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翠翠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一、引 言

在国际贸易交流日渐频繁，科技与信息交流都需要语言支撑下，如何通过制定有效的语言政策，使得一方面保证传统语言的特性而避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趋同的现象，同时又能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作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制度必定有语言的维度。那么，制度“必须经由某人的言说宣布或书写话语界定下来”（韦森，2005），如若制度能够对经济施加影响，那么语言作为文化最直接的符号也必定能够施加在经济主体，从而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什么的样的语言又在阻碍着国家之间的交流，则成为我们进一步要关心的话题。

关于语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三类：第一，语言作为一种“竞争能力”成为人力资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语言多样性较多的地区，语言学习能够带来个人更高的收入（Gould 和 Welch，1983；Grenier，1984；Tainer，1988，Chiswick et al.，1991；Lazear，1995；张卫国，2011；刘泉，2014）。第二，由于语言与个人收入确定性的正向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语言作为一种产业形成了增长的一部分动力（Grin，2003；苏剑，2014）。第三，由于语言具有作为制度的某些特征，它与信任、文化和家庭偏好有着较强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Tabellini，2008；Guiso et al.，2009；Kua和Zussmanb，2010；Chen，2013）。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但并未有学者考虑语言内含的特质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更没有经验证据加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