-1915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达到41.3家,1916到1919年则达到了124.6家[1]14。

据有的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清末宪政这十年,经济是发展的,从它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来。19世纪末,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在8000万两左右。到了1911年,它的预算是3亿两,因为革命风暴的影响没有完全实现,实际为2.6亿两,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辛亥革命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收支不平衡,中央的财政都很危急了。但是,袁世凯上台以后,用铁腕手段来整治全国的财政,请有经验的理财能手出任财政、工商等经济领域领导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相当快,从1912年到1920年,工业发展年平均速度是13.8%[2]。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短期内的迅速的发展,对技术及人才的需求变的极为迫切渴望。首先提出了“欲事建设,须求人材”,要求培养适应于现代工业发展的专门人才,以便更好地从事经营管理。实业家们普遍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了人才,企业可以起衰为盛,没有人才,企业虽盛必衰。但一直以来的我国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多雇用外国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近代状元“下海”的实业家张謇认为办企业最急务是储才,商务印书馆领袖、近代出版家张元济认识到“为公司全局计,不能不急于储才”[3]571。第一个把西方管理科学理论引入中国的企业家穆藕初认为,“人才为事业之灵魂。故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实业家首务”[4]83。并指出我国各业不振,“皆由于缺乏适用人才,并缺少独树一帜之人才耳”[5]。如1915年成立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提出的9大任务之二、三点就是“发展商业”“振兴商学”。选派富有商业经验者出国留学,筹办和推广高等、中等和初等商业学校及商业补习学校”[6]112-113。发展工商实业成了社会的迫切愿望,实业界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直接对教育提出了改进的需求。

而清末民初的教育现实却不尽人意,时代的原因和时人思想认识的局限,致传统教育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流弊。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与宗法社会根深蒂固,其经济组织结构、宗法制度的深厚基础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从不同途径,各种方式移植、模仿西方近代工业社会建立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教育”革新,在中国,特别是农村社会中出现了事多杆格,逾淮为枳的后果:其一,人们仍视学校教育为光宗耀祖的途径,科举的气息在一般民众中未曾淡弱;其二,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甚至出现与现实生活及生产相背离的状况。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谋生的技能,反而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学校几乎成了新式士大夫阶层的养成所。这种学校教育愈发展,失业的游民愈多。其三,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已纳入学制体系的实业教育旨在培养有技术专长的学生,但由于教育经费的不足和有实践经验教员的缺乏,供学生操练应用或实践操作的教育设施和相关的实习锻炼与指导无法保证,实业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为社会满意,而且几乎沦为“失业学堂”,于是,实业学堂的教育质量让人失望,这就反过来加强了先秦以来一直沿袭流行“学而优则仕”的升学做官思想,使原本就不协调的教育结构更加失衡。以1909年为例,该年全国普通学堂增至51 877所,而实业学堂尽管已达到了那时期的最高水平,有254所,但与同期的普通学堂数相比,仅占0.48%。这种落差的状况在民国初年有增无减。

反思中国实施近代教育的历程,其中不乏成就及经验,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远离西方近代教育的“真精神”,即民主与科学;二是所实行的新教育依旧严重脱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养士”教育无异;三是简单模仿,食洋不化。这些弊端的深层次原因即是人们的观念仍停留在传统的“官本位”“仁道”至上的思想上,在学习西方教育时,认识和观念严重滞后。如何促使人们的思想转变,使学生的价值观念、求学动机与新教育的精神相统一,谋求教育结构平衡且合理,克服学生学用脱节,真正实现教育与中国社会实际统一起来,并且根据中国的社会特点,有选择地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有益的东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摆在教育界人士面前的新课题。

由此可知,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教育改革显得尤为迫切,蔡元培、陆费逵、黄炎培等人提出并受到教育界响应而形成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正是试图解决上述问题的有益探索。

二、蔡元培“新教育方针”引起的争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他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在碑亭巷设立办事机关。教育部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敦促各地迅速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并在革除清末教育封建性的前提下,为全国教育提供指导意见。为此,于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从中可以看出教育界开始展开了对旧教育性质的改造,如废除小学读经、学校奖励科举功名出身等。为了对欲建立的新教育体制进行理论上的设定和把握,1912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第3年第11期发表了著名的《新教育意见》,对新教育方针作了总体构想,率先从理论上较系统地对社会的新需求进行了探求。他认为新教育的方针应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7]130-137。同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蔡元培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称这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又从心理学角度衡量“五育”,认为军国民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和情感两方面,美育毗于情感,世界观则统三者为一。他的“五育说”基本上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内容,所以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有许多不足,如“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它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如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8]16。这样便引起了很多人的疑义,围绕着蔡元培这一构想的论争也由此展开。

与蔡元培持不同意见者不赞成教育方针在形式上持有多种主义者,如时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江苏籍教育家贾丰臻就认为“方针者,纯粹者也,复杂者也;方针者,不可或失者也,主义者可重可轻者也;方针者,可随时变更者也,主义者不外数种,而定其一为方针者”[9]。应该说,这是较有代表性的论点。他反对蔡氏把世界观和美育主义当作教育方针,认为绝不能把民国时期的教育方针去比附清末的教育宗旨。

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伊始曾向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家陆费逵征询对教育方针的意见,他力主采取实利主义。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构想见诸文字后,陆费逵对其提出异议:“所举方针,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端,而侧重于后两者。夫国民教育,智、德、体三者既不可偏废,各种主义自无不包含之理。采军国民主义,不能废公民道德;采实利主义亦必不废美感教育也。夫既不能偏废而包含之矣,则兼多数方针,实不啻无方针。故吾谓蔡君意见,并非兼采五端,而实以世界观及美感二者,为教育方针也”。从而提出应审时度势,选定一种主义为方针,以切近社会急需。他和赵廷炳、庄俞为代表的一批区域性教育家力倡民国教育方针应采取实利主义。

陆费逵从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才能抵御外侮,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出发,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的政策导向。他的思想要点有三个方面[10]118-120:

第一,从个人生活的需要说明实利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吾民国之国是如何定之,吾不敢知。然万事根本,实在乎财。吾国大患,尤在夫贫。苟一旦民穷财尽,则国与民皆不免于破产。国家破产,外侮立乘,国民破产,盗贼愈甚,而皆不免于亡。况吾国人之习性,下等社会虽能耐劳而知识缺乏,生活之力遂以薄弱;上等社会文弱优柔,既无耐劳之筋力,又无谋生之能力。若长此以往,恐全国皆游民皆饿殍矣。”

第二,实利主义是军国民教育、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之基础。“实利主义,非惟药贫,实足以增进国力,高尚人格。非此,则他四主义亦将无所附丽。足食方能足兵。生计不裕,侈言尚武,则大乱随之。古今中外,断无无财而可以强兵之理。况今世战争,恃力者三,而恃财者七。无财则任何勇武之国民,必不足以取胜,此军国主义之有恃乎实利主义者,一也。衣食足而后知礼义,饥寒不免,则道心变为盗心矣。此公民道德主义,必恃乎实利主义者,又一也。出世间之观念,优美尊严之感情,非不美也,然过于重视,则不免流于优柔文弱。数千年来吾国教育方针之误,即误于此。孔孟之轻利重义,黄老之恬退无为,其成效既如彼矣,今日顾可继以世界观、美感二主义以益其误耶!且夫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知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若世界观、美感二者,可以为养成文学家之方针,可以之为文科大学之宗旨,非普通国民教育所当重也。”

第三,实利主义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勤俭、耐劳、自立及自营等品性。“实利主义云者,非惟实业,非惟手工图画,盖此特其形式也。其精神所在,则勤俭也,耐劳也,自立自营也。举凡一切为人之德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无不含之。人人能勤俭、耐劳、自立、自营,则民智民德进,而社会国家亦进步矣。今世各文明国,若英、若美、若法、若德、若日本,其教育皆有注重实利主义之倾向。质言之,则人之维持生活,既为人生第一要事,教育人人使能维持其生活,或更从而进步之,斯教育之目的达矣。满清时代,愈兴教育而人民愈贫、道德愈下者,即以不注重实际教育,不能裨益于人民生活,而子弟谋生之能力愈薄弱也。余前岁为商务馆招考学徒,今岁又为中华书局招考学徒,诸生大率入学数年,略解粗浅文字及笔算,于习字、珠算及生活知识,十九皆不合格,刻实耐劳者,亦不多见。而女生入学数年,家事知识、女红技能毫无所解,仅知以女国民自命。此种社会,若不急施实利主义之教育,而欲与英、德、法、美诸国竞,其不贫且弱者,殆无天理也。”这里的勤俭、耐劳、自立及自营等品性主要是指生活情操、劳动观念及劳动态度等方面,涉及职业道德范畴。

同是编辑家的庄俞撰文对陆费逵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凡有利于实际者,皆谓之实利。故利人利己,实利主义也;利国利民,实利主义也。约言之,勤劳俭朴贮蓄等,对于己之实利主义也;信义协济和平等,对于人之实利主义也;团结贸易经济等,对于社会之实利主义也;兴业纳税助饷等,对于国家之实利主义也;交通竞争比较,对于世界之实利主义也”[11]。在实利主义的名目下,注入了实业和道德两大内容,使实利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和指向的实业教育,这是在较大范围内对中国教育价值取向的一次讨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主张将教育与经济发展相联系。通过科技知识的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增强学生生产及生活能力。同时注重学生生活态度及劳动观念的培养,直接为提高社会生产服务。

三、实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教育

(一)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流派,盛行的时间很短,它是洋务派“西艺”教育在民初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直接的源头是清末厘定的教育宗旨。清末教育宗旨的五项标准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对此作了解读:“夫教育之系于国家密且大矣。若欲审度宗旨以定趋向,自必深察国势民风强弱贫富之故,而后能涤除陋习,造就国民。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该折接着阐释“尚实”条云:

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历代理学名臣,如宋之胡瑗,明之王守仁,国朝之汤斌、曾国藩,能本诸躬行实践,发为事功,足为后生则效。至若高谈性命,崇尚虚无,实于国计民生曾无毫末裨益。等而下之,章句之儒,泥于记诵考据之末,习非所用,更无实际之可言。尝有泛览群籍而不能成寻常书牍之文,精研数理而不能通日用薄记之法,予人口实,亦安用此学为也?查泰西三百年前,其学术亦偏重理论,自英人倍根首倡实验学派,凡论断一事一物,必有实据以为征信,此风既兴,欧洲政治教育理学诸大家,遂争以穷幽索隐之思,发平易切近之理,此泰西科学所以横绝五洲,而制造实业之相因以发达者遂日进而不已。今欲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其他格致、画图、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教员于讲授之际,凡有事实之可指者,必示以实物标本,使学生知闻并进;且时导学生于近地游行,以为实地研究之助,与汉儒之实事求是,宋儒之即物穷理,隐相符合。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12]568

可见,清末的教育宗旨中已经含有实利或实用的教育思想,但在理论上并不系统,并且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谈不上多少真正地实施。近代中国明确地提出实利主义教育并对教育实践发生影响的是在民国初年。

民初社会风尚发生了转变,人们的价值观、政治观及消费观逐渐从封建弊习陋俗中解脱出来,不再将从事实业看成是“弃本逐末”。社会出现了商业发展的热潮,而且反映了人们职业观的改变。同时,“西学”“新学”大倡,各种公私立学校比比皆是。学生选择职业,首先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所在。在职业、求学观念上发生的转变,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建立后,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对实利主义教育认可及赞同心态的体现。这说明民初实利主义教育思潮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把实利主义当作富国的手段,他将修改后的《新教育意见》一文新题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发表于同年的《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其中对实利主义教育的阐述是:实利主义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学,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主张“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即普通教育各门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应该与社会各种专门职业相联系,以实际利益、经济效益的取得为趋向。“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他将实利主义看作为智育的内容,希望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授,使学生掌握近代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发展其认识能力与创造力,能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在学校课程中,实利主义教育比例最高,达40%之多。“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3]322。其中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充分体现在民初教育宗旨中。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4]178

集中阐述实利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并就实施方法加以探讨的是陆费逵与庄俞。按照他们的意见,实利主义教育包括劳动观念及生活能力的培养,在普通教育的各门功课中交织实用技术的学习和实际生产技能的培养,同时增加职业选科,尤其重视对增强经济实力、社会财富有显著效果的学科内容的理解与实践,大致属于普通教育兼容或渗透职业技术教育的设计方案。

由于民初社会发展实业的势头强劲,对技术人才的要求十分迫切,使得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有一定数量的合格人才,所以对实利主义持赞成态度的人们逐渐将思考和焦点聚集在实利主义教育内涵的深化及外延规模的扩大上。他们主张通过多设实业学校,并同时增加普通学校的实业学科、完善实业补习教育等途径,实施实利主义教育。还有论者提出,工业是实业的核心,而优良精湛的技术家相继出现,最为工业发达之主因。应该发展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类工业学校,施行“工业教育”。由此,到1912-1913年之际,应社会发展之需求,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构想的讨论为契机,以制订新方针为目标,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关于由此引起的一些争论及其所述的观点,前文已述,在此不重复。由于当时教育文弱、空虚、无实的弊端仍存在,因此实利主义教育的提出和倡行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二)实用主义教育

蔡元培、陆费逵等从发展民族工商业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实业的角度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是试图解决当时旧教育体制带来的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但这是在教育结构改革层面上的一种努力,较少具体地阐述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及就业需要之间的关系,更少注意到普通教育与社会产业结构的水平及特点之间的联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急需新的教育理论来解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教育产生了,其标志是1913年黄炎培发表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在该文中,黄炎培通过对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弊端入手,以反证法的方式,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自社会困于生计,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时之研究。一般论者,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其道维何?曰多设实业学校也;曰于普通学校加设实业科也;曰提倡实业补习教育也。潮流所趋,几不闻有歧出之论调。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进而思之,诚将以实业为教育中心,则一切设施必求悉与此旨相合。苟于普通诸学科不能使之活用于实地之业务,此外,管理训练亦未能陶冶之,使适应于实际之生活,而徒专设学校,增设学科譬犹习运动者,感觉袍大,服之不适也,特制一种运动用衣,袭于其外,及其里衣之宽大如故,可乎哉?夫里衣苟犹是宽大也,将何从袭此特制之衣?袭矣,亦安能达其适于运动之目的?彼此从事于普通诸学科之改良,而徒专设学校增设学科,何以异是?十年以来,吾国民思想界不可谓无开拓活动之进步,而独至物质文明,则奄然无生色。识者忧之,谓殊与救国之道相背驰也。虽然,今小学校未尝废理科也。而若此,毋亦其所取之材与所用之法,不能使之应用于实地之业务使然耶?[15]14-15

黄炎培结合我国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具体地提出了改革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的方案。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这一主张的提出,是黄炎培联系我国实际,认真研读并吸收西方近现代教育学说,试图从理论上清除封建教育影响并解决“新教育”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努力,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是对实利主义教育思潮中有关教育、学生生计与现实生活及生产相联系的初步认识的深化与拓展,对改变当时教育中存在的空疏无实、学用脱节的弊端及转移士风学风均有一定的作用。

黄文所提上述观点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庄俞。庄俞继黄炎培之后,在《教育杂志》发表《采用实用主义》一文,赞成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倡议,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观。与黄炎培一样,其立论也是从分析民初的教育现状入手:“学制公布,学校议建,学生骤增,表面观察,今日教育岂不日有进步?然而一则虚伪,二则剿袭,三则矜夸,四则敷衍。一言决之,如是现状于国家鲜有实际。”他疾呼:“欲救今日教育之弊,非励行实用主义不可。”他对行政部门推行实用主义的职能、措施发表了意见,主张实施实用主义教育的机关在上者为中央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司,在下为各学校之校长及职员。在教学中如何实施实用主义教育,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于具体教学内容上,实用主义教育“乃将平时所授各学科,一一致于实用,并非废除各学科,而别有所谓实用科学也。”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讲授一事,必求其事于社会生活得适宜之应用,遇有事物可予以直接之观察者,不可敷衍塞责,日濡月染,养成实用观念,则提倡实用主义之目的达矣。”庄俞断言:“提倡他种主义,或有违法蔑理之嫌,提倡实用主义,直有万益而无一损,又何乐而不为哉?”[16]字字力透纸背,铿锵有力,可谓斩钉截铁,义正言辞。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提出,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由封建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转变的历史趋势,适应了社会进步人士的普遍愿望。因此,一经提倡,应者如云。《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专门征文,内容为:“今日学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实施法。”1914年第6卷为围绕“实用主义教育”主题争鸣或探讨的“增刊”,吸引社会有识之士展开讨论。有论者对实用主义教育进行概念的界定:“实践的开发主义为何?曰实用主义是也。实用主义者,为在学校所施之教育,意能合乎人类之需要而已”。[17]有将目光更为细致地深入到社会需求的各个侧面,认为倡行实用主义能使中国人注重于实科之学及实用之本,促进学术发达,推动学校的教学方法改良,能培养有自营相当之职业的人才,解决学生毕业后的生计困境,发展经济,提升国力,从而保障共和国体等等[18]。此后,对此的思索与讨论还在继续。有更深入地探求实用主义教育的实施法,如手工科要“首宜与图书联络,尤宜置景物于前,而仿造之”[19]。在实业教育中,倡行学校附设实习场所,如工场、商店等。[20]更有人提出了使毕业生进入工商界的优待法与工商学徒补习科的鼓励法,要使教育真正有裨于现实生活[21]。

实用主义教育一时成了一种教育流派,后人在论及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时说:“实用主义的提出不能不谓我国教育上的大革命。自黄、庄二氏大声一提倡,全国教育界观念为之一大变”[22]542。当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教育类著作中、小学教科书,有不少冠以“实用主义”四字以广招徕。例如,潘文安辑《实用主义单级教授法》(中华书局1914年版)、杨祥麟著《实用主义课外教育实施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实用主义师范国文教本通论》《实用主义理科答问》《实用主义化学答问》《实用主义理论化新教授法》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难怪近代教育史学家舒新城称:实用主义当时因新教育偏重书本,而不能适应社会之实际需要,实用主义及其反映之结果,故一经黄氏提倡,即如响斯应,“于民国二、三年间,蔚为一种思潮,流行全国”[23]148。

四、对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评价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阶段,更是迈向了思考探索的时代,教育领域就是聚焦或反映的样本。从蔡元培对新教育方针的构想到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再到实用主义教育的倡行,正是民初教育界对社会需求思考的表征和结晶。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到191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了较为盛行的教育流派。两者相互联系,有很多共同性。它们都是在批判封建传统教育空疏无实弊端的基础上,反思“新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要求相违背的弊端,试图寻求解决的方法而提出的新的教育思想,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学用一致,强调学校的教学与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和生产需要相联系是其共同的一面。当然,两者也存在差异性,以及前后的递进关系。实利主义教育注意从宏观上说明教育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教育对生产力提高有着巨大作用,偏重于学校科技教育。因此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功利主义教育观出发,力倡教育的价值取向应从重德到重利的转变。实用主义在实利主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从实利主义到实用主义,其教育价值取向是同一的,实利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前提,实用主义更是实利主义的原则和保障。实用主义从微观层面阐述教育以日常生活、生产的实际运用为中心;适应当时社会对学校毕业生在生产及生活能力上的要求,学校的课程及专业科目设置应与社会产业结构相协调;着眼于普通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如何围绕着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作有效的改革,并触及了职业教育的有关问题或内在因素。因此,实用主义教育更切近民族工商业经济有所发展但更需进一步提升的社会实况,而从教育理论的角度看,它涉及的是理论和实践、知识与经济以及教育与生活这些亘古而又年轻的问题,并作出了有一定价值的回答。

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的阶级,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步步退让,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1912年2月,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迁到北京,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大力推行复古主义教育,民主主义者与之展开了一场反复古主义教育的斗争[24]352。作为复古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恢复封建买办的教育宗旨。1915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誉颁布《颁定教育要旨》,声言大总统要“以兴学为立国要图,”称当时国势已初步安定,因此颁定“教育要旨”就不能踌躇,兴学宗旨是“矩雉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阙,尚武以备军人资格,务实以儆末俗虚浮”[25]245。从中不难看出,这里所述内容与1906年清廷颁行的教育宗旨有所雷同。其核心内容在《颁定教育要旨》中,被进一步概括为十八个字的七项规定,即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这十八个字的教条,只不过是1906年清学部颁发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的教育要旨的翻版,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24]353。但就教育宗旨内容本身来看,“崇实”,即推崇实用、实际的意味,占居了前三项的地位:

吾国学术,推孔孟为极,则紬绛其书,体国经野之道,无非布帛菽粟之言。末流递降,汉尚训诂,晋尚老庄,唐尚词章,宋尚性理,明清尚帖括,愈变愈空,由支离破碎以至于浅薄虚浮;治身犹病不足,何以治国!科举既废,学校代兴,此为以实易空之转机,而又有蹈袭皮毛之弊。默察世界学术之趋势,而求与为平进,不得不唤起全国人民之自觉心,相率趋于崇实之一途。崇实之道,分两项言之:一曰物质之实,若数学科、理化科等,皆国民知识技能必需之学科也;不得徒事纸上之研究,必验之实际,以为利用厚生之道。一曰精神之实,若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皆立国之大本大原也,不得徒为理论之竞争,必体察国体民情以定实地施行之准则。不特此也,世界之进化,实物质与精神互为鼓荡推移。瓦特之汽机,就物质上发明之学也;百折不回,必成一器以尽汽机之用,则由精神锻炼而出也。达尔文之进化论,就精神学上推演之学也;即物穷理,必举一例以明进化之原则,由物质经验而来也。自今以往,讲物质之学,必寄以精神;讲精神之学,必本于物质。以真挚之心理,倡为朴茂之学风,真为纯厚之俗尚。浮华既去,贞固不挠,由是职务安而实业兴,物产丰而财政裕,经费充而军备足;合民族之实心,结成国家之实力,斯与列强并驾齐驱而无可乘虚抵隙之处。富强之道,具在于是,期共勉之![25]248-249

虽然,其中的所辨析阐发的内容已不限于普通教育的物质生产价值或与社会实际的结合问题,而又融入了大学教育的功能作用,但其趋实或事功的立场或意向仍十分明显。在1915年几乎同时颁发的《特定教育纲要》中,又对民初教育宗旨加以剖析,并明确规定“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以命令颁布”。随之对此加以“说明”,认为现时教育最大之缺点有四个方面:一不重道德,二不重实利,三无尚武精神,四不切实用。教育部前颁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各教育,惟未标明实用主义。且部令虽颁,国内并未奉行,教育迄今无一定趋向。为此,应该重加规定,以道德教育为经、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实用教育,以各学校注重理、化、博物等实科之实验为始;尚武教育,以自初等小学注重体育卫生,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为始),特下命令,颁布宗旨。更由教育部派视学随时至各地方视察,实际能否履行,据以考定成绩;庶几教育有一定之趋向,不致纷歧错误[25]255。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成立以后,在共和政体保障机制下,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的呼声已成汹涌浪潮,袁世凯执政期间也只能利用,为自身利益及势力扩张之助,而不能违背它。

实利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前提,实用主义更是实利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原则和保障。有人将它们合称为“唯实主义教育思潮”[26]340。本文则特称为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流派的兴起,实质在于要使实业的需求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均以崇实去虚、实学实用以及实际实行为标尺加以改造,来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实利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相比,后者不仅理论上更丰富,涉及面更大,而且由于具有课程内容及技术方法论上的意义,很快被人们用于实践,如上海市各县小学、江苏第二师范附小及江苏其它学校皆曾施行。近代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于1915年对此作过认真的考察,并加以记录:

江苏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盖多数实行此实用主义者也。其以文字发表其施行之实况者,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为最早。曾有《我校之实行实用主义》一篇,刊入《教育研究》第八期。若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种种设施,无一不根据乎此,但未曾明揭此主义。其所组织初等教育研究会,发行一种小本杂志,名曰《小学校》,已出第一、第二两号。披览其内容,大都斯主义之精髓也。但其主事俞君子夷所主张,不无小小特异之点。俞君以为增加社会中日常事实于教材,仍不能达实用的目的。盖社会事实多半成人之经验,用其不适于儿童境遇者以为教材,学者无自信难发动,勉强记忆之而已,安能实用(见《小学校》第二号《欧美新教育之趋势》)?以故是校国文、算术两科,所采教材皆限于儿童境遇,与其他学校较异。此是供吾人注意研究者也。今夏上海县教育会组织小学校成绩展览会,余为其间一评判员。遍览成绩品,国文,九十五校中,陈列书信及日用文件者三十八校。其种类为书札、便信条、明信片、电报、各种广告、各种票据、各种规则、请帖、签条,极五花八门之观……此则上海各小学施行实用主义之实况也。松江县教育会研究杂志,所载个小学,亦多斯主义之设施。泰县第三高等小学刊行设施概况,所述教授方针,亦尚实用主义。又杨君保恒语余,无锡、宜兴等处,颇有实施小学教育法所列诸方法者。[27]21

可以说,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从理论到实践对封建的空虚教育展开了扫荡,对近代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是从1912年到1917年间教育界影响广泛的教育思潮。

1917年5月,在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黄炎培等教育界、实业家知名人士48人列名发起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被推举为办事部主任,主持社务12年,后改任常务董事。7月,《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同时刊登了由黄炎培起草,蔡元培等44位教育界、实业界、政界知名人士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至此,职业教育思潮正式形成,作为一场教育运动在全国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而两年以后,美国现代教育派大师由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之后来华作两年多时间的讲演,足迹所至东部、中部的11个省、市之多,其所宣传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理念“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做中学”“儿童中心”“兴趣至上”“活动课程”以及“自治管理”“思维与教学”等观点甚嚣尘上,也颇足以打动人心,甚至成为新派教育家乃至普通教师的口头禅。一时间内新教育思潮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纷呈多彩。著名的如平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及科学教育思潮等都十分流行,并引起教育界的重视,而其中的理论与早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呈现出多样性的承续或包融等联系。这就凸显了民初这种一直以来受人忽视,也难以表述言明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近代教育思想嬗变中的重要地位与现实价值。

[1]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2]佚名.回眸百年话沧桑——袁伟时教授访谈录[J].社会科学论坛,2011(3).

[3]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5]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J].教育与职业,1918(7).

[6]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9]贾丰臻.讨论教育部长对于新教育之意见[C]//教育杂志1913,4(1).

[10]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C]//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00.

[11]庄俞.论教育方针[C]//教育杂志1913,4(1).

[1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5]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6]庄俞.采用实用主义[C]//教育杂志1913,5(7).

[17]邢定云.今日学校应否采用实用主义[C]//教育杂志1914,6(增刊).

[18]廉方.今日学校应否采实用主义[C]//教育杂志1914,6(增刊).

[19]潘文安.实用主义实施法[C]//教育杂志1914(第6卷)增刊.

[20]费揽澄.论推广初等实业教育之必要及其计划[C]//中华教育界1915,4(11).

[21]沈亮.小学毕业生入工商界之优待与工商学徒入补习科之鼓励法[C]//教育杂志1914,6(6).

[22]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2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9.

[24]王炳照,郭其家,等.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6]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下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4.

[27]黄炎培.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C]//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猜你喜欢

实用主义主义教育
实用主义电动车 体验一汽丰田BZ4X&BZ3
国外教育奇趣
题解教育『三问』
现实与虚拟
新写意主义
教育有道——关于闽派教育的一点思考
近光灯主义
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
这是一部极简主义诠释片
“北欧经典”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