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明月意识的易学解读——易解李白刍议之三

康怀远1，2

(1. 重庆三峡学院；2.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重庆 万州 404100)

摘要：《把酒问月》《古朗月行》《月下独酌(组诗)》三首诗，是李白明月意识最精美的典型代表，是李白与自然、人生最具温情的对话，其文化内核与《周易》息息相关。遍览李白的所有明月诗篇，我们所欣赏的不惟他的诗美，还有那宇宙情怀彰示出来的哲理；李白的明月意识正是他宇宙意识的诗意呈现，生活的，哲学的，易学的。这与唐代易学大盛有关。

关键词：李白；明月；意识；生活；哲学；易学

收稿日期：2013-03-04

作者简介：康怀远(1946-)，男，重庆万州人，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理事，重庆三峡学院教授，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孔子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64-04

李白诗歌中的明月，一直为历代学人所关注，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今人杨义以秋月、闺月和乡月分类，认为那是李白“人月相得与借月探幽”的意象复合和情感复合；诗人“借那轮高悬苍空的明镜，洞彻肺腑地进行天地对读、自然与人情互释、内心与外界沟通的幻想创造，从而为后世诗词开发了一个韵味清逸而美妙绝伦的灵感源泉”；李白诗歌中的“明月意象既来自独特的天文赐予，又出自奇异的人文和宗教的体验。它是与中国文化中天人相通的思维模式相联系的”。[1]

顺此思路，我再将李白诗歌中的明月细分为山月、江月、边(关)月。山月的宁静、江月的灵动、边月的苍浑，同样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人月一体、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不论秋月、闺月和乡月，还是山月、江月和边月，李白诗歌向我们传递了中国月文化的特殊魅力和影响。

是的，唐代的诗人多有强烈的明月意识。据美国学人华滋生对流行的《唐诗三百首》的抽样统计，描写明月的诗句有96处，几乎每三首诗就有一处，居日月星辰之首。李白是明月意识较为强烈的诗人之一。国内学人袁行霈统计，李白诗中，抒写明月(秋月)的诗句出现了74次，与天、日、月、云、雪五种运用最多的天象相当[2]。李白把强烈的明月意识形象化为诗歌中的明月意象，给读者一种崇高、明净、纯洁、辉亮的审美艺术的月文化享受。他称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就是立人、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文化定位。

“日月经天”，日为阳刚，月为阴灵，大哉乾坤。中国的月文化，《国语》《礼记》《史记》《汉书》均有记载，祭月、拜月、敬月、赏月，历成世风，而文学的再现，《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不可胜计，但都可以追溯到《周易》这个人类文明的金字塔。《周易》的周，不仅有周朝或周代的意思，更有周遍、周普、圆满的意思，即易道讲的就是周遍、周普、圆满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的易，既象形又会意，深蕴着日月交替、运动变化、恒常不果的意思，所谓“日月丽天”即是。《周易》的圆周取象于天地日月的运动。《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经典的八卦就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依照天象、地宜等制定出来的。这种宇宙生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特大。

魏伯阳(约100-170)在《参同契》里认为乾坤是阴阳的本体，坎与离是阴阳的作用，乾是太阳，表现在离上；坤是太阴，表现在坎上。所以以离为日，因为离是太阳；以坎为月，因为坎是太阴。太阳每年一个终始(实际是地球绕太阳一周)；月亮每月一个终始(实际是月亮绕地球一周)，太阳与月亮每月会合一次。所以《周易》运用观察天象所得到的结论绝非无中生有。后世历法的确定和节气的划分莫不根源于此。月文化中的科学成分自不待言，从宇宙哲学的高度吟月、观月、问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李白的《把酒问月》当属空前绝后的佳作。

《春江花月夜》“以江月起笔，以江月落笔，在仰观孤月、俯察江海的诗化巨大时空中使宇宙意识和人间真爱展示出美好的境界，在感悟人生有限和追寻人生归宿无限的心灵叩问中冥思永恒的千古之谜”。[3]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认为“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并不过誉。因为，唐初的诗歌，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宫廷诗歌之外，其特有的清新之风，即是诗人开始面对宇宙自然并积极回眸历史在天道流变、自然循环以及盛衰兴亡中审视自我，抒发自我在天道、自然、历史面前的震惊、迷茫与希望[4]。

震惊、迷茫与希望的交织，由初唐到盛唐，贯通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李白《把酒问月》写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之问，是一种哲学追问。哲学追问，涉及宇宙、社会、人生(包括自我)，按照《周易》的说法就是“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与《春江花月夜》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相比，李白之问更具童心和童趣，更具“少年”的生命探究，再加上他那盛唐时代特有的醉态思维，就使《把酒问月》愈显得思接千载，沟通万古。其实，人的童年之问、少年之问最有哲学意趣。《周易》“少年哲学之书”的美称所肯定的就是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智慧探求。《周易·系辞上》云：“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两段文字几乎可以与《把酒问月》对读。

李白以童趣问月，以少年之心度月，《古朗月行》亦可见出：“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少年思维与醉态思维结合，李白笔下的明月就更玲珑、更浪漫，更神秘、更奇幻，更引人入胜。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在诗、月、酒、仙的世界里，李白相当超脱地站高望远，遥想小我之外的大我宇宙太极，并以此把握现实人生。《月下独酌》所触发的，既有“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灵感，又有“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的通达；既有“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的自解，又有“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的逍遥。一旦“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时候，李白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诗、月、酒、仙”的复合式帝王了。

上述三首月诗，我认为是李白明月意识最精美的典型代表，是李白与自然、人生最具温情的对话，其文化内核与《周易》息息相关。遍览李白所有的明月诗篇，我们所欣赏的不惟他的诗美，还有那宇宙情怀彰示出来的哲理；李白的明月意识正是他宇宙意识的诗意呈现，生活的，哲学的，易学的。这与唐代易学大盛有关。

首先，在教育方面，“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七部分的“经学统一时代”)。由此可见，以“九经取士”，唐代文人“多习”《周易》确乎蔚成风气。

其次，在“多习”《周易》的风气下，唐代文人(包括士人)读易、讲易的习惯比较普遍。张说(667-730)《恩赐丽正殿书院赐宴应制得林字》写道：“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韦应物(737-？792)《答李瀚》有云：“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楚俗饶词客，何人最往还。”李白《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记载：“孔明披书，每观于大略；少君读易，时作于小文。四方贤豪，眩然景慕。”不仅如此，文人(包括士人)实际应用《周易》文句表达己意司空见惯，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路远不存，否极则泰①，白宜自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父客以逋其邑②”“名之与字，咸所取象③。受五行④之刚气⑤”云云即是。其作者或被赞者与李白同代或先后相差不远。如王维(701-761)有两首诗，虽然没有直说《周易》，但确实讲到易学。一首是《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习静”亦作“习靖”。靖、静古通，指习养静寂的心性或过着幽静的生活，词见《易林·噬嗑之大过》：“奇适无耦，习靖独处。所愿不从，心思劳苦。”《易林》为汉焦赣(赣同贡)所著，校订原序者称：“延寿(焦赣字)所著，虽卜筮之书，出于阴阳家流，然当西汉中叶，去三代未远，文辞雅淡，颇有可观览。”在易学史上“延寿经传于孟喜”，“当西汉元成之间，凌夷厥政，先生或出或处，辄以《易》道上干梁王(遂为郡察举，诏补小黄令)”，“次所著《大易通变》，其卦总四千九十六题，事本弥纶，同归简易，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易林》原序)。另一首是《酬张少府》，诗中写道：“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穷通”就是《周易·系辞下》所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紧缩语。显然，“穷通理”即《周易》的义理。

第三，许多帝王的年号，都可以追踪到《周易》文之本源[5]。如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咸亨(唐高宗李治年号)、乾封(唐高宗李治年号)、太极(唐睿宗李旦年号)、文明(唐睿宗李旦年号)、先天(唐玄宗李隆基年号)、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永泰(唐代宗李豫年号)、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永贞(唐顺宗李诵年号)、太和(唐文宗李昂年号)、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咸通(唐懿宗李漼年号)、天复(唐昭宗李晔年号)、乾宁(唐昭宗李晔年号)、天佑(唐昭宗李晔和唐哀帝李祝年号)等。这些年号取自《周易》卦名或卦辞、或传辞，足见朝廷重视的程度。

第四，易学研究，学者众多，成果丰赡。论著如孔颖达《周易正义》、邢璹《周易略例注》、崔憬《周易探玄》、侯果《易注》、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举正》、史徵(征)《周易口诀义》、陆希声《易传》等约达50部，其中孔颖达《周易正义》和李鼎祚《周易集解》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尤以孔颖达《周易正义》为最。李鼎祚精于经学，博通象数易学，擅于筮占，经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清人刘毓崧(1818-1867)《通义堂集》卷一引《周易集解》跋云：“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极后，献《周易集解》，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孔颖达(574-648) 深于易理， 奉诏领衔编撰《周易正义》(《五经正义》之一)，以“仲尼为宗”，在易学史上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的倾向。其卷首题词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揭示了《周易》的变化之道，强调根本之因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他援道入儒，力主“易兼三义”说，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认为易道广大，理备三才，融抽象性和象征性于一体；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坚持“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所有这些，不仅对唐代(延至宋代)易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因为对于天道人事结合的强调，与史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增强了彼时诗歌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给文学(尤其诗歌)带来了新变[7]。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⑥

第五，具有鲜明特色的历法，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到唐代走向成熟和规范。主要是《大业历》(唐初历)、《戊寅元历》(武德二年[619]颁用)、《麟德历》(麟德二年[665]颁用)、《大衍历》(开元十五年[727]编成、开元十七年[729]颁行)、《五纪历》(宝应元年[762]颁行)、《正元历》(建中四年[783]颁行)、《宣明历》(821年颁行)、《崇玄历》(景福二年[893]颁行)。其中以《大衍历》颁行时间最长(729-762)，影响最为深远，历代沿用至明末达八百年之久。经过验证，《大衍历》比祖冲之的《大明历》、刘焯的《皇极历》、李淳风的《麟德历》等要精密、准确得多。它作为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历法，相继传入日本、印度，两国曾沿用近百年。编制该历法的僧一行，本名张遂，聪敏好学，博览经史，专于天文、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推算出子午线纬度一度之长。二十岁时通达西汉扬雄所著《太玄经》的要旨，撰写《太衍玄图》《义诀》各一卷，有“后生颜子”的美誉。一千多年后，为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大衍历》亦称“开元大衍历”，因依据《易》象大衍之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得名。《周易》对唐代的科技和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此期正是李白生活的盛唐。

第六，李白自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兴相镐》)；“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奇书”或“轩辕以来”的“百家”或“经”“书”，是应该包括《周易》在内的。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李白、苏晋、张旭、焦遂号为“酒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赠李十二白》诗写他见到李白的深刻印象：“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酌酒弦素琴，霜气正凝洁”；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评价崔宗之：“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其中“玄谈”或“谈玄”的“玄”当指“三玄”。“三玄”是魏晋时期人们对先秦典籍《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的总称，始见于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担囊”，一般释为《战国策》描写苏秦“羸滕履跷，负书担囊”的发愤精神的典故。但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中记载孔子：“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槖和囊均用于贮物，《诗·大雅·公刘》：“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郑玄笺：“乃裹粮食于囊橐之中。”囊和橐既能贮物，也可用于装书(袋子)。《汉书·赵充国传》载：“昂家将军以为(张) 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簪笔者，插笔于首。”《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说明李白在“担囊”的书籍中必有《周易》。李白既谈论《周易》，又行不离《周易》，其不解之缘昭然明矣；且与崔侍御“纵酒复谈玄”，其意无别。

第七，《周易》的易象、易道、易卦及其彖、象、爻、文言、系辞和相关故事的文句出现在李白诗、赋、序、书、记、表中的50多篇(首)中，且大都直接拈来，显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使我们听到了李白自己的声音⑦。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这种文化接受或者文化认同，确乎不同寻常，直接关乎李白的诗文创作。假如我们承认，《周易》是人类文明的金字塔，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承认为中国诗歌创造黄金时代做出贡献的伟大诗人李白恰好回映了那座金字塔。对此，笔者将在《李白以易入诗文举隅》中专题论列，兹不赘述。

注释：

①《周易·否卦第十二》：“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为天地不交，所以逆于易道，人事不通畅，不顺利。《周易·泰卦第十一》：“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为天地交融，所以顺于易道，人事通畅，顺利。“否极则泰”，否卦变为泰卦，象征物极必反，逆势转化为顺势，坏事将转化为好事。

②《周易·讼卦第六》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此爻辞也有标点为：“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③“观物取象”见《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④ 古代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五类元素组成，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在我国，“五行”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归藏易》《连山易》中均有其记载。

⑤“易以道阴阳”，《周易》认为乾卦为阳为刚，即阳刚之气。

⑥⑦《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一》，《全宋文》35册579页。

参考文献：

[1]杨义.李白的明月意象思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5)：119-128.

[2]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05.

[3]康怀远.诗化时空的绝唱——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新解[J].名作欣赏，2005(19)：102-105.

[4][6]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J].江淮论坛，2007(5)：174-178.

[5]刘新万.《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26-30.

[责任编辑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