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芳

意识形态与翻译禁忌
——以赛珍珠作品《大地》译介为例

左芳

翻译禁忌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宗教伦理道德、社会经济文化等制约而在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上产生某种顾忌或忌讳。本文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赛珍珠作品《大地》译介中产生的翻译禁忌。

翻译禁忌；意识形态；赛珍珠；《大地》

在《中国翻译》2014年第一期中，谭载喜教授提出了翻译禁忌这一翻译领域里常见却鲜有人研究的现象，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和视角，探讨了翻译禁忌的本质、表征，翻译禁忌的恒定与可变特质，呼吁翻译研究者对于这一新的译学课题进行探索。本文试图从赛珍珠作品《大地》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来探讨意识形态与翻译禁忌关系，分析操纵翻译的意识形态如何导致翻译禁忌的产生。

一、翻译禁忌

谭载喜教授在其论文《变化中的翻译禁忌：辩证视角下的探索》对翻译禁忌的概念、表征、本质、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及特征都做了详尽的阐述。翻译禁忌，也称为翻译顾忌、翻译忌讳或翻译禁忌，是指与翻译活动相关联的“顾忌”“禁忌”或“忌讳”，尤指对施加或可能施加于特定翻译内容或翻译方法上禁制行为的顾忌或忌讳。特定翻译活动之所以成为禁忌的对象，是因为人们认为它的发生和存在可能招致某种危险或惩罚。其产生的原因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翻译禁忌存在任何社会中，每个国家或社会都有缘起思想审查等文化政治制度和译者个体、机构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的翻译禁忌，这是翻译禁忌的恒定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社会和时代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翻译禁忌的可变性。翻译禁忌表现在内容层面和方法层面。如果作品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背离、违背社会或宗教伦理道德，有损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市场的作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产生译者自律、译者操纵或译者自我审查、译者自我干预。在内容层面上体现为“完全不译”“完全不出版”“完全不引进”；在翻译方法层面上也可以认为是对作品的“不译法”“缺译法”或“零译法”，译者也可以采用“部分翻译法”“省译法”“删译法”“改译法”等。这些翻译方法都是翻译禁忌的体现。

二、赛珍珠作品《大地》在中国的译介

《大地》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以中国为题材、描写中国农民命运与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自1931年出版以来，《大地》一下子成了全美最畅销的书，发行十余版，销售达一百万部以上。1932年，小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不久，被编成剧本，成为好莱坞精品电影。1938年，该作品因“跨越了东西文化间的鸿沟，丰富地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称得上是真实的叙事诗和传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诺贝尔文学奖。

迄今《大地》一书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一百多种文字。在中国，最早对于这部作品的译介是复旦大学教授伍蠡甫的《福地述评》（1932），该书是《大地》的节译本。而最早的全译本则是胡仲持译本。此外，还有1933年张万里、张铁签的《大地》译本，1934年马仲殊编译本，1936年、1948年由稚吾译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近40年内，《大地》在中国的翻译基本上是空白。直到1988年7月，广西漓江出版社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包括在第三辑中。其中，《大地》由王逢振、马传禧合译，这是1949年后的第一个《大地》中译本。这也是继1949年3月第12版胡仲持译本之后，《大地》中译本首次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

三、《大地》译介中的翻译禁忌

由上可知，《大地》在中国的译介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翻译传播赛珍珠作品的热潮，《大地》在当时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第二阶段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末，此间的《大地》在中国为“零译介”。第三阶段从80年代后期开始，赛珍珠和《大地》被“平反”，再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各个阶段对于《大地》的译介各有特点，但在这三个阶段作品的翻译活动中都体现出一定的禁忌问题。本文将从意识形态角度逐一分析在不同阶段产生的翻译禁忌。

第一阶段的译介中，该作品受到译者关注，被多次翻译。伍蠡甫和胡仲持是该作品译介的代表人物。伍蠡甫译本《福地述评》，该书前为“述福地”，译述了《大地》，是节译本，译文仅短短85页，对原文进行了重新编写和大量删节，将原文的34章缩减为9章。后为“评福地”，译者在述评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财产问题、妇女问题等。一方面认为该作品体现了中国荒灾的频仍、农民知识的浅陋、男子的贪鄙吝啬、女子的卑抑、兵匪等的威胁、不可胜数的水深火热；一方面又认为赛珍珠的可贵之处是不抱着一种白色优越的心理，考察了父系家长制下的土地占有欲和女性的绝对服从。甚至黎明书局也认为《大地》客观地描绘现代中国地狱式的农村，感人至深。为什么伍蠡甫及其出版社会对《大地》的翻译小心翼翼？不仅在翻译中删掉大量内容，还要用大量的篇幅对该作品进行评述说明呢？因为《大地》这一作品的作者文化身份以及这一作品在内容上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背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开民智和求变革”，唤醒国民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这一意识形态仍在持续，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传统、反封建同时也开启了“再造中华、再造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而赛珍珠的作品，很多学者认为是作者为迎合西方人而丑化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赛珍珠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而对于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挚爱的描写和当时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显得格格不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广大中国农民依靠在土地上的艰辛劳动，不但不能改变贫穷挨饿的悲惨命运，反而会摧毁农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所以，赛珍珠在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依旧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必然与“再造中华”的意识形态相违背，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构成尖锐的矛盾并产生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土地》的译者胡仲持也认为赛珍珠力求迎合美国大众趣味，对于中国旧礼教刻画得太过分。所以在当时，尽管很多学者因为《土地》极高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而对它进行翻译，但作者的文化身份以及作品中反映出的与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使翻译者们在译介过程中产生了禁忌，他们选择的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包括删译、评述）都表现出他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矛盾心理以及翻译活动潜在后果的顾虑。

接下来的40年中，赛珍珠作品在中国遭到了否定与全面批判，《大地》从未被翻译过。进入了“完全不译”“完全不出版”“零译”“缺译”的局面。翻译者们在顾忌什么呢？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时期翻译禁忌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存在一种“冷战”的准战争意识形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阶级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下，大量“优秀”“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作品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文学被翻译过来，欧美国家文学的翻译只限于古典名家作品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揭示阶级斗争和种族歧视、暴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作品。而当时的美国，恐共、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敌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接触几乎完全中断，中美进入了全面对抗的历史阶段。所以，作为美国人的赛珍珠，首先她的文化身份让翻译者们望而却步，特别是她对中国贫困落后的描述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背道而驰，更被上升到阶段斗争的层面，无法受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因而受到抵制与审判，被视为“反动女作家”。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列为“禁书”，遭到全面否定与批判。更讽刺的是1959年由15人编译的《大地》等作品出现在《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次编译竟然是对赛珍珠的批判。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完全被极“左”思潮控制，“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封资修”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外国文学翻译陷入沉寂，特别是英美文学，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更是无人问津。尽管中美关系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得到缓解，但赛珍珠仍然被拒之中国国门之外，签证遭到驳回，导致赛珍珠因这对她来说致命的打击而与世长辞。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让译者在翻译时宁愿选择“零翻译”也不愿选择会产生严重的、惩罚性后果的翻译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大大解放，尘封了近30年的赛珍珠作品在中国也随着“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逐渐瓦解、中美建交、中美文化交流加强而得到解冻。尽管这一时期，“解放思想”“交流合作”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大地》的翻译出版又等待了十年。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收录了赛珍珠以日本为题材的小说而未收录《大地》，因为“她对中国并没有真正了解，她所知道的中国只是触及了中国的一些表面现象……她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格格不入。”［1］“这位女作家在我国农村并未深入，观察也很表面，而且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当然不可能正确了解我国勤苦耐劳的农民，甚至有很大的歪曲。”［2］“主观立场还是站在旧中国的统治者一边的……”［3］由此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阶级斗争”已悄然解冻，但《大地》所描写的主人翁愚昧无知、保守落后，靠动乱浑水摸鱼发财，嫌妻娶妓与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大相径庭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阶级斗争”这一残留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这一作品仍然遭遇“零译介”。但是《大地》在1984年还是迎来了久违的正面的评价：“作品题材引起广泛兴趣”“主题所包含的某些普遍意义”“作者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在充满感情的情节安排和内心刻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4］由此，1988年广西漓江出版社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三辑，王逢振、马传禧翻译的《大地》被收录其中。这是继1949年以来，《大地》再一次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标志着《大地》在中国的完全解冻。1988年后，又有《大地》的9个译本出版，王逢振是《大地》译本的主要战将。

从赛珍珠《大地》在中国的译介可以看出，翻译禁忌是翻译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政治存在。这一作品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译介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使译者在翻译时产生了对于翻译这一作品可能导致的危险或严重后果的顾忌，表现为他们本该对描写中国题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翻译趋之若鹜，但事实却大相径庭，要么选择零译法，要么选择编译、删译。在不同的三个历史阶段，翻译禁忌的体现和引起翻译禁忌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正说明翻译禁忌具有可变特质。笔者期待本文能够使翻译禁忌这一翻译现象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1］孙坤荣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第2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2］陈艾新.赛珍珠的三部曲［N］.人民日报，1982-05-17（8）.

［3］［4］信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郭一鹤

H315

A

1671-6531（2015）05-0062-03

左芳/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四川成都61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