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珍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林语堂是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最为成功的小说之一，林语堂写这本书本就不为讲述故事，更多的是要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书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变化。其中姚木兰这个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本文透过木兰形象来研究林语堂复杂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一、宗教信仰

1.道儒相融合

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态度是复杂的，“亦孔亦耶”，或者说是“一团矛盾”，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是东方的儒教的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慢慢的林语堂发现中国的道家可以给他一个平衡点，道家的博大、神秘、自由和逍遥，林语堂对道家不是信仰，更可以说是他的本性使然。木兰反映出当时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道儒的共存和冲突，体现了林语堂独特的宗教信仰。

林语堂从小受到基督教的熏陶，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已深入骨髓，以至于他在后来理解和接受道教也非传统意义的。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潜心黄老修养，他可不是道学家，而是思想开通的道家，不受传统约束的。这样的父亲教会了木兰唱京戏选段，这在那个时代却不是名门小姐该做的事。并且常带木兰去福隆寺庙搜寻古玩，木兰可能是唯一一个识得甲骨的女子。林语堂赋予木兰非一般传统女子的智慧，也给了她反抗传统的意识。林语堂从小接受西洋民主平等的教育，却屈服于封建等级制度，接受包办婚姻，但是他的婚姻是幸福的，他甚至提出，爱情是在结婚后才开始的。林语堂确实让自己最喜爱的木兰接受这种灵肉分离的命定婚姻，虽然木兰倾心于穷学生孔立夫，虽然立夫让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但是她觉得婚姻大事是命运决定的，最终嫁入门当户对的儒家曾家。我们看到木兰的“矛盾”：“阴雨天想念立夫，这是罪过的念头；大晴天则想孙亚，这是本分的”。［1］（P247）但是木兰并不是消极的对待自己的婚姻，作为“道”的女儿，她是坦然且悻然地接受自己的婚姻，并且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她和曾家三公子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甜蜜的。从道家的家庭嫁入儒家的家庭中，道家和儒家的融合在木兰身上体现出来。

林语堂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博爱、民主、平等，他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面。他并没有像鲁迅等人彻底批判儒家的消极性，他认为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处于核心位置，但是同时他也看到儒家的保守、落后。林语堂认为，儒家最精彩的是包含道家的精神，儒家和道家是可以相融合的，儒家是城市，道家是田野，儒家主外，道家主内。所以儒家曾家与道家姚家交好，两家可以结为亲家，“道”家的女儿木兰可以嫁入儒家，木兰从心底敬畏这个“儒”家的公公，而曾文伯仍然同意由木兰来管家，“曾太太看木兰虽然年轻，头脑却十分成熟，自己是喜欢，便给她越来越多的权力。归根结蒂，曾家的事务将来还不是要留给她来掌管。”［1］（P323）而木兰对这些在娘家的时候早已熟悉了，“治理一个有二三十个仆人的家同治理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国家一样，要紧的在于家常事务不可延误的，掌权的要主持公道，让人敬畏，使同自己打交道的下属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均势。”［1］（P323）林语堂认为，儒家最精彩的地方往往是饱含道家的精神，他说过“我于儒家之儒，认为小人之儒，于儒家之道，才认为君子儒。实际上讲礼的多，就是儒教中之一脉道思想。孔子之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7］（P180）林语堂甚至提出，“为什么我不可以透过道家的眼光看孔子的教训?”他认为“对宗教下的定义，是对于生命的崇敬心。凡是信仰总是随时变迁的。信仰便是宗教的内容，故宗教的内容必随时而异”。［6］（P40）

2.中庸之道

林语堂曾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他开始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道儒的吸收和理解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庸之道”。他把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个性精神融合入传统的中庸中。他以儒家中庸观为骨架，加入了道家的自由和任情以及西方个性自由的精神。而且道家的中道精神成为了填充中庸内涵的主要内容。

《京华烟云》中，道家女儿木兰自小受到父亲中道处世的影响。木兰小时侯随父母避难前，看到父亲姚思安把财宝埋在地下，问回来之后落入他人之手怎么办。父亲回答到，“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得到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1］（P35）从此木兰理解到人生祸福乃天意，强求不得。福气不是自外而来，而是由内而生。“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福气，必须先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人的面前，一缸水会变成白花花的银子。”［1］（P36）这种人生观对她以后婚姻生活的诸多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林语堂对木兰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他除了赋予她如木兰般坚韧的性格，木兰还把中庸之道运用到自己的婚姻中。木兰是一个上过新式学堂的新女性，虽然她了解自己真心喜欢的是孔立夫，但他顺应天意接受了和家世相当并曾有恩于自己的曾家的联姻，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道家女儿的中庸之道。当荪亚与曹丽华交心，背叛婚姻时，但她却顺应天意，豁达开朗的心接受，最后对方知难而退，木兰并未责怪自己的丈夫，而是更加打扮自己。木兰总是能在矛盾中找到平衡，她的“中庸之道”使她的“无为”更加“有为”。

木兰崇尚道家的返璞归真，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城市生活；她崇尚超脱，但是她并没有出家当隐士；她深爱立夫，但是嫁给荪亚。总好象有一个尺度在约束住她，这就是林语堂的“中庸之道”。林语堂的“中庸”完美地串在木兰身上，木兰不固执、不偏激，善变通，豁达宽容，成为曾家最贤惠的儿媳。

二、中国古典文学

不同于同时代的周作人，鲁迅等自小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反而是制约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林语堂是读着《圣经》长大的，从小接受西洋文化的教育，他是到成年才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林语堂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能够用更大的热情、全新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反思和取舍。

林语堂在1938年想要翻译《红楼梦》，但是他认为《红楼梦》离中国现代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林语堂自称《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上是仿效《红楼梦》，书中木兰姚家买了一王府，就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这里小说中人物可以亲近大自然，也有美丽的爱情故事。《京华烟云》中的木兰和莫愁相似《红楼梦》中的湘云和宝钗，红玉似黛玉，不仅人物性格形象相似，甚至连命运都那么相似。在叙述特色上也是仿效《红楼梦》。林语堂对木兰婚礼的陪嫁物品详细的描述，向外国人展示中国富有家庭嫁女的排场。饮食方面也是林语堂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在《京华烟云》中可以看到许多细节描写木兰姚家出游和宴会。例如中秋吃蟹到吃蟹吟诗，绕口令，这些场景似曾相识，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有时会有点恍惚，读者会怀疑自己是在读《京华烟云》还是《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充满着神秘感和悲剧性。“浮生若梦”是小说的主旨，人生如同浮萍般不可掌握。故事以木兰跟随父母全家南逃，而在途中，她被曾家所救，曾家后来成为她的夫家。故事的结局是木兰带领全家西逃，她在途中收留了三个孤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小说中头尾让人感觉到人生命运的不可抗拒，那种神秘感，似乎是冥冥中注定之说。木兰的婚姻是命运安排的，她并没有和自己真正爱的人共渡一生。这么一个集美丽和智慧一身的新女性，她的人生并不在自己的掌控。木兰的二嫂牛素云的牺牲，木兰女儿的牺牲，特别是曼妮终生守贞，却被日本侵略者奸污，最后自杀，小说的悲剧在表面上达到高潮。但是林语堂指出，无论这个现实世界之外的梦想如何浪漫美好，真正的天堂仍在人世，所以“尘世是唯一的天堂”。自私的素云在木兰父亲的感召下，勇敢反抗日本侵略者，最后宁可牺牲，也要做个中国人的升华；木兰在已经失去一个孩子，最后送儿上前线，但是最后在逃亡路上收留了孤儿。小说的结尾，作者是这么写道：“她在杭州城皇山上为自己营建的美轮美奂的隐居所如今在她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不能满足，也不切现实了。“［1］（P775）因为真正的中国人是植根在他们钟爱的这块土地上的，她进入了自己在这股人流的位置。”［1］（P775）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将悲剧进行到底，木兰并没有归隐深山，那个可以屈服命运安排，界于新女性和旧女性之间的木兰，意识到“自我”和“国家”，最后决定投身到伟大的运动中。林语堂想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全民抗日的热情和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是多么的积极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势必帮中国人民争取到更多外国舆论的帮助。

三、北京文化

北京文化与中国近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北京文化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之根。《京华烟云》中“北京”是主要场景，林语堂赞美北京“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对于儿女的一切请求无不予以满足，有求必应”。木兰是智慧和美丽的结合，如此完美，“她从这一类独白式朗诵里初次领略到北京话之美 ，又从日常谈话里不知不觉地学到北京人谈话里那种安详舒徐、不慌不忙的风度。她从一年的各种节庆里弄清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意义，使人的生活能同年度的韵律，同大自然密切交往”。北京让木兰的生活四季分明，和谐，幸福。“她随季节变化，真是个异想夫人。她看似有心要让人在她身上看出季节，严冬她安详，开春慵懒，炎夏悠闲，金秋起劲。连她的发式也时时不同，她就爱变换花样”。［1］（P344）从北京，木兰学到了容忍宽大，学到了亲切和蔼，学到了温文尔雅。北京作为四朝古都，它孕育了中国文化的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木兰受到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影响，她才能那么的从容不迫，温柔大度，逍遥自由。林语堂从小接受的是西洋文化的教育，一开始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隔膜。成年后的林语堂看到长城，才知道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化是多么的无知，特别是当他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他发现自己对祖国文化的严重缺失，并为此感到羞愧。因此他在情感上是拥抱中国文化，称老北京是“人间福地”，老北京人过着“神仙生活”。所以木兰身上体现出作者文化思想和心灵世界——对北京文化的崇尚。

综上所述，《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正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理解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西方宗教对林语堂的影响，使其个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由于他特殊的教育背景，使他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同于当时的学者，更象一个学习者；也由于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较为温和。因此，林语堂有着不同于当时其他学者复杂且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1］林语堂.瞬息京华［M］.郁飞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汤奇云.《瞬息京华》的文化意蕴探寻［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72～78.

［3］刘勇.论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文化底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96～103.

［4］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Lin Yutang.Momeng In Pek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

［6］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

［7］林语堂.信仰之旅［M］.成都：四川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