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海大学文化学博士王磊光的闯入，刚过去的春节逐步演绎成一场“愁乡”的大论战。王博士的返乡笔记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以往绿皮火车上的那种热络没有了;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

这篇带着一点点愁绪、一点点田野调查意味的文章，引发了之后的一大波返乡笔记，人们纷纷带着“找病”的眼睛给家乡挑刺：马路宽了人心窄了、房子新了习俗没了、生活富了人情薄了、故乡近了心却远了，口径一致的“乡愁”看得人也醉了。

因为“愁乡”，强说“乡愁”。在这些大一统的“乡愁体”中，依稀可见今日农村真正的痛点。

对于那些在外打工的一代人而言， 今天的故乡更像是一个道场，是举办葬礼、婚礼和回家过年的地方。农村从未成为给人提供稳定感、满足感的物质依靠，更不曾有过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而大多数城里人念兹在兹的乡村，则是土鸡蛋产地、民俗演练场和新鲜空气的代名词。城里人希望保留那样的乡村，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异乡的想象。如记者孙旭阳所言，“我比较抵制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

我想起几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他们怀乡的方式，在我看来比较有格调。

先是另一个博士。1936年，费孝通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实地调查约一个月，写就《江村经济》。这本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至今熠熠生辉。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之后，切入到这样一条研究中国农村的道路：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

然后是另外两个老外。一个是《江城》、《行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彼得·海斯勒），他在中国的涪陵待了两年，看到“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另一个是美国人迈克尔·麦尔，他把目光投向中国东北的广袤农村——吉林市大荒地村，成书《东北游记》。麦尔通过观察路边的垃圾箱，去检索中国农村剧变的蛛丝马迹：昂贵的熊猫烟盒、空的茅台酒瓶子、传授炒股技巧的宣传单、房地产广告、建议何时买房的算命小册子、揭秘落马高官私生活的小报……

有时，保持适度的距离观察，真的很重要。麦尔之所以选择大荒地村调研，因为那里是他太太的家乡，而他需要那种距离感，“我的家乡和我之间实在太亲密了。冯骥才把那种距离感称之为‘门槛，就是说，当你写一个地方时，你需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

一只脚在美国，一只脚在东方，写出《东方学》的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应该把公共关怀和道德关怀应用到实际行动当中，只有这样，才不会成为行动上的犬儒，成为那种负面意义上的夸夸其谈者。”对于今天的中国农村而言，“理性愁乡派”和“感性愁乡派”，两者都没有意义。

因此，不要坐在绿皮火车上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