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飞

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来说，当下无疑是一个春天。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确认了智库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国家战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智库数位居全球第二。世界想了解“中国在想什么”，中国也在努力探寻“世界在想什么”。

从个体单干到团体智慧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按照全球最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智囊的“黄金时代”，主要体现在核心人物的影响力上。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与最高层联系紧密，许多重大决策，都有智囊机构的直接参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影响。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但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1980年，杜润生建议胡耀邦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1982年的“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杜润生由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机构还扮演了最高决策层和中青年学者乃至外国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不仅集聚了一批经济学家，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中央财经小组等机构的成员参与。除王岐山外，马凯、周小川、楼继伟等财经高官，都曾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次会议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沿海城市开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农业粮食购销相关的7份专题报告。一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度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有智囊背景的青年经济学家，还成为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的推动者。1988年3月，青年经济学者高西庆、王波明等提出应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当年7月，已离开农研室担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此后，王岐山让王波明、周其仁等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很快就递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案头，时任常务副总理的姚依林还主持了汇报会，听取白皮书起草者们的具体建议。

朝野智库的不同活法

回望中国现代智库发展，大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活跃期、90年代的涌出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智库多是“英雄式的，极富使命感”。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这时的中国智库不再仅关注国策，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这时期，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成立了半官方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在那个时期，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

而对于资金来源单一的民间智库来说，生存一直是个问题。1988年，曾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曹思源辞去公职，担任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在创立之初，他就准备了两块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用来挣钱，后一个牌子用来实现理想。曹思源勉力支撑了数年，但很快就销声匿迹。

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往往活得更好。英国外交政策智囊人物马克·莱昂纳德几年前到中国调研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副院长介绍了社科院概况之后，莱昂纳德被一个数字深深地震惊了：4000多全职人员——全欧洲的智库人数也不到5000人。

在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一名。

放眼世界智库，“官方智库”一直是一个独属于中国的概念。按照科尔博莫的说法，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而在国内2000多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有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朝大野小”也好，“长袖善舞”也罢，官方智库一直以来都是智库圈子的“当家花旦”。它们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除了这些阶段性的纲领文件外，官方智库还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向上传递言论，中国社科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国家行政学院有《咨询与研究》，中央党校有直接送达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

无论怎样，影响决策是朝野两种智库的共同追求。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积极建言献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在中国，智库的力量已经无处不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那句简短的“探索实行官邸制”，来自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领衔的课题组。汪玉凯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关于官邸制的建议，就是该课题组向高层提交的报告。

此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被热炒的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这个方案产生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其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

多数人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代表了治理能力的自信，智库发展将迎来春天。然而，就目前国内智库“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状来说，如何将渠道、资金、人才、机制等元素混搭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范，还需要考量和时间。

201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中国有7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排名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球第27位。但报告也指出：近10年来，中国新增了多家智库，但整体仍处于成长阶段，且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厚，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

中国未来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在评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其必备的三要素，即是号称“全球第一智库”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他认为，所谓“独立性”体现在研究成果上，要努力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被政治所左右，超越政党之争。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评价智库主要看影响力和思想水平，关键是能不能提出经世致用的方案。尽管在此观点上有所差异，但是，追求影响力终究是所有智库的目标。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邀请多家智库机构参会。这次专家座谈会，也被普遍看作是落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今后智库人物“谏言参与”高层决策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

从人员构成来看，应邀参加座谈会的6位智库人物分别是：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专家认为，被中央决策层“认可”的智库机构及智库人物，以体制内为主，以民间为辅。上述机构中，仅有樊纲筹资创立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具有民间机构的色彩，但由于其挂靠国家发改委，也与体制保持了高度一致。

专家认为，需要熟悉中国国情特质，并“读懂”执政者的决策思维及决策思路的专家学者，才会与决策层有“共同语言”，进而在中国智库3.0时代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研究中国国情，并且学习西方智库的方法搞研究、出报告。他编发的智库报告，坚持不懈地一直免费给国家各大机关赠送，这种精神，值得很多智库机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