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颂(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武则天明堂考述

苏颂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明堂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明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历代君王一直不遗余力地修建明堂。武则天时期，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和个人的狂热追求，她耗费巨资先后两次建成了巍峨庞大的明堂。建成后的明堂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之作。

关键词：武则天;明堂;礼制建筑

明堂是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历朝统治者推崇备至，频繁成为政治中心议题之一。明堂建筑源远流长，夏、商时已经出现，到周朝正式被固定称作明堂。《尸子》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1]。《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於朝，汤有总街之廷，武王有灵台之候[2]。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木兰辞》中所书“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正是明堂政治面貌的真实写照。《周书》云：“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3]35明堂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礼制建筑，为各朝帝王明政教之场所，一直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职能：（1）祭祀天地，飨食祖先。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十二月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祁、神州地祁，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4]6353作为祭祀场所是明堂的首要功能，史书中关于此类记载不胜枚举。（2）宣明政教，发布政令。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5]227贞观十七年（643年），颜师古在请求修建明堂的奏书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6]272，眼光独到，一语中的。（3）会见来宾，迎接长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到：“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7]91可见明堂是君主会见来宾及大臣的重要场所。（4）选贤任能，讲学明礼。《白虎通》曰：“礼三老于明堂，所以教诸侯孝也；礼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悌也。”[3]702由上可见，明堂在古代的政治地位完全可以比拟现在的美国白宫、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等。正是由于其突出的政治功用，使得历代统治者对于修建明堂之事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大戴礼》载：“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8]《吕氏春秋》载：“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9]由此可知，古制的明堂只是一间小茅屋的规模，以示帝王节俭朴素，并且应建在距宫城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山之偏僻之处。

古传明堂形制极其简朴，这与它作为王权和神权双重象征的身份极为不符，因此也为后世每一个想要建造明堂的皇帝所不允许。历代统治者大多好大喜功，他们当然不满足于明堂仅仅只是一间茅屋的规模，为了让自己的文治武功流传千秋万世，他们都极力营造一座富丽堂皇的明堂。但是，由于在隋唐以前，古传明堂没有具体样式和规格可以参考，“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10]所以统治者大都未能遂愿。

汉武帝巡狩泰山，想要在泰山之巅新建一座明堂，以示威风。“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10]，文武百官没有一个知道明堂是什么样子，最终只得作罢，怏怏而归。到了唐代，太宗、高宗都曾组织过群臣讨论建造明堂，但都因诸儒对明堂规制争论不定而搁浅，群议未决而作罢。《旧唐书·卷二十二》载，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11]852随后又因辽海战事而搁置。永徽二年（651年），高宗李治敕曰：“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11]853结果又是“诸儒纷争，互有不同”。千古明堂，到了后代竟然在几个朝代都未能建造成功，多少帝王都只能为之扼腕叹息。

然而，基于历代君王之梦想和个人的政治需要，武则天时期，终成宏伟明堂。一代女皇武则天践天子之位，君临天下。为了建造自己心中梦寐以求的明堂，她力排众议，力挽狂澜，用强硬手腕取得这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冠绝天下的伟大工程的成功。

一、武则天修建明堂原因

修建明堂是武则天的长久心愿，也是她颇为努力的地方。武则天修建明堂原因众多，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政治造势，为代唐建周做准备

这是武则天修建明堂的最主要原因。明堂自从在周朝被正式定名时，就已经发展成为王权的象征，并且成为文明昌盛的周朝的一个显著标志。《礼记·明堂位》记载：“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5]225

武则天以一个异姓女性身份想要继承大统，必须克服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礼仪制度和严酷的宗法等级制，而明堂正是最重要的儒家礼制建筑。武则天准确掌握了这一信息，于是从礼制本身下手，复兴古制，化为我用。在武则天参政、摄政乃至走上执政的过程中，她先后“变官称、易都邑、加尊号、屡改元、建明堂”[12]，这些都是“假古制以便服众，表明正统”[13]。修建明堂还表明自己完成前人未竟之功业，宣扬在其统治之下，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海晏河清，从而制造政治迷惑。同时，在明堂建成以后，武则天将明堂作为政治中心，频繁在明堂内举行各种政治活动，从而将舆论和公众视线转移到明堂上来，为自己登基减少阻力并制造声势。

(二)佞佛信神，满足迷信思想

武则天信佛众所周知。《新唐书》载：“武后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14]明堂作为祭祀场所，发展到后来更是具备了神庙的功能。武则天作为异姓篡位者，更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沟通人神的建筑来祈福保佑，实现自己登极称帝的愿望。在她看来，明堂威力巨大，可以“开乾封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15]

有鉴于此，武则天雷厉风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这座规模宏大的明堂的建造，将之命名为万象神宫。并且随后在这座明堂的后面，武则天又别出心裁地建造了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庙宇：“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11]865这种近乎夸张的建筑正是武则天趋向狂热的佞佛癖好的鲜明呈现。

（三）炫耀功绩，以图名垂后世

明堂自周代兴起以后就一直肩负着王权和神权双重象征的特殊身份，影响巨大。并且，修建明堂大都被认为是国家兴旺、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表现，因此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建明堂作为一件可以和开疆拓土同等重大的事业来对待，颇费心力。但是修建明堂并非易事，无数君主只能被迫放弃，“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16]

武则天是一个自信、好强的女人。既然在此之前无数君主都未能完成这项事业，如果她能够建造成功，在历史上必然是一个巨大的轰动，自然可以夸功当世，名垂青史，彰显其作为有为明君的光辉形象。因此，她“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4]6447，动用几万人力，仅用一年时间便修建完成，并在修建过程中极尽铺张浪费，将明堂装饰得富丽堂皇，以图万世永存。

众多原因共同驱使着武则天极力去营造她心目中的神圣明堂。待其修成之后，果然惊艳世人，蜚声内外。

二、武则天明堂的建筑特色及历史命运

武则天视明堂为自己得天命和王朝国运的象征，因此对明堂之事极为重视。行事果断独立的她与高宗当时情境截然不同，她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很快被确定。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春，武则天遣沙门薛怀义为使，拆除东都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即隋之乾阳殿），在其地创建明堂。历时仅约一年，垂拱四年正月（公元688年），明堂成。据《旧唐书·武后本纪》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互之以铁索。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11]862

武则天以独特的方式和创新精神建造明堂，“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17]，一反古制呆板的单层建筑模式，又在内涵上继承了传统明堂“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17]。建成后的明堂气势恢弘、壮观华丽、巍峨参天，高超的工艺令世人赞叹不已。左史刘允济在《明堂赋》写道：“下临星雨，傍控烟霜。翔鶤坠于层极，宛虹拖于游梁。昆山之玉楼偃蹇，曾何仿佛；沧海之银宫焕烂，安足翱翔。”[18]

现在看来，武则天明堂主要有三方面的建筑特色：（1）高度冠绝天下。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11]862，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相当于高88米，周长90米。这种高度，无疑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木质宫殿建筑。（2）法时令与天地。明堂基础高台是方的，象征大地；下施铁渠（铁筑成环水渠），以为辟雍之象。台上第一层为正方形，象征一年春、夏、秋、冬四时，每一边均根据时令饰以青、红、白、黑不同颜色；中层为正十二边形，寓意一天十二个时辰；上层为二十四棱柱体，象征一年二十四节气。屋顶是圆形，寓意天圆。明堂内部结构也很复杂，“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棤藉以为本”[4]6454。明堂的这种复式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与天相通、天人合一、四面八方、天圆地方的宇宙时空思想，是中国古代无数杰出工匠非凡才华的完美展现。（3）以龙朝凤，寓意深刻。明堂修建，“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4]6454。龙在封建社会历来是皇帝和男权的象征，现在却围绕在凤的周围，以凤为中心，而凤自然象征着武则天本人，这表明女权的武周压倒了男权的李唐，充分体现了武则天贬低李唐、宣扬己功、代唐建周的政治寓意，可谓用意非常深刻。整个明堂以其恢弘的气势和众多的标新立异征服了广大民众，李白在天宝初年游洛阳时曾作《明堂赋》，也不禁唏嘘慨叹——“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建成后的明堂富丽堂皇，允许民众免费入内参观。武则天对明堂的建成很高兴，“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19]从此，万象神宫成为武周政权的政治中心，武则天不仅在这里完成了登基大典，而且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同时迎接各地使节。

明堂建成后没多久，武则天又下令在其后修建更高的宫殿——天堂，用来安放她所建造的巨大佛像。《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由此可见，天堂要比明堂至少高出两级，保守估计在150米左右，显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高楼。然而，天堂在建造过程中曾被大风吹倒，又重新建造，但是最终因工程巨大而未能完成，《旧唐书》载：“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11]865

天堂的建造给明堂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由于明堂与天堂夯土基之间的距离很近，仅有16米（考古发掘所得数据），导致在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正月丙申夜，“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尽”[20]，凝聚着武则天大量心血的两座高楼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作为帝国命运和皇权的象征，明堂被毁这件事对武则天打击很大，然而她并没有就此灰心。同年三月，武则天诏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未几，复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21]。天册万岁二年（公元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武则天为新明堂取名为“通天宫”。

新建成的明堂不能重蹈覆辙，为了避免再遭火灾，武则天将明堂顶部的铁凤改成了辟火用的火珠，“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饶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21]，天册万岁二年，“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11]867。随后，武则天又下令铸造九州鼎用来装饰明堂，“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11]867。“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破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11]868。

明堂的重建成功，了却了武则天的一桩心愿。同时，明堂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建筑技艺，构成了神都洛阳城最恢弘壮丽的天际线，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折射出昂扬自信、开拓奋进、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玄宗幸东都，改明堂为“乾元殿”；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又恢复了“明堂”的旧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认为洛阳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10]456，遂于十月二日诏令将作大匠康素往东都毁明堂。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6]281。玄宗将明堂加以修整更改，为他所用。这座新殿依旧叫“乾元殿”。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22]。但是，这座新殿并没有存在许久，在日渐衰败的国运之下，它最终未能逃脱战争的厄运。安史之乱（755 – 763年）中，明堂经叛军和回纥兵两次焚烧，于公元762年最终被毁。战乱后，大唐的强盛国力骤然崩塌，一蹶不振，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朋党之争局面中。从此，这座气势磅礴的明堂再也无力被修复，最终只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堆若隐若现的遗迹。

明堂，帝国国运的象征。武则天明堂——万象神宫、通天宫的命运见证了大唐帝国的盛衰沉浮、荣辱变迁。它曾以世界第一的高度傲然于世，睥睨天下，以其宏伟磅礴的气势征服万民，令人敬仰膜拜。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过历史车轮的碾压，惨遭噩运，在战乱中轰然倒下，化为焦土残垣，不禁令人唏嘘感慨，哀叹遗憾。

三、对武则天明堂的两点思考

武则天修建的明堂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立足当下，通过对这件盛事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收获很多有益于现世的启示。

一是建筑成就冠绝天下，为后世树立标杆。武则天明堂的建筑成就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绝对可以摘得桂冠。明堂作为儒家礼制建筑，作为古代帝王明政教、祭祀、朝会、庆赏、选士之所，一直有其固定的建筑形制。武则天建造的万象神宫，在内涵上继承了传统明堂“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但是一反过去拗于周制的复古传统和呆板四方的单层建筑模式，创造性地建成为上圆下方的形制，开创了中国古代明堂由方到圆的建筑先河。而它所体现出的天子与天相通、象征性表达四时、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以及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等宇宙时空观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清礼制建筑——天坛祈年殿的形制与设计。天坛的祈年殿参考了该明堂上圆以法天，（台基）方以法地，法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等基本要点，成为武则天明堂最重要的继承性建筑。武则天明堂以其创新性的建筑形式以及复杂而深刻的礼制寓意，成为后世皇宫建筑最优秀的模范。

二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为后世敲响警钟。武则天为满足自己的私欲，随意扩大明堂的建筑规模，劳民伤财，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在建造明堂时，“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20]，可见工程量极其巨大，老百姓付出的血汗之多。整个建造过程，花费巨大，政府财政濒临枯竭，而这些钱财都是从天下百姓手中刮取的民脂民膏。在天堂的建造中，《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记载：“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库为之耗竭。”[4]6498在武则天重建明堂完成之后，曾铸造九鼎作为装饰，《日知录》载：“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7]651可见所用铜之多。并且“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23]如不是大臣阻止，武则天针对百姓的又一次搜刮即将开始。

伟大的建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工程，劳民伤财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君王因一己之私，黎民百姓往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如今的中国可谓国富民强，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这种繁荣局面往往导致部分掌权者好大喜功，花费巨资修建各种奇异建筑作为地标，以彰显本地的发达。殊不知，很多地方的经济贫穷落后，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地方领导还是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打造造型奇特的地标建筑，大兴土木，铺张浪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武则天的前车之鉴告诫我们：这种舍本逐末的为政方式必须予以舍弃，否则只会陷入民穷国危的境地。

千古明堂，发展到武则天时达到顶峰。作为武则天重要的政治工具，明堂发挥的功能超越了其本来面目。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明堂在武则天时期的极盛，成为古代建筑艺术的惊世杰作，为世人瞻仰效仿。历史长河，千秋功过，任人评说。盛极一时的武则天明堂以其伟大的建筑成就和深刻丰富的思想寓意成为时代的标杆，成为中国礼制建筑的楷模，成为世人心中永远的传奇。但是，它所带给人们的深刻启示也令时人驻足深思，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 尸佼. 尸子[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6.

[2]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199.

[3] 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5] 李昉. 太平御览[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6] 王溥. 唐会要[M]. 香港: 中文出版社, 1978.

[7] 陈垣. 日知录校注[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8]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49.

[9] 吕不韦. 吕氏春秋[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 264.

[10] 姚铉. 唐文粹[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455.

[11]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2] 范永平. 武则天改唐为周政治举措述略[J]. 洛阳大学学报, 1999: 24-28.

[13] 杨鸿勋. 自我作古·用适于事: 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J]. 华夏考古, 2001: 70-78.

[14]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398.

[15]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6833.

[1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4069.

[17]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410.

[18] 董浩.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162.

[19] 秦蕙田. 五礼通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524.

[20] 顾炎武. 历代帝王宅京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52.

[21]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12.

[22]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3.

[23] 沈炳震. 唐书合钞[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519.

(编辑：朱青海)

The study on Wu Zetian Ming Tang

SU S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Ming Tang (Hall of Enlightened Ru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ritual architectur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ancient political life, Ming Tang played a decisive role. As a result, the kings or queens always spare no effort to build it. In Wu Zetian times, for the pursuit of the special political needs and personal enthusiasm, she spent a huge sum of money two times successively built towering and enormous Ming Tang. After the completion, it became Wu Zetian's political activity center, and it also became the masterpiece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al.

Key words:Wu Zetian; Ming Tang; Ritual Architecture

作者简介：苏颂(1990- )，男，湖北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地方海洋历史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4-02-24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2.016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2-0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