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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贝尔纳科学学的当代解读

2015-03-18张雁

关键词:贝尔纳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贝尔纳科学学的当代解读

张雁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摘要:面对科学在战争中的非理性应用,贝尔纳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反叛脱离社会实践的科学哲学传统,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展开对科学全方位的社会研究。传统科学哲学大多时候关注的仅仅是科学的最终产物,也就是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这种知识论科学哲学遗忘了生活世界,它描绘的是科学世界观。贝尔纳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具体地、开放地、涉及终极关怀地看待科学究竟是什么,开辟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贝尔纳的科学学几乎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具体的问题而来,最终又回到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的典范。从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到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恰好是回归生活世界哲学视野转换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贝尔纳;科学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转向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5.05.004

收稿日期:2015-08-04

作者简介:张雁(1969—),女,陕西黄陵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科学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5-0017-04

传统科学哲学学派大多时候关注的是作为知识的科学,即关注科学知识是否可以真实地反映世界,而不是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在贝尔纳看来,这种知识论的科学哲学传统脱离了现实实践,不能解决社会以及科学当前面临的困境。贝尔纳正是在反叛这种脱离社会实践的科学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科学、涉及终极关怀的科学,引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虽然贝尔纳并没有明确地使用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这样的术语,但是研究贝尔纳科学学应该挖掘贝尔纳的思想的历史意义,更应该挖掘其当代意义。

一、贝尔纳科学学反叛脱离社会实践的知识论哲学传统

科学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科学是什么,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科学划界的问题。因为划界涉及的是作为科学的最终产物——知识,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统科学哲学其实是科学知识学,是关于科学知识形成和获得的方法论探究。科学哲学“首先试图阐明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要素:观察过程、理论模式、表述与计算方法、形而上学的预设等等;然后从形式逻辑、实际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估计他们的有效性的基础”[1]。总之,传统科学哲学是在讨论: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以及如何保证知识的有效性。纵观西方学术发展史,科学哲学无非不是在相信理性的基础上,寻找科学理论形成的方法。在贝尔纳看来,这种知识论的科学哲学传统脱离了现实实践。

贝尔纳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学派大多时候关注的仅仅是科学的概念产物即科学知识,也就是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在传统科学哲学中,对科学知识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科学知识是否可以真实地反映世界,不是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解决社会以及科学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甚至连做出解释也做不到。“只是在大学中教一些精致的和完全无用的哲学。”[2]25由于战争,“官方哲学”已经渐趋没落,在一些国家甚至被“空虚观念或神秘主义”所替代。贝尔纳所言的“官方哲学”主要是指逻辑学派和实证学派。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官方哲学早已不关心人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甚至把这种不关心引为自己的骄傲”[2]26。贝尔纳认为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于世,主要是因为学院哲学在资本主义后期的破产,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种信仰的盲从之中,人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另一种悲哀,在这种悲哀之中,西方旧有的传统被打破,甚至人的生命遭到了藐视,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不过,贝尔纳在一片茫然之间看到了一线曙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引导下,人们有望摆脱那些精致而无用的哲学不能应付变化的局面的状况。贝尔纳之所以能看到知识论哲学的危害并反叛这种脱离社会实践的研究传统,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科学应用的现实性问题,即法西斯主义战争对人类的祸害的认识。

贝尔纳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的故乡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不停地战争以及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他曾在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亲友丧失了生命。”[3]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怀疑科学技术存在的价值。在《科学的社会功能》序言中,贝尔纳说道:“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4]1贝尔纳勇敢地面对质疑,提出科学可以理性发展、科学可以造福于人类。

贝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像中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4]48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的,“而纯粹的思想只是一种流产的行动”[2]33。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贝尔纳形成了自己的实践科学观。他认为,科学与社会紧密相连,科学也自然应该为社会服务。贝尔纳正是借由这一点找到了科学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正是贝尔纳关于科学的观念超越前人的地方。

贝尔纳认为科学应该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科学不只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具有社会功能。贝尔纳不但反叛了脱离实践科学哲学传统,而且,即便是放在当代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中来看,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揭示的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之维,开辟了科学学研究领域。

二、贝尔纳科学学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

贝尔纳开创广义的科学社会研究传统,宏观多维透视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涉及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关乎与科学相联系的其他领域,贝尔纳眼中的科学是具有时间整体感和空间整体感的动态发展过程”[5]。贝尔纳历史地、具体地涉及终极关怀地看待科学究竟是什么,始终把科学放于社会实践之中,研究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如何引导科学的社会实践使其造福于人类。

科学的历史性和具体性表现了科学发展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科学的开放性则展现科学在时空中的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变化过程恰好是科学社会实践的展开过程。这使人们不是把科学当作孤立的完美体,而是当作一种现实的、变化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展现科学社会实践的整体图景。

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的核心,是把科学与社会看作一个互动发展的整体。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是贝尔纳科学学理论要旨的精确概括。科学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发生表面上、进而是实质上的一系列变化,即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种改造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会深入改变人们的观念,成为新观念的来源。与此同时进行的一个过程是科学也在社会化,为了推动科学的发展,防止科学的滥用,科学也需要接受社会对其发展的制约。要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必须对社会进行科学改造。贝尔纳坚信科学可以造福于人,但必须更新认识和规划科学的社会实践,把科学放于社会语境之中。要使其发挥正面功能,就必须改变科学教育观,使公众真正理解科学,同时强调对科学的规划,制约科学的非理性发展,参与和平运动,防止科学滥用。使科学造福于人类,正是贝尔纳科学学的落脚点。

贝尔纳科学学反叛脱离实践、脱离现实生活的哲学传统,转向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社会实践中的科学一定会涉及科学的最终目的即科学的终极关怀,这就使贝尔纳科学学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蕴。反观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而过上舒适自足、有价值的生活,反而因为科学的非理性应用而备受战争的苦难。科学是人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认识,那么科学之中就有着人的影子,科学也就应该将人类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当然这种利益是全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涉及终极关怀正是贝尔纳科学学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区别之一。

三、贝尔纳科学学开辟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

贝尔纳开辟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科学家出身的贝尔纳,本来就有科学家注重实践的特点,他注意到科学在和平时代以及在战争中的应用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兼之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对科学的反思性研究中,把科学放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具体地把握科学的社会功能,开辟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转向。

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也是贝尔纳创立的科学学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大的区别。“贝尔纳的科学观是自然历史主义的,它把科学刻画成动态的、整体性的、与社会互动的。默顿的科学观……把科学描述成静态的、学科性的、累积的、客观的和可证实性的。”[6]贝尔纳的科学学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具体的问题(战争使科学的存废成为问题)而来,最终又回到实践中(如何使科学造福于人)去解决现实问题的典范[7]。可见贝尔纳科学学不是沿着西方哲学家们的足迹,他不是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探讨科学的社会问题,以此来寻找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发展之路。这条研究道路应该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正如马克思当年所强调的那样:实践只有被理解为感性活动时才具有改造对象的现实力量。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实在世界的“表象”,只有当它首先被理解成一种介入并改造对象的活动时,才有理由宣布“知识就是力量”[8]。仅仅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鸿沟。贝尔纳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让科学回归社会与生活世界,从而解决科学以及人类自身的危机。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实践是被误用的一个词语。在传统哲学研究中,虽然有实践的概念,但实践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即通过实践获得认识,又回到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实践在这里被贬低为认识的手段。其实,实践是更为根本的,它既是认识论的概念,也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达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所以,科学哲学实践转向当然应该包括科学与其外部社会的相互作用,即应该包括科学的社会实践之维。

以此视角来审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皮克林为代表的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可以发现,他们从具体的实践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注的是作为实践建构的科学,即在科学实践活动中知识的产生、形成与传播。如此看来,目前的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侧重点还是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形成中实践的作用。客观地评价皮克林的实践转向,也可以发现,他的科学实践观对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回答虽然超出了反映论的框架,变成了知识与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是如何通过实践关联起来的,这种实践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他关注的依然不是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是知识与我们所建构的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皮克林又回归到了西方知识论传统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关注,也再次说明西方知识论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于光远先生也强调,科学技术哲学“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做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在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9]。然而这种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并没有关注到现实的实践生活。

可以说,皮克林虽然是动态地、实践地、语境化地看待科学,可他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在演化中发现和探讨科学的真正本质”[10],不涉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以及科学的终极关怀。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事实说明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相反,实验室科学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科学”[11]。贝尔纳所处的时代,面临科学的存废问题,他正是那些在实验室“外部”不停活动的人。他关注如何从社会中调动起各种辩护与建构的资源,为科学辩护。贝尔纳身体力行,防止科学的滥用,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成为科学家同行的表率。

四、回归生活世界:根本转换的哲学范式

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向——由最初的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的知识论哲学,再到当代的存在论哲学,即回归生活世界。“从马克思开始,西方哲学便开始了一个转折,且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是认识视野或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这一转折即是由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向现代的生活世界观回归。”[12]高清海教授指出:“不论现代哲学区分为多少不同的派别,在对待世界的态度、看待世界的方式中,都已不再把前定的本质、永恒的原则、外在的权威作为理论的前提,它们面向的是人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注重的是事物对人的价值关系”[13]。当代的转向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普遍呼唤与集体回归……哲学的‘人学’内蕴被进一步彰显出来。”[10]

西方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原因在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基础——主客二分模式,难以解决现实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问题,回归到人生活实践的基础——生活世界,就摆脱了这一难题;近代知识论哲学以科学为榜样,但科学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因而要求回到科学世界的基础——生活世界,超越科学主义;近代知识论哲学认为知识高于生活,为了求知而遗忘了人和人的生存,现代哲学认为生活高于知识,知识必须以生活作为根基。通过回归到生活世界,消解知识论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对立。只有转向科学的社会实践,回归生活世界,才能解决科学在战争中的非理性应用,使科学造福于人类。

贝尔纳科学学从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到关注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是科学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转向。人直接生活于生活世界,不存在回归的问题。需要回归的是对世界的态度和观念,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回归即是从一种抽象的哲学思维方式回归到保持生活朴素性的思维方式。“通过知识论走向存在论,回归到生活世界,哲学的功能不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确定的知识……它要引导人与周围世界和谐相处……”[11]如胡塞尔所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体估价出现了转变,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的科学对于人生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14]

胡塞尔虽然发现欧洲人面临的危机的实质是哲学危机,并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但他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前反思的、非主题化的、为科学和人的其他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奠基性的、人们日常可以经验到的世界。马克思的生活世界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有很大区别。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建立在实践或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以物质生活为基础或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对马克思而言,回归即是要回到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正是以实践连接主体与客体,回归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5]胡塞尔虽然认识到欧洲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危机,即“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16]。但是当他试图寻找问题的根源时,又将结果回归到西方传统的理性上来,而把恢复西方理性当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贝尔纳认为,马克思从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入手,认为主客二分、人与现实世界分离是问题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开创了全新的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从来不承认外在于人类历史的世界存在。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生活世界观,是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心。正是他开启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只有让科学回归生活世界,将科学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才有可能勾画出科学的整体图景。因为只有实践的科学才有可能包含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而宇宙本身是统一的,宇宙的统一性就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生命与非生命、人类本性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和必然联系。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或后现代的根本精神。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摈弃从抽象的、外在的东西出发去规定世界的思维习性,走向现实生活世界。

然而,长期以来,贝尔纳在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中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把贝尔纳的科学学放到科学哲学发展的纵向背景中,可以发现贝尔纳天才般的远见卓识不再只是孤零零地沉睡于历史的遐想。这正是研究贝尔纳科学学的当代意义。在贝尔纳身后,科学、技术与社会承接了贝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关注,展开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全方位研究。科学技术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政治语境和经济语境中进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学是如何影响社会的。”[17]

参考文献:

[1] 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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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文君.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J]. 社会科学辑刊,2005(4):15-20.

[12] 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J]. 教学与研究,2000(1):44-51.

[13] 高清海.高清海文选:第一卷[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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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国盛.反思科学[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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