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国别经验和战略启示

2015-03-19韩永辉钟伟声

城市观察 2015年2期

◎ 韩永辉钟伟声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的进步状态的标志①。生态文明则是指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并有效利用、环境友好低碳可循环的一种社会状态。建设生态美丽中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是一个新的“筑梦”部署。新形势下，中国既要加强自身产业的生态化战略转型，更要借鉴国际在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有益的经验，方可“圆梦”绿色生态中国。

凭借出口导向型产业战略，中国经济“后发崛起”，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年均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被美誉为“中国奇迹”。但中国奇迹有浓厚的二元色彩，高速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大量倾斜投入、短期牺牲环境而获取的。无可厚非，过去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作为后发经济体，以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和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换取工业的高速增长有一定时代性和战略必要性。然而，当生态成为稀缺，其价值便会体现。当前，中国生态问题越发凸显，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②。基于产业生态理论，对国外产业生态化战略转型的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归纳提炼其路径特征，结合中国现实，挖掘对产业生态化转型有借鉴作用的政策措施，在目前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能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隐患凸显的背景下极具现实意义。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会停止，能源和污染密集型的钢铁、水泥和化工等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要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考察和吸取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生态战略转型经验亦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可持续发展观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下一代人发展的观念，既是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旨，也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化石能源时代带来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负效应日趋严重，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大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措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也颇多。本文通过归纳考察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金砖国家的产业生态化转型经验，基于中国区域差异等实践现实，辩证提出可借鉴的政策路径。

一、发达国家经验

发达国家最早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也最早遇到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挑战，这些国家在产业生态化转型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较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欧盟

1.政府的有力指引和积极推行

欧盟是全球生态化实践的倡导者和领跑者，这离不开欧盟各国政府的有力指引和积极推行。如成员国英国是世界首个提倡“低碳经济”的国家，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气候变化委员会（CCC）等生态职能部门和贸易产业部、财政部等传统政府职能机构的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创新性地提出了“碳中和”、“碳基金”、“碳标签”等有利于产业生态化的举措。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则较为重视以产业政策和法律条文形式管理产业生态化转型事务，如政策制定方面专门成立可持续发展部际委员会（CIDD）负责起草和协调政府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政策执行方面则成立生态、能源、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规划部负责管理和施行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相关事务。德国在太阳能、风能、可再生技术等技术领域处在欧盟和世界最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德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的中长期规划方案的有效施行，如《德国高技术战略》《综合能源和气候计划》《德国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等等，采用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目标的财税措施，重点对建筑节能、太阳能光伏、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归结而言，欧盟政府始终坚持产业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根源于他们坚信在环保上付出的短期成本将为其带去长期的产业竞争优势（孙彦红，2012）[1]。

2.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植根于公民心中

欧盟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的社会微观个体，在能效提升、水资源节约、废物减排和循环利用等方面均表现优异，这离不开各国对公民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培育的重视。如德国对公民环保主人翁意识培养从娃娃抓起，有完整的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环保教育体系，也经常召开各种环保讲座，普及环保新知识。法国为培养居民低碳生活意识，首先发起“无车日”活动，鼓励使用公共交通或者其它绿色出行工具，如今“无车日”已成功推广至世界各地，可见欧盟重视公民生态环保意识培育的理念已为世界所认同。

（二）美国

1.重视高新科技研发以推进产业生态化

“星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战略曾为美国在信息时代创造巨大的科技优势，使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在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美国同样把高新科技研发放在核心位置。一方面，美国重视节能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废物循环利用等高新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的作用。以汽车业为例，美国通过大量研发资金促进汽车技术改造，推动汽车工业生态化转型，以稳固美国汽车产业在世界的龙头地位，如最近风靡全球的特斯拉汽车就是其中的代表，通过高新技术与汽车的有机结合，达到兼顾生态环保和实用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推进新能源、生物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生态环保产业的研发创新。其中又以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为研发的主导力量，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绿色政府采购、优惠贷款和基金、税收减免等间接性措施，扶持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

2.坚持市场机制在产业生态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美国坚持市场机制在产业生态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美国是最为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家之一，始终坚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重视市场竞争，反对直接干预企业，认为最优产业政策只需为私人部门创造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条件。例如，通过政府咨询和信息公开等措施合理引导企业投资生态环保产业；建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创《中西地区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I）》等3个区域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以促进产业的低碳减排；通过电力市场化等改革促进联邦能源资源的高效配置（尹海涛，2013），等等[2]。

（三）日本

1.完善的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度体系保障

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是日本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最重要保障。日本产业生态化制度体系不但内容全面而且分类详细，囊括了工业制造、交通、建筑、居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如国家层面的纲领性规划方案有《日本战略性能源计划》《新经济成长战略》《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等，财税政策有《税收激励计划》《节能和循环利用支持法》等，推动工业、商业和居民部门节能增效的《能源节约法》等。日本的政策法规不但制定最早而且能及时修订更新。例如，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清醒认识到自身能源安全的脆弱性，1979年最早颁布了著名的《能源节约法》以促进本国的能源节约和能源效率提高；又如1990年修订《电力公司法》则使其成为全球最早提出光伏产业战略政策的国家。日本注重对产业政策法规进行调整和改进，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如《能源节约法》就先后在1983年、1998年和2008年等年份里进行了6次调整和修订，《能源节约法》的有效施行，使日本在电器能效、能源强度和碳排强度降低等方面成绩斐然。

2.生态产业园区的有效探索

日本地狭人稠，为此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十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推崇把保护环境和产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以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思路。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EIP）在日本的普及就是该理念在园区层级上的成功实践。全球最早的生态工业园出现在丹麦卡伦堡（Kalunborg），但生态工业园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而普及发展则始于日本的有效探索，其中日本北九州生态工业园更成为各国学习的典范。日本生态工业园建设的有效模式可概括为以地方自治为主，政府和企业协作形成“产学官民”的运作体系（董立延和李娜，2009）[3]。在该模式下，生态工业园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最终达到“零污染”目标。其具体举措主要包括：生态工业园依托本地区产业优势和特点对工业生产企业进行招商；引进综合环境联合企业对园区生产企业的排污控污、资源循环利用进行调度，促成生产企业间的相互合作，使它们共同高效地分享园区内各种资源；通过建立技术研究区或研究城，为园区内企业的环保和再生利用提供学术支持；政府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则主要负责在基础设施、规划指引、财政补贴、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便利。

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经验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是指已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任务、经济水平已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具有后起发展、土地面积狭小等特点，对城市或省域维度的产业生态化转型有较大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

新加坡奉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资本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产业转型方面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通过对外投资“走出去”，向周边如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转移本地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与此同时，新加坡确立了“信息化、自动化、机械化”的发展方针，重视美、欧、日在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外商投资的“引进来”，依靠外资承载技术和科技的优势，提高了产品的绿色技术含量，使本地产业更节能高效和低碳环保。新加坡经过这“一来一回”的资本国际流动，实现了“腾笼换鸟”，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生态化转型。

（二）韩国

韩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不到半个世纪，便从全球最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最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体之一。与新加坡不同，韩国并没有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建立自身的现代工业体系（在韩国产业经济发展最快的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甚至对大部分工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了严格限制和禁止措施），而是通过一系列倾斜性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开发自己的先进技术，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成长。在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进程中，韩国政府主导的倾斜性产业政策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针对产业结构过度依赖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现状，韩国大力开发智能电网，以适应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韩国政府制定了《大韩民国2030年智能电网计划》，形成政府主导的智能电网建设“三步走”战略规划（王雪等，2010）[4]；韩国政府也为新能源的发电设备、零部件生产、设备运营企业提供长期低利率融资，以及每年数千亿韩元的新能源战略性技术开发项目拨款等；韩国还是亚洲最早实施战略购电补偿法的国家，政府给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人提供长达15年的每度0.56-0.6欧元的固定购电补贴。

（三）香港

香港特区在绿色交通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即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高水平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学习的榜样。香港地小人稠，七百万人口生活在仅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但香港通过发达的地铁系统和公交系统，成功地解决了道路的拥堵问题。也正是基于香港安全可靠且便捷高效的绿色交通系统，使得香港每天90%的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千人汽车保有量仅为56辆，运输系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③，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佳运输系统。香港绿色交通的成功经验可归结为四大策略：①把城市规划与交通线路有机融合，打下绿色交通前期基础；②政府作为绿色交通的管理者，通过有效的交通管理机制以提升道路运输效率；③鼓励市民使用绿色交通方式，形成绿色出行的软实力；④广泛推行交通工具的环保节能技术和应用，减少运输系统的终端污染。

（四）台湾

台湾省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土壤肥力一般，本无天然的农业种植优势，但在农业的生态转型上表现突出，已成为生态农业的标杆。生态农业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借助先进科学技术进行集约化管理的农业经营模式，其核心内涵是农业发展与资源能源节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协调（Worthington，1981）[5]。台湾的经验主要有：①突出农业科技的核心作用，通过促进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实现农业的绿色生产转型。例如，通过设立“中华永续农业协会”、“台湾宝岛有机农业发展协会（TFOA）”、“台湾中华农业科技协会”等组织，促进绿色高效肥料饲料等低碳环保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杨治斌等，2014）[6]。②推行农产品安全卫生记录制度和认证验证标章制度，实现农业的绿色销售转型。通过对农产品从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的全过程跟踪记录并进行绿色认证（单玉丽，2013）[7]，促进了台湾农产品的绿色销售渠道构建和绿色品牌建设，最终推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③推广休闲农业，促进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早在1970年台湾就出现了水果采摘或茶园品茶等初级形式的休闲农业经营，随着休闲农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管理法规的相继完善④，形成了“花园牧场、绿色景区”的生态农业发展创新模式。2013年台湾休闲农业更是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次的旅客，创造了高达110亿新台币的产值⑤。休闲农业的成功探索，不但有利于游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培育，也有利于农牧业家庭的创收，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升级。

三、金砖国家经验

金砖国家（BRICS）作为新千年后涌现的世界经济新势力，在生态化转型上也不甘落后。总体而言，由于各国在人口数量、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国情存有差异，其在产业生态化转型上也各有重点和特色。

（一）俄罗斯

俄罗斯资源丰富，是世界上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主要出口国，但能源使用效率低、高碳能源结构等问题掣肘着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尤其是对资源型城市和省区而言，俄罗斯近年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为避免产业经济发展遇上“荷兰病”等“资源富足陷阱”，俄罗斯采取的产业生态化转型改革措施主要有：①政府采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产业的节能减排事项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先后颁布《俄罗斯2035年前能源发展战略》《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法》等政策法规，提出能源产业要从“资源-原料”模式转型为“资源-创新”模式（刘乾，2014）[8]，并要求2020年单位GDP能耗强度比2007年降低40%。②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清洁生产等高新技术。例如，创建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吸引数百家国际节能环保企业入驻，使其成为全俄罗斯产业低碳转型的技术大脑。通过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产业技术进行升级改造，俄罗斯有效地提高了石化产品质量，降低了污染排放指标。③利用天然资源优势，推进水电、风电、地热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开发，通过调整能源结构，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如俄罗斯目前装机容量超10万亿瓦的水电站就多达85个，全俄水电运行总装机容量达49.7吉瓦，并有望到2020年达到60吉瓦；风力发电方面，俄罗斯规模以上风力发电设施项目就有近50个，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5000兆瓦（贾林娟，2013）[9]。

（二）巴西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推动产业生态转型的先锋，也是当前全球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典范。巴西位居热带，常年高温多雨，土壤肥沃。早于上世纪70年代，该国便开始依托其农业优势发展绿色能源产业，至今已形成以乙醇燃料和生物柴油为主要内容的生物能源完整产业链。巴西生物能源产业的成功则源自其相关行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力施行。为推广生物燃料，巴西采用了比较强势的行政手段。例如，巴西法规规定加油站只能供应含20%-25%乙醇的汽油和纯乙醇两种燃料、人口超过1500人的城镇加油站必须安装乙醇油泵等（李忠东，2009）[10]。巴西还通过颁布“国家生物柴油生产与利用计划（PNPB）”等法令，要求全国所有销售的柴油中必须添加7%以上的生物柴油⑥，以促进生物柴油产业发展。信贷政策方面，巴西一方面通过其政策性银行（国家经济社会开发银行）的专项信贷资金为生物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也通过联邦政府提供各种信贷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农场主种植包括甘蔗（乙醇主要提炼原料）、向日葵、油棕榈、大豆等农作物，以提高生物能源原料供应能力。得益于生物能源产业的成功开拓，巴西成为了世界清洁能源占比最高的国家，其可再生能源占比高达46.4%，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仅为5.2%，美国仅为7%⑦。

（三）印度

印度在产业生态化上起步晚，但不甘人后，力图利用其服务业优势推动产业生态转型。相比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不但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和弹性最大，还是绿色产业，具备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和高附加值等特征。文化创意产业便是印度经济服务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如印度电影城“宝莱坞”年营业额就达数十亿美元，年产超过一千部电影，三倍于美国“好莱坞”（梁君和杨霞，2011）[11]。印度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一方面源于印度政府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律的引导与激励。如在法律层面，印度将促进文化发展的条款纳入了宪法；在政策层面，印度的“五年计划”更有专门的章节规划文化创意产业，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都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印度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引入竞争机理，造就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如印度通过开放境外和民营资本进入国内影视市场，打破了原国家广播电视传媒的垄断；印度通过实现报业企业的全私有化，保证了报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四）南非

南非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近年致力于产业生态化转型，是绿色环保领域的国际新势力。南非是全球生物物种数量排名第三的国家，依托其生物多样性及有广阔自然保护区资源的优势，南非致力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培育，已成为非洲“生物技术中心”（赵清华，2008）[12]。生物技术产业的成功突围，对南非的粮食种植、医药健康、能源环保等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突出贡献。南非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举措主要有：①建立生物技术区域创新中心，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如通过建立开普敦生物技术中心、东海岸生物技术中心和南非国家生物技术合作发展中心等知名的生物技术研发平台，有效地促进了南非生物科技研发和技术转化。②重视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如医药生物技术方面的抗艾滋病临床疫苗研制和专利成果保护；工业环保生物技术中的细菌采矿术的推广应用，使黄金提取效率从70%提升到近100%；在植物生物技术方面的转基因培育的成功推广，既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又减少了虫害。③积极开展广泛的环境技术国际合作，如南非先后主办了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2011年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等重要的国际会议，寻求盟友在生态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防御和生物物种保护等方面的技术合作。

四、对中国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战略政策启示

在借鉴国外产业生态转型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建立并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转型管理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过去“高投入、高产出、高增长、高污染”的增长模式，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达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鉴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

（一）立足城市和省区的异质性，统筹区域产业协同生态化转型

从国别经验上可知，产业生态转型的路径虽千式百样，但唯独不变的是，只有适应了本国资源、禀赋等特质的路径选择，方可殊途同归。中国幅员辽阔，无论是在经济水平、城市化进程、产业发展阶段，还是从资源人口禀赋、生态环境状况、气候地理条件等方面，各城市和省区的差异都比较强烈。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尊重各城市和省份的异质性特征，各地应制定有针对性和有所侧重的产业生态化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统筹区域间产业生态转型，加强跨地区产业发展合作，促进各地区生态协同发展。如产业生态效率较发达的城市或省区应发挥生态转型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强与落后地区在产业转移和生态环保方面的扶持和帮助，以实现区域生态共赢。

（二）为产业生态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从国别经验也可发现，制度和法律的指引和规范作用对于建设生态可持续型产业结构具有基础性意义。既有利于指示和引导地方政府、企业、居民选择对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向生态化产业新模式的转型。十八大报告也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中国政策机制和法规体系还未能完全满足产业生态战略转型的需要，存在较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直接拖延了生态友好的产业升级进程。为此，应重视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国家层面，应以生态文明理念统摄各项法律和政策法规，并加强生态法律法规的修订和执行工作；制定关于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国家战略，将产业生态化转型战略内生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产业体系。在地区层面，要依据各省区产业结构发展的进程和特点，因势利导，针对性地制定与其相适应的地方性产业政策和环境法规规章，推动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抢占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高地

从各国经验同样可发现，各国均注重产业结构内生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事实上，新兴产业由于具有科技含量高、集聚度高、环保节能等特点，不仅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健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实现产业环境友好和节能减排的重要路径，领衔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趋势。为此，应积极促进各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着力推动产业信息化和高新技术化，使各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低端产业优化升级为零污染、低能耗、零排放的高端产业，实现生态效率持续提高的目标。另外也要完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抢占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高地。如综合利用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集聚规划等各种手段，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创造空间，发挥集聚效应以促进其集群成长，最终实现环境与产业协调发展。

（四）强化产业生态转型的人力资源支撑和融资渠道保障

人力资源支撑和融资渠道通畅，也是各国实现产业生态转型的重要保障。人力资源方面，目前国内劳动力资源虽丰富，但能适应产业生态创新的人才却十分紧缺，存在较大供需矛盾和失衡，这可能将成为未来产业转型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加强高科技、环境友好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育，建立从事低碳能源和技术等专业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应用的产学研结合，最终形成可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保障。融资渠道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生态化起步早、投入大，已有效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先占优势，中国若要实现产业转型的“生态追及”目标，应更多维度地拓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的融资渠道，以资金换时间。如通过财政拨款、税收优惠、科研专项经费等多种形式增加对低碳科技产业的财政扶持；创建生态环保政策性银行，建立“绿色信贷体系”；成立节能减排环保基金，发行“生态基金”产品；鼓励“绿色生态型”金融产品创新，试验“绿色金融衍生产品”以支持低碳节能产业发展。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4页。

②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8215/373565/391174/index.html。

③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18/c_12235916.htm。

④如台湾1983年《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1990年《发展休闲农业计划》、1992年《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和《休闲农业政章》等等。

⑤资料来源：台海网，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sh/2014-02-09/1205223.html。

⑥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9/c_126562997.htm。

⑦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林业局，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s/240/content-19231.html。

[1]孙彦红. 欧盟产业政策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51.

[2]尹海涛. 美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启示启示[J]. 南风窗, 2013(23):42-44.

[3]董立延, 李娜. 日本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模式与经验[J]. 现代日本经济, 2009(6):11-16.

[4]王雪, 张义, 李立理, 等. 韩国绿色增长战略与智能电网[J]. 能源技术经济, 2010(11):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