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 刘达培 杜中波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关于山城“棒棒军”生存境况的调查报告

陈洪 刘达培 杜中波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山城“棒棒军”是重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经济社会现象，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随处都有“棒棒”的身影。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个案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以重庆市沙坪坝、渝中、渝北、江北四区抽取的400名“棒棒”为样本，主要围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几个变量，从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生活境况、工作情况、社会支持状况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整体展现山城“棒棒军”当前的生存境况:即“棒棒军”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呈现双重匮乏的状态，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边缘化，而且呈现出凝固化的倾向——山城“棒棒军”难以实现有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棒棒军;生存境况;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边缘化;凝固化

一、引言

2014年4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万州港考察时接见了“棒棒”代表，李克强对“棒棒”们深情地说:“你们很了不起!每一分钱都是流汗挣来的，是中国人民勤劳的象征。”他说，中国发展有潜力，有韧性，最重要的是人民勤劳。推动中国发展需要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1］总理的慰问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陆续有媒体报道，有大学生利用假期了解“棒棒”的生活，重庆市委党校的学员也利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基层了解、关注“棒棒”。但是，若要定量地描述和分析“棒棒军”的生存境况，并指出“棒棒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群体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之间的内在联系，［2］［3］［4］则相当困难但意义非凡。这正是本研究的目标所在。

山城“棒棒军”(以下简称“棒棒军”或“棒棒”)是重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经济社会现象:地理上坡陡坎多造成的交通不便，使人力搬运成为人们解决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迅猛发展的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在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两者的自然结合产生了一批靠原始劳动力谋生的体力劳动者。山城的简单体力劳动者因其标志性的劳动工具——竹棒和绳子而被称为“棒棒军”，其所从事的简单劳动以搬运为主，兼干其它杂活，城市的街头巷尾、商场、市场、车站等地成为其寻找就业机会的主要场所。山城“棒棒军”指的是在重庆城区从事搬运兼干其它杂活的体力劳动者这一群体。那么，对于勤劳的“棒棒”而言，这一群体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工作境况如何?他们的社会支持情况多还是少?他们有怎样的社会心理?这些现象之间有何内在联系?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山城“棒棒军”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甚少。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灵活就业的角度对“棒棒军”的劳动生活进行了实证性调查，总结出了“棒棒军”生存状况的基本特征——劳动方式以原始体力支出为主、劳动时间灵活、劳动场所非固定化、劳动安全保障缺乏、劳动收入兑现快并体现多劳多得、劳动关系为临时雇佣关系。［5］这一研究主要从就业方式的角度对农民工的进城务工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研究，但没有对其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进行研究，也没有关注山城“棒棒军”这一群体生存境况的边缘化与社会地位凝固化这一显著特征。也有研究从理性化的角度，从逻辑与现实上阐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实践行动经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渡的过程，认为山城“棒棒军”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不断适应与反思自己的实践行动，部分山城“棒棒军”通过自己的实践能力来达到向上流动的机会。［6］这一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府政策对于社会低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性。但依旧没有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山城“棒棒军”生存边缘化与地位凝固化的内在联系，而且缺乏实证性数据的支持。还有学者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棒棒军”进城方式、进城动机;［7］通过深度访谈，对“棒棒军”的社会心理、情感以及社会关系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研究。［8］［9］该学者对山城“棒棒军”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并未直接涉及“棒棒军”的双重资本和群体地位边缘化与凝固化倾向。此外，几年前，有学者就“棒棒军”的居住状况、社会保障需求等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10］［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数据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无法反映“棒棒军”群体当前的生存境况。总之，众多关于“棒棒军”的研究都很少揭示出“棒棒军”的“双重资本”匮乏与其社会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之间的关系，而实证性研究没有全面而完整地展现“棒棒军”的生存境况，并且调查数据已经滞后。

直接以山城“棒棒军”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不多，“棒棒军”是重庆的特产，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对与山城“棒棒军”同处社会低层同样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群体的研究却层出不穷。有的是研究城市里的农民工，有的是研究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这些研究一般都是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底层群体的就业、经济与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等。

无论是对山城“棒棒军”专门性的研究，还是一般性的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研究，都是本研究可以积极借鉴的研究成果，有利于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典型个案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抽样方式采取随机抽样。在重庆市沙坪坝、渝中、渝北、江北四区共抽取400个“棒棒军”作为样本，各区的样本分别从街头、商场、车站、市场等地随机抽取。问卷调查为期两个月，共回收有效问卷384份，回收率96%，笔者对部分缺失值进行了删除处理，实际用于spss技术分析的个案为360个，符合调查和分析规范与标准。

调查问卷主要围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几个变量，从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生活境况、工作情况、社会支持情况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其中，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操作化为“棒棒军”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户口、婚姻状况等;生活状况操作化为“棒棒军”的饮食水平、住宿方式、居住条件、娱乐活动等;工作情况操作化为工作年限、日工作时间、月收入、工作中身体意外受伤情况及解决方式、选择“棒棒”职业的原因、“棒棒”职业存在的最大问题、雇主对“棒棒军”的尊重情况等;社会支持情况操作化为亲朋关系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政府和社会提供的职业培训、政府和社会对“棒棒军”的关注情况、社会保障情况等;社会心理则通过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定位、对富人的态度、别人对“棒棒”职业的态度等来体现。

此外，本研究在以上四区各选取了20个个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在做问卷调查过程中选取，选取标准主要是熟悉所在调查区域内“棒棒军”群体的生存情况，具有代表性的“棒棒”。访谈主要了解“棒棒军”群体或者某部分群体(如单身“棒棒”群体)的整体生活境况，群体内存在的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和诉求等。

问卷调查与访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优势互补，从而使获得的资料更准确、深入、全面，有利于笔者深入分析和研究。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直接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结构特征，是深入了解山城“棒棒军”生存境况的基础。此项调查对“棒棒军”基本情况的描述主要有:性别、户口、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目前“棒棒军”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的?较之于人们已有的了解、报道和研究，“棒棒军”群体结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下面是对“棒棒军”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见表1－1)。

从表1－1可以看出:男性占了“棒棒军”队伍的绝大多数，比重高达96．7%;“棒棒”几乎全部来自农村，拥有城镇户口的仅占1．7%。从年龄结构上看，中老年“棒棒”占主体，40岁以下“棒棒”的比例不到5%，其中，年龄最小者30岁，最大者77岁(见表1－2)。此外，“棒棒军”的平均年龄高达52．25岁，60岁及以上的“棒棒”比例也超过了20%。这说明，“棒棒军”群体的年龄总体上处于以中老年为主、向老年趋近的阶段。较之于重庆大学肖云教授和刘慧在2007年的调查结果，“棒棒军”群体的年龄变化明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年龄集中在31－55岁，占85．8%，其中21－35岁的占18．0%，36－55岁的占75．7%，56岁以上占6．4%。［12］然而，从时间上不难推断，两次调查结果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从文化程度上看，96．7%的人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20%的“棒棒”是文盲，“棒棒军”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也与肖教授之前调查所得的97．3%“棒棒”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吻合。

作为“近于原始体力支出”［5］的劳动者，“棒棒军”的结构特征除了以中老年农村男性为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外，还有些什么特征呢?调查发现，总体上，“棒棒军”的身体状况普遍较好，只有6%左右的人感觉身体较差或者非常差，很少有重大疾病(见表1－3)。

这一结果印证了“棒棒”职业几乎纯体力劳动的性质。劳动既作为“棒棒”职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大多数“棒棒”最具优势的人力资本，可以说，体力是“棒棒”生存的最大支柱。但是，基于经济条件等因素，大多数“棒棒”在没有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进行身体检查，他们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仅仅是基于平时的自我感觉。因此，调查显示的身体状况并不包括潜在的疾病风险。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构成“棒棒”结构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已婚者占“棒棒军”的主体，占到总数的87%左右，8．6%的“棒棒”至今未婚，4．4%的“棒棒”离异或丧偶(见表1－4)。然而，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未婚“棒棒”的比例大大超出了这一数字。我们从众多的访谈对象那里得知:每一“坨”(意思与普通话中的“一拨”接近)［9］“棒棒”中，有1/3左右的单身“棒棒”，有的区域甚至半数以上都是单身。

为何统计数据与访谈结果差距如此显著?原因在于，面对问卷调查，单身“棒棒”明显具有回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对一“坨”“棒棒”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些“棒棒”故意避开，不愿接受调查。这时旁人往往就会告诉我们:“他是单身汉，不要采访他。”其二，接受调查的那部分“单身”群体，他们在面对调查员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在远离同伴甚至偏僻的地方与我们交谈。这也说明偶遇抽样的代表性显得不足。

(二)生活境况

生活境况是一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也是衡量“棒棒军”生存境况的重要指标。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从饮食水平、居住条件、娱乐活动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1．饮食水平

对饮食水平的调查，问卷设计了三道题目，分别是:解决三餐的方式，每一餐的消费支出和“棒棒”对饮食水平的主观评价。表2－1是对“棒棒军”三餐情况的调查结果。

从表2－1可以看出:“棒棒军”解决早、中、晚三餐的方式各异:早、晚两餐大多自己在家做，分别占到77．8%和82．5%，午餐多数在外面吃，占66．1%。调查发现，这是与“棒棒军”的工作性质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棒棒军”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大都按照早出晚归的生活习惯，天没亮就起床，将就吃过头一天剩下的饭菜便匆匆出门。中午呢，要么是因离家较远，要么就怕耽搁活路，通常不回家吃饭，因此选择在外面吃饭的“棒棒军”占了大多数。为了少花钱，他们的晚餐多半回家解决，不过通常情况下早已过了饭点。

由于“棒棒军”自己做饭所花的费用难以计算，在外面吃的花费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统计结果没有全部呈现。就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早餐的平均消费在4元左右，午餐和晚餐消费主要集中在7—10元，晚餐消费略高于午餐。除了客观的数据呈现，“棒棒军”对自己的饮食水平也作了自我评价(见表2－2)。

从表2－2得知，认为现在的饮食水平非常好或非常差的比例均很低，加起来不到4%，认为比较好或比较差的比例总共也不到30%，多数“棒棒军”认为自己的饮食水平一般。这里我们需要明白，“棒棒军”对自己饮食水平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与同一层次的人进行的比较，比如所在区域的其他“棒棒”或者自己以前生活在农村时的饮食水平。之所以倾向于选择一般，一方面是因为同一“坨”“棒棒”的饮食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并不是很高，只要不饿肚子，偶尔能吃上一顿肉他们就已知足。

2．居住条件

要研究生活状况，吃、住是分不开的。“棒棒军”是怎样解决住宿问题的呢?他们的居住条件如何呢?下面是本研究对“棒棒军”住宿情况的调查结果(见表2－3)。

表2－3显示，个人或家庭租住是“棒棒军”主要的住宿方式，占总数的68．1%，与其他“棒棒”集体住的也占了18．3%，而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居住的只占12．2%。因此，租住是绝大多数“棒棒”的住宿方式。他们的居住条件，则通过表2－4呈现。

表2－4表明，认为目前居住条件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不到1%，认为非常差的也比较少，只有5．8%，多数集中在比较好、一般和比较差这三项，分别占到15．3%、59．2%和18．9%，总体上接近对称分布。由此看出，“棒棒军”对目前的居住条件的评价多表现为一般，总体比较差，“棒棒军”的居住条件有待改善。

3．娱乐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娱乐生活的内容和丰富程度是体现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棒棒军”作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独特劳动者，工作地点灵活，工作时间自由，多数时间用在等活儿和揽活上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多。那么，在等活儿或者晚上回家以后，他们是怎样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的呢?我们在表2－5中可以找到答案。

通过表2－5可以看到，“棒棒”主要的娱乐活动有聊天、看电视、打盹儿和打牌，看书刊、杂志和上网的人很少。此外，有8．1%的“棒棒”认为自己几乎没有娱乐活动。那么，“棒棒”们对自己的娱乐生活是否满意呢?表2－6显示:35．3%的人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认为一般的最多，占55．6%，有少部分人(9．2%)明显感到不满意。这说明，虽然他们娱乐的方式比较单一，内容并不新鲜，但他们对自己的娱乐生活依然比较满足。

(三)工作情况

劳动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文明，工作是人们生活的保障，职业类别和工作环境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之一。“棒棒军”群体是重庆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富有地域特色的经济文化现象，深入了解“棒棒军”生存境况必须要对其工作境况进行分析。“棒棒”们从事这个职业多少年了?他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收入水平怎样?“棒棒”行业存在什么比较大的问题?他们的职业地位如何?这些问题都是笔者在接下来所要分析的。下面是本调查研究有关“棒棒军”工作情况的数据统计表(见表3－1)。

从表3－1中可以看出:“棒棒军”群体的工作年限比较长。在调查数据中，从业年限最低的为一年，最多的达到40年之久，平均从业年限为12．92年。不难看出，“棒棒军”群体不仅从事这个职业的年限比较长，并且流动性很弱，有很强的职业凝固性。“棒棒军”的日工作时间比较长。其中，日工作时间最少的有5小时，最长的高达15小时，平均日工作时间10．69小时。“棒棒军”群体的日平均工作时间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8小时。“棒棒军”个体间收入差距较大，群体整体收入明显增加。统计数据显示，“棒棒”的月收入最小值为300元，最大值6000元，平均月收入2021．81元。肖云教授2007年的调查结果提到:“棒棒”的月平均集中在501－900元。对比可知，几年过去，“棒棒军”群体整体收入有明显上升。

尽管“棒棒军”群体整体收入较几年前有明显增加，然而在“棒棒军”看来，“棒棒”这个职业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太低。从表3－2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有高达50．3%的“棒棒”认为“棒棒”这种工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太低”，除此之外还有24．2%的“棒棒”认为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棒棒太多，导致活少”。认为“棒棒太多，导致活少”这一原因其实也是间接地承认“棒棒”工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太低”。因为“分蛋糕”的人多了自然收入就少。实际上有74．5%的“棒棒”认为“棒棒”职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收入太低”。原因很简单，收入增加的同时物价、日常支出也显著上涨，因此“棒棒军”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社会支持情况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社会支持也就是一种社会资源。本研究对这种社会资源主要界定为“棒棒军”所在农村或社区开展职业培训情况、“棒棒军”参加职业培训情况、政府和社会团体对“棒棒军”的关注情况以及“棒棒军”的社会保障情况。社会资源的多寡决定了“棒棒军”社会支持状况的好坏。那么，“棒棒军”这一庞大的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如何呢?

调查结果表明，“棒棒军”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很有限，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还很不够。在本调查研究中，只有8．6%的“棒棒军”在“您生活的农村或社区是否开展过专门针对无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一栏中选择“是”，然而却有高达91．4%的“棒棒军”选择了“否”，也就是说“棒棒军”群体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在这些有机会参加职业培训的“棒棒军”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人更少，仅有13人参加过，即只有3．6%的人参加过职业培训。同时，在“棒棒军”看来，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关注很少。表4－1是本研究中政府对“棒棒军”关注情况的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上表的结果分析不难得出:在“棒棒军”看来，政府部门对“棒棒军”群体的关注很不够。从数据上看，认为政府关注得非常多或比较多的只有16．1%，认为关注一般的有13．3%;然而认为政府很少关注甚至没有关注的分别达到23．1%和47．5%，综合达到70．6%之多。可见，政府部门对“棒棒军”的关注很不够。除了政府外，其他社会团体对“棒棒军”群体的关注也很有限。表4－2是本研究中社会团体对“棒棒军”关注情况的数据分析结果。

从表4－2所示结果可以看出:除政府之外，其他团体或个人对“棒棒军”群体的关注同样非常少。很少关注或没有关注的比例之和达到73．4%。可见，“棒棒军”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

(五)自我评价及社会心理

社会由一个一个的群体组成，群体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棒棒军”这一重庆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群体，对他们的社会心理的研究是本研究应有的内容。“棒棒军”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对待富人的态度如何?社会地位怎样?在他们看来社会上其他人对“棒棒军”作如何评价?这就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的“棒棒”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底层人士，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还比较满意。有73．9%的“棒棒军”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然而也有高达26．1%的“棒棒军”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甚至还有负面情绪。总体说来，“棒棒军”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见表5－1)，但“棒棒军”的生活满意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正处于社会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阶段，社会群体对富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棒棒军”群体对待富人的态度如表5－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82．2%)“棒棒军”对富人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也有一小部分人(6．4%)对富人怀有仇恨的心理。调查得知，“棒棒军”口中的无所谓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富人同样是靠能力吃饭，认为能者多得是正常的;二是认为富人与己无关，表现出对富人冷漠的态度。

五、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棒棒军”从事的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其工作条件、收入水平、日常基本生活水平、劳动保障与社会保障水平等远远低于大众的平均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种非主流的、被排斥、被忽视的状况，其总体的生存境况处于社会的边缘。“棒棒军”群体年龄普遍偏高、文化程度低，基本上没有专业技能，更没有得到良好的职业培训，人力资本非常低下。同时，“棒棒军”很少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提供的帮助和服务，社会资本也极其匮乏。双重资本的匮乏使得“棒棒”们难以找到劳动回报高的就业机会，只能从事城市里简单体力劳动，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必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不难推断出，人力资本的低下与社会资本的匮乏是山城“棒棒军”群体地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边缘化的延续使得山城“棒棒军”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始终处于一个匮乏状态，他们难以向上流动，致使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长期处于同一水平，其地位呈现凝固化倾向——山城“棒棒军”难以实现有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社会资本的丰富及有效利用是这一群体走出边缘化、克服凝固化，实现有效向上流动的根本途径之一。［12］

(一)加强职业培训，增强“棒棒军”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随着现代物流业越来越发达，出行方式日益便捷，网上购物可以送货上门，上下楼梯可由电梯承载，肩挑背扛为汽车取代。社会对“棒棒”的需求减少，“棒棒”行业的衰退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避免这一群体在行业衰退中被淘汰，“棒棒”所在的社区或农村有必要对“棒棒军”开展职业培训，使其迅速掌握一门求生技能，增强其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二)加强养老保险宣传力度，优化制度设计和管理

有些“棒棒”长期在外务工，文化程度低，不了解国务院从2009年9月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有的是由于他们的保守心理，担心个人缴费不能兑现;更主要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费每年一般都是集中于某个时间段收取，有的“棒棒军”在外务工时错过了缴费时间，参保愿望不能实现。总的来说，这一惠民政策在“棒棒军”群体中的覆盖率较低。为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宣传力度，使“棒棒军”切实了解这一政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完善“新农保”制度设计和管理。其一，增强个人缴费时间、地点的灵活性，允许在规定时间内异地缴费。其二，以村为单位，加强“新农保”覆盖情况统计工作，特别要摸清在外务工人员对这一政策的知晓情况和参保意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鉴于被调查者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且可能临时有活儿，故调查员在调查每一位调查对象时均始终陪同，并时常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或者用口头方式叙述，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代为填写，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因此，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概括性显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这一结果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山城“棒棒军”群体的生存境况。［13］

［1］李克强:中国发展需要负重前行的“棒棒精神”［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27/c_ 1110432719_3．htm

［2］李培林．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3］边燕杰．社会资本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6，(2)．

［4］董运生．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5］夏进．进城农民生存状况实证研究——关于“山城棒棒军”劳动生活的调查与分析［J］．城市研究，1998，(4)．

［6］黄颖，张大勇．外出务工农民的行动反思与调整——重庆“棒棒”群体城市生存轨迹的社会学思考［J］．农村经济，2006，(2)．

［7］秦洁．农门工的都市想象——基于对重庆“棒棒”入城动机的人类学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3)．

［8］秦洁．事实的家与情感的家——基于对重庆“棒棒”的深度访谈［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3013，(5)．

［9］秦洁．实践中的社会关系体研究——基于对“棒棒”群分类概念“坨”的解读［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3)．

［10］肖世忱，马春丽．重庆市都市圈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状况研究——以渝中区“棒棒”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29)．

［11］肖云，刘慧．低层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需求与对策研究——基于重庆市363名“棒棒”的调查分析［J］．南方人口，2008(2)．

［12］鲁楠．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道路［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3)．

［13］李平荣．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3)．

A Survey on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Bang Bang Army”in Mountain City

Chen HongLiu DapeiDu Zhongbo
(College of Politic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Bang Bang Army”(porters who carry heavy loads on their shoulders suspended by bamboo poles—bangbangs—in local parlance)in mountain city is social economic phenomenon with rich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Chongqing’s urbanization．They can be found on the streets everywhere in Chongqing．This study 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upplemented by individual interview and field observation methods，choosing 400“Bang Bang Army”in Shapingba，Yuzhong，Yubei and Jiangbei District as samples．It mainly focuses on several variables as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marginaliz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from the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in five aspects of basic individual and family situation，living conditions，working conditions，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psychosocial status，which demonstrates the overall and current survival situation of“Bang Bang Army”in Chongqing．The situation inflects the state of the lack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is group．Their social economic status is marginal and tends to be solidified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alize effectiv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Bang Bang Army;survival situation;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marginalization;solidification

C915

A

1673－0429(2015)05－0096－10

［责任编辑:刘力］

2014－12－06

陈洪，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刘达培，重庆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杜中波，重庆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