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

从人口规模、人口素质结构来看，成都人口发展已呈现出“又挤、又老、又低”的特征。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成都，要实现四川省委对成都“提升首位”的期望和成都市委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目标，应当遵循城市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向强、向优而不是向大、向宽发展。

走内涵式城市发展道路，应当停止高密度城市化战略。历史上，成都就是中国西南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转型升级是成都再现历史辉煌的必经阶段。现代城市转型发展的进程，既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构建服务经济体系的过程，也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生产中心向商务中心、从“在地化”向“在线化”服务转变的过程。成都要走向国际化大都市，就应遵从城市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把握城市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

适度人口规模是底色

高密度城市化战略不适合成都，既是由城市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决定，也是由成都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曾宣称“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提出“成都应走高密之路”，“10到20年以后，成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高密度城市”，这忽视了成都这个在四川盆地底部边缘且流经河流都不大的基本事实。迄今为止的国际大都市，大多都分布在大海或大河边。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地理特征。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区域内逆温频率相对较高，盆地内小风、静风频率高，盆地内时有旋转型风场出现，不利于污染物的输送与扩散。成都水资源利用率达71.64%，远超过安全水资源利用率40%的警戒线。岷江都江堰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80.3%，最大限度的新增供水量不足20亿立方米，也不允许走人口扩张的道路。

从人口规模来说，成都早已跨越了世界大都市人口规模门槛。按照统计口径，2010年，成都市区人口达767.6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4.65%;其中中心城区人口529.53万人，占市区人口的68.98%，占全市总人口的37.72%。根据成都地理区位、自然条件，按生态可持续原则对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资源进行系统优化配置，1500万是成都最大人口容量的临界点，在2020年前不宜突破。这是成都人口发展的红线，并且是成都生态建设所需要的红线、成都转型升级的红线。

坚持中心城区人口分流的战略取向，停止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继续扩张的政策。中心城区人口分流是否成功，是成都转型升级的关键。如果把二环路以内称作成都内城的话，其人口密度与日本东京、法国可能相当。因此，应当停止成都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继续膨胀的规划和做法，以功能、产业调整为杠杆，以均衡发展为导向，逐步将吸纳就业人口较多的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从而推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与区域均衡发展的融合，当前尤其要把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放在二、三圈层。在这方面，英国伦敦在“二战”后通过大伦敦规划，向外围新城疏散原属市区的就业功能，不但实现了人口疏散、推动了区域平衡，也缓解了市区交通和环境压力。

天府新区等是取向

从人口郊区化切入建设成都大都市区。成都具备了建设大都市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条件，也表现出了建设大都市区的趋势。由于制度、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成都大都市区的趋势受到了抑制。市场机制在未来城市化发展中必将发挥更大、更直接、更显著的作用，回到市场化的城市化轨道是可以预期的。因此，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迎接大规模的人口郊区化浪潮，形成人口相对稠密且与中心城通勤便捷的郊区，应是成都大都市区建设的基本取向。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接力、不懈追求的过程，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国务院关于成都的定位“三中心两枢纽”（科技、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是科学的，是符合成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与“提升首位”、“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内涵也是一致的，应当坚持且持续发扬。

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成都郊区化规划，特别是天府新区、龙泉驿区、温江区和青白江区要作为成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地区，给予政策支持。城市中心地区原则上不再准予农民工入户。天府新区作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主战场，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阵地。与此同时，应实行差别化的购房入户政策。城市中心区停止一切购房入户包括二手房购房入户，郊区有条件放开购房入户，三圈层地区全部放开购房入户。鼓励在城市郊区投资入户。

异质性是活力

自立城以来，成都就以其活力、可持续和异质性存在于世界，这三方面特质可以推进成都转型升级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成本最小、效果最好。

“单独”再生育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成都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但这种改善并不会达到所希望的程度，原因在于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群比例在增多。因此，要把希望放在人口流动与迁移上，以人口结构优化为中心，完善入户、迁移与住房保障政策，使成都人口结构变成一个保持活力的人口结构。

要把吸引年轻劳动力进入成都作为转型升级人口政策的重要立足点。把人口迁移与改善人口结构、城市转型升级人才需求统一起来。控制非投靠性迁移老年人口，放宽对少年儿童迁移的限制，鼓励有利于成都转型升级的人才迁移进来。把购房入户与改善人口结构、城市转型升级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应有坚定、明确、持续的产业政策指南，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同时，实行有利于将公租房等保障房创业型、创新型、成长型人才和大学生、具有职业技术职称的外来人口倾斜，使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放开行业、职业准入限制，面向全球，不分国籍、千方百计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来华工作。人才稀缺是成都转型升级的最大短板，应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建立实施规划项目首席专家领衔制，实行综合引智制度。采取弹性工作制度、项目合作制、约定服务制等多种方式，有序、有效、有力推进成都转型升级中的重大技术、经济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