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丽霁(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楚雄675000)

距离控制下的温情回望*
——论《山楂树之恋》关于“文革”时期的爱情书写策略

洪丽霁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楚雄675000)

摘要:与不少深烙“伤痕”印记的“文革小说”不同，《山楂树之恋》对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审美距离作了较为巧妙的控制和处理，有意淡化灾难及其背后的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作品主要以爱情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线索，对一段已逝的往事作出了富有温情的回望与书写，凸显出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颇具特点的写作策略:运用浪漫的女性创作视角来叙述“文革故事”，通过叙述实现与苦难和创伤的告别，使因阅读而产生的审美活动得以顺利、有效地进行，小说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关键词:《山楂树之恋》;审美距离;叙述;写作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非常态人物叙述者研究”阶段性成果(14XZW02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学中的非常态人物叙述者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YB2013066)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外文学中的非常态人物叙述者研究”阶段性成果(08Y0308)。

于20世纪初提出“心理距离说”的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认为，“‘距离’是种心理状态，它既可获得亦可丧失”，“距离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每一个人与某一种事物来说，审美经验都有着一个适当的距离，而且仅仅是一个，它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1］(P296)由此可知，审美的主体(人)与客体(物)之间的距离对于能否引起审美经验至关重要，而这种距离又具有可变性，恰当的审美距离应该介于最近距离与最远距离之间。理想状态下的艺术家从审美距离的角度考虑，一般会先选择一个较为适宜的点，再将多种景观投射于一块幕布上或放置在一个文本中，并以一定的顺序和节奏将其铺陈开来，以便处于幕布之前或文本之外的人饶有兴味地对之进行观赏、阅读，最终作出一定的审美回应。

作为一部以书写“文革”时期的一段爱情故事为主、初版于2007年的小说，《山楂树之恋》在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审美距离方面可谓处理得颇为到位，这使它在文革题材的创作潮流早已消退的新世纪，能够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受到各路传媒的重视，并进而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

一、时间处理与清淡的“文革叙事”

在小说的“说明”部分，作者艾米便告诉读者:这里将要讲述的是一个30年前的故事，主要涉及到两个人——静秋和老三，他们曾有过一段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文革”结束，“老三的预言一个接一个开始成为现实的时候，老三却成了一个美丽的梦想”!［2］(P1)为了纪念这段往事，“于是就有了《山楂树之恋》”。这篇“说明”不仅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小说的创作缘由，还对即将开始的故事作了简要预述。小说这样开篇布局，显然会冲淡读者因关注故事结局而引起的审美紧张感，但是亦可使他们更早地将目光汇集在人物身上。

静秋和老三是谁?他们各有什么样的性格? 30年前的岁月是怎样的?又是何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产生了一连串问题的我们，急切地想到小说中寻找答案。然而，作者好像在有意吊起

大家的胃口之后，方有条不紊地从头开始说起。小说第一章以这样一段文字起头:“1974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2］(P1)这很像一个具有回溯性质的电影镜头，瞬间便把人拽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众所周知，1974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非常具体的年份，在仍旧弥漫着较为浓重的政治斗争味道的同时，也隐约透出一种新鲜而特别的气息。我们知道，处于线性历史时间之中的“文革”，早已成为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众多艺术家不吝笔墨去用心描摹、叙写的对象。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运用文字和图像难以将“文革”完全定格下来，但艺术家们色调各异、风格不一、深浅有别的创作，对如今的很多读者来说，不失为识读或重温那段特殊岁月借以依凭的一种介质和手段，可以给他们提供走进那个年代的一个有效“入口”。

但是，和外表内里均深烙着时代印迹的伤痕文学不同，《山楂树之恋》仅对那个时代在总体上作了粗笔勾勒，简而不繁又匠心独运地为它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面影。对于那时发生的诸多声势骇人的运动、斗争，小说并没有像以往的不少作品那样对此进行某种浓墨重彩的描述，仅在情节发展需要之时作些必要的交代而已。比如:历时十年、数十万人参与的知青运动，以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一直是诸多“文革故事”里被人反复讲述、极力渲染的一个重要内容。《山楂树之恋》却没有因袭众人的做法去进行同样的处理，而只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来提及。小说里确有不少人深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但言及静秋家的情况时，文中最初只淡淡一句“她哥哥下农村好几年了，总是招不回来”，［2］(P21)后来提到“他初中毕业那会儿，正是父母挨整的时候，就没能上高中，一毕业就下农村去了，在那里一待这么多年，到那个队插队的知青去了几拨又走了几拨了，她哥哥还没招回来”，［2］(P119)再往后“哥哥被招回了K市，进了一家中央直属企业。”［2］(P227)静秋的哥哥下乡的时间、地点均不确切，下乡的工作和生活也未明言。静秋的妹妹当时年纪较小，与批斗、下乡等诸多事件尚不搭界。即使是女主人公静秋“遇到”下乡这样的大事，也只不过是这么想:“我下了农村就不准备招回来了。”［2］(P67)似乎没有把它想象得多么的灰暗(当然，高中毕业后静秋获准顶母亲的班留在了K市，与“下乡”擦肩而过)。可见，小说虽不否认知青运动对人们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有意不去对这一运动进行详尽的描述，从而让读者感到似乎只需远远地对它眺望一下即可。

《山楂树之恋》没有刻意地去反映“文革”，对与之相连、意义重大的政治运动有意作了淡化处理，细碎平凡的日常生活才是作者更加重视的具体描述的内容。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小说开头那个1974年年初春寒料峭的日子，静秋等一行七人下了车走在去西村坪的山路上的情景:“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都走得汗流浃背，于是张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2］(P3)“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累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2］(P3)“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让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2］(P5)“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2］(P6)这些文字所描绘的生活虽然不乏辛苦，但并不沉重，更无令人窒息的感觉，它将负重前行的感受表现得真实而具体，容易唤起人们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小说中还有多处涉及那个年代常见的生活琐事，如:在河里漂洗床单、把毛线织成衣服、用炉子生火做饭、将碎米淘洗干净等等，都写得非常耐心、细致，读来让人觉得颇为亲切和感动。

此外，《山楂树之恋》中使用了一些颇能凸显那个时代之气氛的语句，它们却并不令人觉得别扭、压抑或者不可理喻，而常能与特定的人、事、境相协调，制造出如同走进剧场观看演出一样的难得的现场感。如:“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指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淳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2］(P3)“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像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像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不像宣传画上那样，像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2］(P12)哪怕是在小说中作集体亮相的当年的流行语汇(如:贫下中农、家庭成分、地富反坏右、小资产阶级思想、阶级感情、时代标准、红宝书、决心书

……)，也并非一个个生硬刺眼地戳在那里，而是可以让人由它们触及到往昔那段喧嚣而特别的历史，从而对当时的人们思考人生以及看待世界的具体方式有所认识和了解，它们不仅使一个时代变得形象生动，也明显拉近了“彼时”与“此时”间的距离。

二、空间设置和城乡的渐次呈现

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涉及到多个地点，L省K市、K县，A省B市，西村坪、严家河、付家冲等。依据生活经验可知，它们是不一样的地方，具有不同的特点，一类是嘈杂的城市，一类为寂静的乡村。从文本层面上说，不一样的它们又有外在、内在两层联系:一方面，后者处于前者的辖区之内，道路和汽车可将二者连接起来。小说中对前往西村坪的具体方式作了交代:“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虽说只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2］(P2)清楚地表明这个村庄与L省K市、K县间的地理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了。两人原本生长于不同的城市，后来在一个有山楂树的小山村相遇、相识、相恋，这不仅使他们的人生轨道出现了异常关键的交汇，K市、K县、B市与西村坪乃至严家河、付家冲也由此有了颇为特别的情感上的往来。

小说最初从乡村开始写起，花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言说与西村坪有关的事情。相对于城市，西村坪显得偏远和闭塞，它在当地却颇为有名，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村中人对此深感自豪。它还是乐于接纳外来者的地方，给予了男女主人公相当的尊重和款待。为编写与村史有关的教材而来到村里的静秋，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担心别人一旦知道了有关情况一定会对她另眼相看，与人相处时一直都很审慎和敏感。出身干部家庭的老三在遭遇变故后，主动要求从省城的总部调到进行野外作业的勘探队工作，多才多艺且成熟稳重的他内心深处却不无痛苦和遗憾。然而，在西村坪他们都没有受到歧视和亏待，反而在一般的村民眼里成了两个很讨人喜欢的“城里人”，人们并没有因为存在所谓的“问题”而轻视、怠慢他们俩。两个曾经在村长家里住过的年轻人，甚至有过可以成为其儿媳、女婿，变成其家庭成员的机会。由此可见，城里颇为盛行的看待、评价人的政治标准和原则，在西村坪这样的乡村并未得到同样的认可、重视和遵循，这里的村民仍在以一种自然的温暖的也更为合理的态度和眼光面对世界上的人与事，西村坪因而成了一个没有被时代的强势政治话语所笼罩的独特而且可贵的地方。

在与乡村对应的城市方面，小说重点写了K市，即静秋离开西村坪后回到的、在大家眼中“距离”可能更近一些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地级市，有比西村坪多得多的人、复杂得多的街道，有工厂、学校、医院、商店、旅馆、公共汽车、渡船……无疑，它各方面的条件似乎都要胜过西村坪。与之相对的是，这里的人的心眼也胜过西村坪的老乡，思想比村民复杂，运动和斗争也远比乡间频繁和激烈，就连一向不受重视的K市八中也不免成了海报标语铺天盖地的地方，不小心说错话、写错字都需要承担严重的后果，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张和疏远。具体到一户户的人家，形势似乎更为严峻。以静秋家为例，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全家5口人长期分处多地，日常生活仅靠母亲的工资勉强维持，经济状况很是窘迫，吃饭、穿衣、上学、看病等都会遇到困难，且只分配到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居住上有诸多的不便。至于哥哥何时返城、静秋怎样就业、父亲能否平反，这些均为很难解决乃至不敢多想的问题。当时，不少城里人的境况和静秋家类似，同样生活在一种压抑和沉重的氛围里而深感痛苦与无奈。

我们看到，伴随着小说中故事的演进，城市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由远而近地呈现出来，似与我们愈走愈近，乡村和与它相连的所有内容则由近而远地被显示出来，像与我们渐行渐远。显然，作者对城市与乡村作如此处理，决非是将远景与近景作一番无缘由的更替，也并非是仅仅出自于一番简单的艺术想象，而是经过悉心考虑、精心安排的结果。这样做不但能以简省的笔墨反映较大、较宽的生活画面，而且还能获得一种明显的虚实结合、远近结合的艺术效果。又或许在作者看来，相对于故事本身，故事发生地仅为一个次要的东西而已。她似乎一直无意要将确切的地名告诉读者，但相信不会有太多人去怀疑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也不会使大家关注故事的内在热情受到大的折损。因此，不必追问L、K、A、B分别指代何地，中国名叫西村坪、严家河、付家冲的地方肯定不止一处，小说告诉我们，唯有在某个不起眼的小城小市小镇小村曾经有过的这样一段真挚感人的爱情，这才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需注意的是，在言及静秋回到K市，老三进城来探望她时，书中多次提到一条要渡过的“河”。在小说靠前的部分，也多次出现了与“河”相关的句子:“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

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2］(P4)“她住的这个地方叫江心岛，四面都是水，一条大江从上游流来，到了江心岛西端就分成两股，一股很宽很大的，从岛的南面流过，当地人叫做‘大河’。另一股小点的，从岛的北面流过，当地人叫它‘小河’，就是学校门前那条河”，［2］(P111)“大河的对岸是江南，但却不是诗里面赞美的那个江南，而是比较贫穷的农村。小河的对岸是K市市区，江心岛属于K市，算是市郊，隔河渡水的，不大方便。岛上有几个工厂，有一个农业社的蔬菜队，有几个中小学，有些餐馆、菜场什么的，但没有旅馆。”［2］(P111)显然，这里的“河(流)”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一种艺术的象征，具有某种寓意。它们似乎表明静秋确实生活在K市，却又处于一个相对孤立、隔绝的“小岛”之上，此时的她与老三之间、他们和一般读者之间仍然存在某种或显或隐的“距离”与“隔阂”。

作为一种空间中的自然存在，“河(流)”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它们往往被赋予了多种含义。以沈从文众多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那条绵延千里的沅水来说，它不仅是故乡景致在小说家笔下的自然显露，有着给诸多的故事提供一个必要的发生场景的功能，以便带出“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而且是作者多种情感的载体之一。透过对发生在沅水上的人、事的书写，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的多种情怀:对与历史无关的乡间小民命运的关注，对未受到污染的古朴民风的怀念，对唯实唯利的现代社会的深切忧虑，对“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由衷赞许。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里有这样的话:“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①指辰河，属沅水一级支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3］(P246)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4］(P265)一条沅水，孕育了数量甚众的动人故事，从沈先生笔端淌入了更多人的心里。与之类似，在《山楂树之恋》中，“河”不仅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它可为年轻人的约会平添几许浪漫的情调，它还是将K市市区与市郊分隔开的界限，是横亘于男女两人间的一道沟壑，是一块检验恋爱双方对于爱情是否具有坚强意志的试金石。它的出现，不仅暗示男女主人公之间存在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小差异，而且也预示着男女主人公需面对江水般看似平静实则危险的艰难世事。

《山楂树之恋》里，由城市、乡村与读者及男女主人公间的距离之变化带出的一段玲珑剔透、宛若水晶的爱情，最终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令人扼腕的碎裂，让人怀疑世间也许确实存在凭借主观努力难以渡过的“河流”，或许，美好如斯的恋情只存在于某个特别的地方。那么，翻山越岭方能抵达的西村坪和过河渡水才可到达的江心岛，究竟哪个是幻梦之地?哪个为真实的所在?既现实又不现实、既近又远的它们，是否只是类似于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这，显然与小说的书写策略不无关系。

三、距离控制及特别的书写策略

由于《山楂树之恋》对审美距离较为出色的控制，主要发生在西村坪及江心岛、距今已悠悠三十载的那段尘封往事，男女主人公总时长不超过一年半的爱情(始于1974年初春，到1975年夏天，老三因病离世留下永久遗憾)，才得以依照时间顺序自然而然地呈现给大家。不可否认，多年前的生活不乏温暖的画面、动人的瞬间，内中更不缺少苦痛与沉重。然而，《山楂树之恋》似乎无意于集中展示某种时代性的创伤和不幸，如:老三不堪屈辱离开人世的母亲，静秋因家庭出身下放农村的父亲均被隐去，没有成为小说刻意去作正面描述的主要对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作为过去的祭坛，致力于呈现‘过去’的现存性、具体可感性，依循人的感觉、记忆和逻辑，尊重人类普遍经验的单纯性质，诗化人最基本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感情”［5］(P191)，用清淡怡人的笔触将过往书写出来，力图对处于另一时空中的人与事作出一种富于温情的回望。

与不少文革小说一样，《山楂树之恋》所描述的爱情也与灾难(社会灾难、家庭灾难和个人灾难)存在一定关系。就静秋而言，她虽未成为一名下乡女知青，不曾有过和她们中的不少人一样的痛苦经历，却也要面对不少现实困厄，如:家庭出身不好、经济状况欠佳、家人需要照顾、坏人虎视眈眈、个人前途堪忧等，若仅仅凭借一己之力，它们几乎是不可能克服的。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老三，一个近乎完美的“解救者”，“一个不仅在身材上、智力上，而且在文化背景上都高于她(们)的知识男性恋人”，［6］(P100)还是她的身体呵护者、经济援助者、思想开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正是爱情的力量，使静秋能够忍受、克服并摆脱苦难。换个角度来说，由“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

和社会灾难引起的主人公所处的家庭及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变(家庭灾难和个人灾难)，因为爱情而变得让人容易承受，从而使苦难本身在程度上有所减弱，不再一味地令人感到沮丧和绝望。

在很多“文革小说”中，灾难常被作者作为其叙事模式的中心线索，当作“文革故事”的第一主题。与此不同的是艾米更看重爱情，灾难于她大概更适于被当作为书写爱情服务的某种工具，故而，社会的、家庭的抑或个人的灾难均被处理成了所描绘的一段动人故事的背景，惟有爱情才是当然的主角，才是值得花费大量精力认真叙写的对象。与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关切与陈述相比，作者对男女主人公之恋爱故事的关注程度及讲述热情明显占据优势，灾难及其背后的政治并未构成影响两人关系的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因素，不仅老三与静秋的恋情发展一直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我们还看到，小说最终被写成了由生理上的疾病造成不可逆转的阴阳两隔的结局之悲情故事。因此，《山楂树之恋》呈现出与同类作品不太一样的关于文革时期爱情的书写策略。之所以如此，与性别相关的创作视角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只是以爱情为工具来完成以苦难为中轴的民族——国家语言大叙述”的太冷酷的男性视角，“女性视角太浪漫，故而民族国家苦难的故事，最后也可以服从爱情主题的需要而发展”［6］(P102)。此外，应该还与作者对多个问题的具体考虑和处理不无关系，比如:关于“文革”及其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如何看待“文革”?“文革”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关于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态的价值判断(平静、安稳、幸福是否为生活的常态?是否最值得肯定?)，抑或，对当今社会一般大众审美趣味的态度和反应(为何不少人喜欢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该不该去照顾、迎合他们?)。

针对《山楂树之恋》中淡化政治而突出爱情、显得有些新奇和特别的书写策略，大家发表了不太一致的意见。有的论者颇为赞赏，指出“在这个金钱越来越得势而爱情越来越廉价的时代，……宣扬纯爱精神的《山楂树之恋》无疑是当下人的一道精神盛宴，被追捧为‘网络时代的手抄本’”，“小说把爱情作为人性美和生存意义的重要表征，将它推上生存哲学的高度，赋予它超越时间、跨越生死的形而上意义，歌颂永恒之爱。”［7］有的论者则在指出“文革中的爱情”是这部小说打动人的最重要的原因后，不忘表达相关的忧虑和担心，认为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仿佛陷入了一场怀旧的热潮之中。在这场热潮里，‘文革’不再引起《班主任》所代表的伤痕和反思，不再让人感到《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荒诞和残酷，甚至没有了《动物凶猛》中的青春与反叛，‘文革’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符号，一道青春靓丽的风景线，一个充满爱情气息的‘场’”，而“今天就把犹在脑后、恍然如昨的沧桑历史当作通俗言情的衬托，是不是为时过早了呢?”［8］还有论者在肯定小说里“被赋予了不朽的色彩，闪耀着迷人的光辉”的“凄美的爱情”的同时，对这样的爱情在当时出现的现实可能性提出了质疑:“‘文革’作为一段追求宏大叙事的集体话语的历史，爱情、情感被阶级化、异化，集体主义消解个人忧郁的时代，即使有两情相悦的可能，即便有反抗既定社会伦理规则的勇气，爱情依然是一种被局限在固定框架中的幻觉，充其量是为心灵的暂时互慰寻找善意的谎言。”［9］

在我们看来，《山楂树之恋》所采用的写作策略，与其想要表现的内容以及最终希望达到的效果总体上是相适宜的。正因为创作者艾米特有的用心及情感的注入，一个文革时期的爱情故事得以有效书写出来，而且被赋予一种别样的情调和光泽，由此而极有可能对因阅读引起的审美活动以及审美距离产生双重的效用:一方面，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说，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发现自己所熟悉甚至亲历过的以为稀松平常的生活，显现出了一种“陌生”的美的意味，需要自己重新去体验。而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人，则感受到了一种自己不熟悉、未曾经历过的生活，而且吊诡的是，这种陌生的生活中充溢着一股“熟悉”的浪漫气息，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认识;另一方面，由审美客体的角度看，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特定年代的“生活”，无疑将会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获得被重新感知和思考的可能。换言之，不论对于熟悉抑或不熟悉这个故事时空的读者，他们与那段生活的“距离”均可能因为运用了较好的书写策略的这部名叫《山楂树之恋》的艺术作品而改变(拉长或是缩短)。此种变化不仅使审美感觉得以顺利产生，还从整体上促使这种感觉由沉重走向轻盈。阅读《山楂树之恋》这部书写逝去之岁月的小说，整体感受颇像一次清晨漫步，途中有幸见到的身处特定时空里的他和她以及两人的故事，则犹如路边安静绽放的朵朵野花，它们虽然没有华丽的名字却不缺少打动人心的美，从不吝惜用最真实的方式表达出对生命的礼赞。

与开头的“序(说明)”相对应，《山楂树之恋》的结尾有“尾声”，对老三走后的事及静秋的情况作了简要说明，让人看到这份感情三十年后仍未褪色、消散。而文末的“谨以此文纪念孙建新(老三)逝世三十周年”，不但再次点明了行文想要达到的“纪念”意图，也表明生者还在为偿还一种和逝者有关的情感债务而努力着，试图通过追忆性的叙说去与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过去作一次富有仪式感的告别，进而求得一种对由爱情的不圆满和现实的缺憾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之疗救，以使自己

的灵魂能够真正从早已浸淫其间的既珍视又疼痛、如烟似雾的情感与状态中彻底解脱出来。一部小说为何能达到这般“功效”呢?许子东曾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在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①指费修珊、劳德瑞在《见证的危机》中所提出的见证在心理分析理论中扮演的“使见证人在回想起伤痛的同时，‘忘却’事件的恐怖”的双重角色。时不无混淆:‘忘却’成了集体记忆的一种功能，‘叙述’便是相当有效的疗程。”［6］(P133)赵园认为:“艺术既象征地满足了人‘生活于过去’的需求，又以完美的象征形式‘告别’、‘忘却’，使一种现实过程因艺术化而减少痛楚。以象征性的回归实现‘告别’与‘忘却’，也许是人所能为自己选择的自我抚慰的最好方式。”［5］(P191)

艺术是处于一定时空中的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可将现实时空改组为一种艺术时空，艺术美一经创作和流传下来，它就超越了现实时空而成为具有恒久魅力的存在，艺术体现了人企图不断超越现实而追求更高境界的本性。事实上，现实时空中的生活极为丰富复杂，常常让人遭遇矛盾和痛苦，陷入彷徨无助的境地当中，艺术通过对现实的超越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人摆脱苦难处境的愿望，并因此而产生强大的审美效应。相对于最深刻地反映人类的苦难与境遇的悲剧，非悲剧性艺术对生活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它所引起的观众(读者)的心理反应，虽然不像有着突出的真假、善恶、美丑对抗和冲突的作品那么强烈和明显，但同样具有不小的艺术魅力，仍然不失为反映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和手段。从此种意义上说，《山楂树之恋》通过运用一种颇为特别的爱情书写策略，将特定时空里生活的艰难与苦涩有意作一定的淡化和过滤，最终呈现给人们的是那些沉淀下来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这显然有着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很大程度上也因此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关注与较大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启示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艾米．山楂树之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

［5］赵园．赵园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0．

［7］林朝霞．论小说〈山楂树之恋〉特殊的爱情叙事方式［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1，(2) .

［8］石一枫．用“文革”装点滥情——读艾米〈山楂树之恋〉［J］．当代，2007，(6) .

［9］胡莎．山楂树下凄美的爱情悲歌——论小说〈山楂树之恋〉的爱情伦理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

(责任编辑徐芸华)

Warm Retrospect at a Controlled Distance
——On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Love at the Tim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Love of the Hawthorn Tree

HONG Liji
(College of Humanities，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675000，Yunnan Province)

Abstract:The Love of the Hawthorn Tree differs itself from other“scar”novels se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expertly controlling the aesthetic distance of both time and space．Instead of purposely depicting personal suffering in political turmoil，this novel centers around love in a tender－mood manner in a writing strategy deliberately adopted by the novelist．Another point to ponder is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which，when applied to misery and grieva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helps the narration to go smoothly．For the above reasons，the novel has roused great interest，both individual and social．

Key words:The Love of the Hawthorn Tree，aesthetic distance，narration，writing strategy

作者简介:洪丽霁(1976—)，女，云南大理人，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5－01－17

文章编号:1671－7406 (2015) 04－0033－06

文章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 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