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帅鹏

古代藏书主要包括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种形式，这些藏书的地点是古代藏书楼，是泛指古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私人收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地方，它是现代图书馆的前身。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受古代丰富藏书事业直接影响的，现代图书馆的发展直接受益于古代藏书事业，研究古代藏书事业对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官府藏书

官藏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藏书形式。蔡元培曾论及官府藏书云:“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亦往往缥缃万卷，坐拥书城。明清之际，尤为显著。‘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清代学术之盛，良非无因。”［1］真正意义上的官藏机构最早出现于老子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藏室。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的“室”，估计就是“藏室”的简称。而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在经过历代藏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宫廷的内书和政府的外书所组成的官藏机构。内书分藏在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处;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东汉有七大藏书处，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藏书文化的发展，东汉在延熹二年设立了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职官系列。而到了唐朝，中国处于安定繁盛的时期，藏书事业更加受到重视，除了有秘书省统管全面藏书工作外，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藏书的专设机构。宋朝是藏书事业得到极大发扬的时代，除了三馆，也就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与秘阁作为国家中心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以及司天监的藏书，宫廷内也有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藏书文化极为兴盛。到了清代，虽然未设专门官藏机构，但在皇帝休息办公之处都有不同数量的藏书，如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殿、南书房、皇史宬、内阁。而乾隆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的南北七阁，其规模可称官藏机构之最。这说明藏书事业已成为任何政权所必须保存和发扬的一种文化现象。

二、私人藏书

私藏几乎是于官藏先后出现。战国时期的名学家惠施，其书五车，私藏数量已经很丰富。两汉时期私藏图书的事迹，史传也颇有记载，如“汉惠帝解除挟书禁令后，民间藏书得以合法，秦朝藏书家埋藏于故室的图书重见于世。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古文《尚书》及其他书数十篇。武帝时开献书之路，藏献书之策，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说明各地藏书是陆续出现的。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藏书丰富，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于汉朝等”［3］。隋唐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条件比较完备，由于其充足的社会资源，为数众多的读书人积累了丰富的典籍而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如“唐代苏牟‘聚书二万卷，手自校定，史称秘书埒’王涯‘家书多于秘府侔’，又如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颜师古家‘多藏古书画、器物、书帖’等”［3］。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普及，藏书意识的进步，藏书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司马光就是一位大藏书家，家藏文史类书籍万余卷，还有他所总结的保护图书措施也一直为后代藏书家所称道。庐山李会择，聚书9，000 余卷，藏书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以供士子利用。“清代中期，私家藏书以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为动力，以《四库全书》编纂为契机，得到不断繁荣”［4］。

三、寺观藏书

寺观藏书是伴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和译经活动的开展而逐步兴起的。六朝以前的寺院藏书多以译经形式出现，西汉末年就有印度和西域各国高僧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活动。“东汉初年，大月氏国沙门迦叶摩滕和竺法兰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西晋时，佛寺日增，竺法护、安法钦等著名译师共译出各种经、律、集、传451 部717 卷”［5］。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朝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寺观藏书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派玄奘赴西域求取佛法，历经110 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 年)回国，携带梵本经典520 箧，657 部。“高宗显庆三年(658 年)创立的西明寺，有10 院，4，000 余间屋。该寺专门编有寺藏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800部，3，361 卷。后来高僧道宣应诏入寺，写经数年，至龙朔初年(661 年)左右，藏经已达5，000 余卷。龙门香山寺的藏书，由白居易创建，凡5，270 卷，分作六藏保管在寺西藏经堂。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刘宋初刘司空造，建立经藏，贞观十九年(645)年焚毁，其藏书也十分丰富，除了佛典以外，还收藏道书、俗经史、医方、图符等类书籍［3］。寺观藏书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大量的译经活动也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以法显、玄奘为代表的西行取经的僧人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在译出印度佛教经典的同时，也在异域传播了中国古代文明。

四、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是一道绚丽多彩、绵延悠长的风景线。我国最早的书院见于唐朝，如唐开元时宫廷中有丽正殿书院、集贤书院。到北宋时有闻名的四大书院，这时候的书院成为一种讲学的教育组织。如朱熹就对南宋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亲自主持书院，亲自讲学，开名儒大师在书院讲学之风，对后世书院制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凡是书院，则必有藏书。如“南宋四川魏了翁的鹤山书院，藏书达十余万卷。宋应天府书院‘千五百卷’。江西德安乐林书院‘聚书千卷’。元代嵩县的伊川书院亦‘聚书千卷’。清代书院藏书楼藏书的资料比较丰富，凡书院志必设有藏书或藏书志的栏目章节，而且目录的编制亦较完备。如清光绪年间李鸿章在河北保定创办莲池书院。清光绪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其故家湖南益阳创建的箴言书院，藏书达1，029 部，34，997 卷。清光绪年间四川嘉定府尹罗以礼创建的九峰书院，藏书达1，818 种，1，5491 卷，4，394 册”。［5］。书院藏书对传播文明、保存图书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它开讲学之风，体现了书院藏书的教育性，因此造就了我国封建时代许多的学者和人才，促进了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五、藏书事业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为现代图书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它在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现代文化繁荣上作用不可低估。我国藏书活动之所以能够历代相袭，绵绵流传，与藏书活动中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

“仁人”就是把书和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图书尽量发挥其教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例如，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唐宋各代也将官藏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就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办公需要还可通过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就更加注重官藏的利用问题，《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尽其仁人之心。而私藏所体现的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仍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教育人才。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如明代范钦精心营造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仍存的四百多年的古代图书馆，它不仅拥有七万余册藏书量，被誉为藏书天下第一家，对爱护图书也做了多方面的构想，如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措施，更是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称道，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中的爱物精神。

现代图书馆和古代藏书楼是有紧密联系的，现代图书馆从古代藏书楼汲取了许多精华，古代藏书楼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藏书体制。“实际上，近代图书馆之建立与发展，与中国传统藏书之深厚积累密切相关。晚清许多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就是在传统官府、书院和私家藏书基础上进行兼收并蓄、博采广收而建立的，是按照近代西方图书馆理念及相关制度对传统藏书楼进行改造创设的。如山东省立图书馆，其藏书来源多为私人与公家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举凡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存书及版片、尚志堂存书、高等学堂存书、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存书及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等，均移归该图书馆。再如创建于1909 年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其藏书来源除了接收广西官书局、桂恒书局、石梁书局、广西优级师范、广西体用学堂、榕湖经舍、秀峰书院之移赠外，主要是向地方人士和上海各书坊征集而来的。1915 年，广西大学堂预科、农业大学和省女子师范学校藏书亦归该馆收藏。正因得此便利，该馆方能在短短数年间藏书即达6，000 多部、七万余册。”［6］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为近代图书馆的发展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其经营理念和所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为近代图书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具有永恒的价值。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8

［2］左玉河.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J］.史林2007，4

［3］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0，103，111～112

［4］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1

［5］董建国，高跃新.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9:86，307～308

［6］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