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欢

1965年，从北京来的“摘帽右派”老王被派往新疆伊宁市市郊的巴彦岱进行“劳动锻炼”。当地书记罗成，热情地给他送来一副新黑框眼镜，闲聊间向他介绍自己：“我大学毕业就来了（新疆），我才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这是电影《巴彦岱》里的一场戏，人们很容易发现它是在向作家王蒙致敬。王蒙就是“老王”的人物原型，而正是因为1956年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才被划为“右派”，从而远赴新疆，一呆16年。

电影《巴彦岱》并不是王蒙的传记片，而是以王蒙的新疆岁月为背景，表现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存方式、民族性格，以及他们与汉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是对于维吾尔族还是汉族来说，那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

2013年5月23日，79岁的王蒙又一次回到新疆巴彦岱镇，参加“王蒙书屋”的揭幕仪式。他走上台，一开口就是流利的维吾尔语：“新疆的朋友对我恩重如山，我永远是新疆的王蒙，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赶到现场参加仪式的100多个维吾尔族农民非常激动。1960年代，他们曾经在这里跟王蒙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大队长”——现在他们还像过去一样称呼王蒙。

语言是王蒙赢得当地百姓友谊与信任的重要原因。来到新疆后，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他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维吾尔语的学习上。他疯狂地阅读所有相关的书，参加维吾尔族人丧葬乃孜尔、歌舞聚会，常常他们一起喝酒侃天，听农民讲讲家长里短。几个月后，王蒙就能用维吾尔语在生产队的会议上发言了。

而对维吾尔族人来说，王蒙如今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和前文化部部长，他的新疆和维语背景显然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新疆当前的社会问题存在很多社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维汉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现在新疆农村工作的汉族人几乎都不会说维语。”《巴彦岱》总制片人李德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建国后王震主政新疆时，入疆汉族干部和战士只要通过维吾尔语考试，行政级别就能提升一级，而如今这个政策已经渐渐淡化。

李德华很快意识到，王蒙在新疆，尤其是在巴彦岱的经历可以做成一部院线电影。

王蒙的新疆岁月是从1963年底开始的。这一年，《青春万岁》迟迟无法出版，王蒙意识到政治形势越来越艰难，自己在文学上面临 “被彻底封死”的局面，于是下决心与政治中心拉开距离，远赴新疆。1年后，他从乌鲁木齐被派往伊犁巴彦岱劳动锻炼，开始试图融入最底层维吾尔农民的生活——在这里的7年间，王蒙一直住在农民家，每天和当地老乡一起吃包谷馕，一起抡坎土曼（新疆少数民族铁制农具），一起扛200多斤的大麻袋。

那时候，他有一台小照相机，拍摄的很多照片现在都陈列在王蒙书屋里。《巴彦岱》导演董玲对这些照片呈现出来的氛围印象深刻，“祥和，快乐”。在她的感觉里，当时的王蒙“阳光灿烂，血气方刚”，对新疆有一腔热血。

到后来，王蒙不仅学会了维吾尔语，还学会了维吾尔舞蹈;他能在农民家里随意出入，帮维族人修房顶、解决邻里纠纷，走在路上常会有人递给他一个瓜、一个馕。用王蒙的话说，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接受，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

那时民风淳朴，罕有族际冲突和暴力事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维吾尔贫苦阶层普遍获得较多权利和利益，对新政府充满好感;社会矛盾也主要集中于阶级斗争。

李德华认为，要拍摄一部反映当年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表现基层维吾尔族人民和“维汉一家亲”状态的电影，没有比王蒙故事更合适的了。他的想法得到了伊宁市政府的认可，项目很快上马。

“维吾尔族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敖德莱西”

在考察了4个创作团队之后，拍摄过主旋律影片《杨善洲》的满族导演董玲最终被制片方采纳。

董玲曾三次获得华表奖，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在新疆进行电影创作，编剧团队全是“新疆生新疆长”，更为了解维吾尔族群体的生活状态。

李德华认为，以前大多数新疆题材电影里的维吾尔族人物都比较僵硬，他形容那些人物“‘舌头是维族人的，但‘脑袋不是”。制片方对对导演团队提出要求，《巴彦岱》一定要接近现实，真实再真实;还要风格化叙述，有“国际化视角，用世界电影语言来拍”。

导演董玲和编剧团队首先一起反复重读王蒙的文学作品和自传，对他的《在伊犁》八篇系列小说更是“烂熟于心”。在最早的剧本里，编剧甚至大量截取了很多“伊犁八篇”里的情节，后来导演提出“我们要拍的是王蒙这个人，而不是他的作品”，这些情节才被拿掉。

后来，创作团队把着眼点集中到对维吾尔族生活状态的展现上来，试图拍出一个“观众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实的新疆维吾尔族群体”。他们的想法是，做一部另类的“库斯图里卡”式作品。

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风格独特，既热情又疯狂，通常用狂欢化和怪诞的方式呈现拥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体;而董玲认为，维吾尔族人民个性张扬的生活状态与库斯图里卡镜头前的人物有相似之处。

在她的印象里，伊犁是一个很有异域特色的城市，几十年前，大街上“随便几个人见面就会席地而坐”，马路边、电线杆子底下、空地上都三五成群，一边大口喝格瓦斯一边谈天说地，抱着琴唱歌跳舞。

“当年维吾尔族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敖德莱西（聚会），”董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迎接朋友要‘敖德莱西，谁家下牛崽了也能‘敖德莱西，一礼拜三、四次聚会很普遍，就算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可剧本照库斯图里卡的风格写了几稿，创作团队又有了顾虑。影片的制片和投资方都是官方机构，而新疆正处于特定时期”，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库斯图里卡式”的群体状态会怎么样？”

于是，个性化表达方式被放弃，开拍前，剧本又“收回到我们以往的创作风格上了”。

董玲拍摄了5到6个聚会场面，最后用到影片里的只有3个，“这是巨大的遗憾，”她说。

“除了死，其他都是高兴的事情”

《巴彦岱》虽然放弃了库斯图里卡的表达方式，但还是“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维吾尔族的原始生存状态”。

“《巴彦岱》的美学形式克制、冷静、朴素，一切为了还原时代而努力，将浓烈化作平淡，创造出本真的生活质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赛娜·伊尔斯拜克评价。

在内部试映会上，很多维吾尔人看到他们过去的生活，泪流满面。那个年代的新疆跟现在不大一样，在王蒙的印象里，他刚到乌鲁木齐时直感到这个城市是“焕然一新”的，洋铁皮的房顶，橙红色的办公大楼，店铺招牌上从右到左写着维吾尔语店名，大街小巷都是维吾尔歌曲，“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

《巴彦岱》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而大部分维吾尔族老百姓都幽默浪漫，豁达乐观。电影《巴彦岱》对此有一段表现：演员王洛勇饰演的老王刚到巴彦岱时茫然无措、郁郁不乐，生产队里的艾力爷爷发现他不太对劲，对他讲起了维吾尔族人的生死观。

“你想过死吗？我告诉你，我们维吾尔族人每天都要想五次死，只有想到死，才不会做坏事，才会感觉现在的生活好。”他对老王说，“这就是‘塔玛霞儿”。

“塔玛霞儿”可以翻译为漫游、玩耍、休闲，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简单来说就是“除了死，其他都是高兴的事情”。这一幕场景来自于作家王蒙在1960年代在巴彦岱的亲身经历，“塔玛霞儿”的人生态度对对他影响深远。

“现在维吾尔族的‘污名化现象严重，很多人容易把他们跟暴恐联系在一起。”李德华说，“《巴彦岱》能让观众看到维吾尔族人的真实一面。”

对于这样的新疆人民，王蒙有深刻的记忆，也在作品里有过详细描述。他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里就描写了1960年代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族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小说长达70万字，细致记录了维吾尔族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一直写到婚丧嫁娶。小说里，维吾尔族群众的生活有一种消解政治的能力——在严酷的政治运动背景下，他们仍然活得健康向上，“假大空”的政治口号在这里的影响力微弱，完全找不到那种“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

“信仰伊斯兰教很正常，不要动辙把它与极端思想混在一起。我们希望这部活跃的、愉快的电影能对‘去极端化起到一些作用。”李德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指出，现在一些极端思想厌恶现实生活、诋毁世俗生活，这样的维吾尔族怎么会有‘塔玛霞儿的精神？怎么能随兴所至，该跳舞时跳舞，该喝酒就喝酒？

最早立项时，制片方想通过这个电影“走进维吾尔族人的心灵世界”。“我觉得我们走进去了一点。”李德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