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批判的三个维度解析

2015-03-17宋德孝

创新 2015年1期

宋德孝

宋德孝

［摘要］对于消费异化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理论关切之一。马尔库塞、弗洛姆、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莱易斯、阿格尔对此均有所涉及，他们结合消费社会批判，分别借由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生态主义等学说入手，从力比多的压抑、社会符号化、生态危机的理论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各具风格的理论批判。他们将消费异化批判与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结合起来，颇具参考价值和时代性，但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等问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生态主义

异化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说进入马尔库塞与鲍德里亚所定义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权利操控方式也随之改变。左翼理论家如马尔库塞、弗罗姆、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莱易斯、阿格尔等人，敏锐地把握到这些转变，以消费异化为批判视角，开启各自一套独特的资本主义异化批判话语。具体来讲，他们分别从精神分析学、符号学与存在主义、生态主义的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异化问题。

一、力比多的压抑：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批判维度

在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那里，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即性欲本能的冲动，即力比多冲动。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本能被压抑在潜意识中，以现实社会所允许的途径或方式发泄出来，如文化与艺术体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马尔库塞、弗罗姆、赖希等人，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微观心理关切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批判叙事相结合，将精神分析学扩充和延伸到社会批判领域。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学关于力比多压抑的微观个体体验可以拓展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语境之中。例如人的解放问题，它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体验问题，更是社会压抑问题。马尔库塞与弗罗姆更是从消费异化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马尔库塞是最早进行消费社会分析的批判理论家之一。他明确地将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称之为“消费社会”。他认为，韦伯关于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观点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忽略了对它的价值判断。“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1]导言7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引发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向度：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整个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具有统治性的异化力量，导致了技术理性与消费异化的产生。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2]

为了深入地批判消费异化，马尔库塞对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作了区分。所谓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种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1]6虚假需求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是个人所无法操控的，它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统治力量。这即是说，虚假需求超出了人的生理层面的本真需求，并被外部社会所预先决定，它的存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统治阶级以及利益集团的操控地位与利益需求。所谓真实需求，是指能够真正反映人们的生理与发展需要，同时可以由自己所掌控的需求，例如人们对于自由、爱欲、审美的需求等。

马尔库塞认为，在精神分析学视域中，人的本质首先表现为一种生命本能，即爱欲。爱欲不等于性欲，它不仅包含性欲等生理性欲望，同时包含各种人类感性的主观体验。消费社会通过制造各种虚假需求，将性欲引入商品领域与政治领域，却压制了人们的爱欲。“技术现实减弱了爱欲的能量并增强了性欲的能量，它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它还减弱了对升华的需要。”[1]63由此看来，消费社会通过工具理性统治，将异化强加到了本能领域。消费社会通过创造数不胜数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虚假需求，将爱欲体验还原为性体验与性满足，削弱了快乐原则，导致异化变得更为严重了。

弗罗姆被誉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之一。他吸收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在其《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爱的艺术》《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占有还是生存》等著作中对消费异化的成因、危害及消除途径进行了系统地剖析。弗罗姆认为，真正的消费：“应该是一种具体的人类行为，其中应该含有我们的感觉，身体的需求，我们对美的感受力——也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有判断能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的、人本的、创造性的体验”。[3]然而，消费过程却被异化了。以买东西为例，金钱原本代表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即使他不喜欢音乐，也可以通过花钱买到最好的留声机，并随意处置这部留声机。然而这样一来，人们购买物品的方式与使用物品的方式就脱节了，这就是钱的异化功能。花钱过程的异化暗示了购买物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异化。例如，有些东西对于购买者而言可能毫无用处，但通过购买该物品，他占有了它并因而得到了满足。这样一来，其占有行为被排除在真正的消费行为之外，真实需求即与消费过程失去了联系。人只能走上通过占有更多的物而与他人和自然“建立”关联的道路，选择了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从而“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4]

具体来讲，之所以形成消费异化原因在于：一方面，重占有与重生存是人的两种生存方式，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占有的社会，希望通过不断地占有越来越多的物品而获得安全感和确认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物。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吃喝等生理性需求，“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避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5]人们想要逃避孤独，或者通过与他人世界建立真正的“人的联系”，或者放弃当下世界中的“自由”，选择逃避。显然，消费就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人们希望通过消费与外界建立联系，摆脱孤独，但事实上，越是消费就越是感到不安，越被异化。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消费异化最严重的后果在于它加剧了人们消极的内心体验。

如何消除消费异化？弗罗姆提出，要改变消费方式，须通过人道的消费来消除异化。何为人道的消费？一方面，消费要真正服从于人的需求，其目的是为了人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要有健康的经济，这种经济不是通过病态的消费系统来维持的。弗罗姆提出，消除异化消费之后还要着手救治整个社会的异化。一方面，要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要用“爱”和“集体艺术”对异化的人进行精神的救治。这样才可以消除整个社会的异化，走向“健全的社会”。

无论马尔库塞还是弗罗姆，都强调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剖析异化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消费异化显然产生于消费社会对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压抑。这种试图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的框架中，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角剖析异化的根源的做法，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宏大的社会批判精神，同时又从微观心理机制的视角讨论社会异化问题，具有其理论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发展，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新时期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明显增加，消费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中的重要性增加，相应地消费异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异化形式，理应被学界关注。借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来剖析消费异化问题，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然而，弗洛伊德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对于消费异化的批判，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听起来很美却有其明显的逻辑难题。例如，正如詹姆逊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历史理论时，指出后者其实根本无法在宏大叙事与微观世界之间建立“精密贴切的联系”那样，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类似的逻辑缺陷。在批判消费异化时，如何真正将心理分析学的微观叙事与所谓的生产方式的宏观叙事有机结合，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也很难说清楚。这样一来，最终他们还是离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立场越来越远，走向了抽象人道主义之路。

二、符号的统治：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批判维度

一般而言，人们公认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现代符号学的思想源头。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语言符号，把语言理解为符号系统，并将符号系统分解为所指与能指两个彼此对立的部分。他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6]101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索绪尔提出用一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对立的名称来替换这三个概念。“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6]101

罗兰·巴特继承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的观点，并在索绪尔一级符号学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二级符号系统的建构。巴特将所指与能指的结合过程与方式称为“意指”，并在所指、能指、符号三个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个新图式，而符号学就是一种关于意指图式的科学。巴特提出：“尽管人们只是说能指表达所指，但我们在任何符号学系统中面对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把握并不是一个方面接着另一个方面，而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关系，即能指、所指和作为前两个方面的结合整体的符号。”[7]5

巴特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发展，使得符号学不再只是一门理论学科，更成为一种研究问题的理论工具。尤其他关于符号的三个范畴及其之间的二级意指图式的解读，为后来者借用符号学原理批判社会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南。事实上，巴特本人也是首先借用符号学意指关系理论进行社会批判的理论家。例如，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基本因子看作商品那样，巴特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看作是神话（例如书籍、电影、报告、广告等均是神话），并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系统进行了独到的批判。所谓神话，就是指一种符号系统或符号意指形式。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各种现实中的符号系统即神话来进行社会操控和意识形态欺诈。神话的操控逻辑实际上与商品是相似的，因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是一种价值系统；不过，神话的消费者把意指当做一种事实系统，神话被当做一种事实系统来阅读，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符号学系统”。[7]23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巴特以时装为例，进一步阐释了其符号神话的思想。他将服装分为真实服装、意象服装和书写服装三种，真实服装指服装的现实有用性，意象服装指摄影与绘图等服装意思表达，书写服装则仅仅指称流行，它以符号的形式来表示一种符号意指关系。时装杂志就是典型的书写服装。时装杂志显然不是真正的服装本身，但作为一种关于流行意象的载体，它象征着一个符号系统。正如他所说：“意义否认实体抽象的内部价值，这种否认或许就是流行体系最为深层的功能。”[8]

列斐伏尔深受巴特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他从存在主义和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提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已无所不在，并从劳动和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借用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层制”的思想和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思想，他将当下的社会称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

列斐伏尔认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不再借用宏大的国家机器与体制制度等工具来实现操控，而是通过大量隐形的、微观的“次体系”来进行的。所谓次体系，实际上与巴特的“神话”很相似，日常生活中的时装、汽车、广告、电视等都是次体系。每一个次体系在表面上都是无辜的，但实际上它们是整个社会陷入消费异化状态的真实“凶手”。广告是典型的次体系。借用巴特的二级符号系统思想，列斐伏尔指出，广告的本质在于通过夸张和欺骗性的话语符号来鼓吹商品的吸引力，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看到听到的仅仅是广告所鼓吹的意义关系。广告已经脱离现实物品本身，仅仅从抽象的“符号—物”的意指关系来指认消费。这就意味着，消费不再同物品本身有关，而只是与“符号—物”的所指有关，即与巴特二级符号系统中的一级符号有关。列斐伏尔将其称之为“符号消费”。由此一来，在“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中，“每个物品和产品都是双重性的存在，即可见的存在和假装的存在；所有可以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以符号，以灵巧与财富的符号、幸福与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指取代了现实，因而诞生了大量的替代物，大量的变形物，除了令人发晕的旋转的漩涡所创造的幻觉外，什么没有了”。[9]

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鲍德里亚无疑将消费异化批判引向了更深的程度。鲍德里亚甚至将其第二本著作即其成名作直接命名为《消费社会》，在书中，他将当下社会明确地称之为“消费社会”，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就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0]他认为，消费社会与以往物品世界的不同在于，它日益系统化，成为了物体系。在物体系中，单个物品丧失了其特殊价值，成为物品系统排列组合中的一个元素，作为符号性功能而存在。由此一来，整个物品系统也演变为符号系统。消费社会即是符号统治的社会。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物品的占有，而是成为一种关系方式，它不仅是一种操控符号系统的活动，也是主体进入符号系统的途径。

鲍德里亚进而提出了“符号价值”的概念。符号价值区别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它表示物品不再作为实用价值而存在，而成为一种“符号—物”。符号价值的提出，使得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了新的范式，即“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提出，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重点批判的是商品拜物教，那么符号政治经济学重点要批判的是“符号拜物教”。借助巴特的符号学意指关系原理，他说到，“如果存在拜物教，也不是所指的拜物教，或者说实体的与价值（即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真正作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是能指的拜物教”，[11]92“拜物教所揭示的并非对实体（物或主体）的倾注，而是对符码的倾注，符码控制物和主体，让它们顺从于它，并将它们的抽象化处理了”。[11]92

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借用符号学意指关系理论批判消费异化现象，视角新颖独特，颇具时代价值。尤其列斐伏尔将当下社会称之为“语言技术的恐怖主义统治”，并提出富有诗性的语言革命；鲍德里亚提出符号价值，同时试图用符号拜物教批判代替商品拜物教批判，都紧密地结合了消费社会的社会特点，从符号学革命的视角寻找消除异化的途径，明显具有强烈的后现代风格，这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微观视域批判的一种时代呼应。事实上，符号价值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构建和谐消费理念，具有很好的理论借鉴意义。在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中，爱名牌、炫耀性消费等不良的消费形式大量存在。学者们对于符号价值的批判，无疑非常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消费现状。问题在于，学者们对于符号价值的批判越发走向了极端，这削弱了其理论的批判意义。例如鲍德里亚，晚期的他试图用符号取代一切现实存在，并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的批判有效性，这明显走向了符号本体主义，走向了一种“诗性的乌托邦”。

三、生态的危机：资本帝国主义的生态主义批判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暂恢复之后获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顶峰。然而，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就是随之产生的一项世界性难题。很多西方思想家介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批判。尤其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一大批生态主义思想家结合生态环境与消费异化、资本扩张、帝国主义等问题，掀起一场从资本帝国主义的视角对消费社会的生态主义批判。莱易斯、阿格尔等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自然的控制》中，莱易斯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从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视角分析了异化产生的根源。如前所诉，在马尔库塞那里，所谓虚假需求，是指超出了人的生理层面的本真需求，并被外部社会所预先决定的为满足统治阶级利益和操控需要的那些额外的、多余的需求。在莱易斯认为，所谓过度消费，是指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制造各种虚假需求，诱使人们将追求消费的过程当作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进而想尽办法诱使人们追求更多的无谓消费。过度生产是过度消费的物质基础。所谓过度生产，是指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断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不断制造各种虚假需求，来扩大生产规模。可以看出，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相辅相成”，不断地创造无谓的商品和消费欲望，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资本权利布控。资本帝国主义向世界各地的不断入侵，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向全世界的无限扩张是资本的本性那样，莱易斯认为，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向全世界的无限扩张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当代表现。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的无序性，导致越来越多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进而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人的异化。

阿格尔是莱易斯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专辟一章来探讨莱易斯的生态学思想，并将莱易斯等人的思想称之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尽管阿格尔高度肯定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已略显过时。他提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2]486在阿格尔看来，异化消费已经取代异化劳动成为当下资本主义最值得批判的问题。因为资本帝国主义开始通过对消费领域的操控来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并通过它来抑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消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运行系统中最重要的操控环节。他甚至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尽管人们的需求与消费是推动经济运行的发动机，但异化消费无疑加重了自然的负担（例如豪华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等）。而且异化消费通过刺激生产引发资源的过度消费，加剧了环境污染与导致生态危机的到来。阿格尔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是包含消费异化批判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12]420

何为异化消费？阿格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2]494可见，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概念界定吸取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的相关观点，从人之与物品、与劳动、与自身、与整个社会相分离和对立的角度，探讨异化消费的内涵。同样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因为“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因此，要消除异化，首先要消除生产的异化。同弗罗姆一样，阿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要呼唤一种非异化的生产状态，将人之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因此，消除异化消费并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即通过小规模技术与工人自治，建立“一种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化的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12]422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消费异化。正如阿格尔所说：“特定形式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将是培育新的生态意识的理想温床，这种生态意识的形成既可以解决生态需要又可以反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

莱易斯与阿格尔等人，从生态主义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和异化问题，这一学术视角非常新颖、独特，迎合了时下流行的生态主义，颇具时代性。而试图建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使得他们独树一帜，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中颇具影响力的一派。这一尝试，不仅为生态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更有力地推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生态环境，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当下中国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环境污染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的社会问题。阿格尔对“过度消费”的批判对于我们批判当前社会发展中的“GDP至上主义”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理应克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遭遇过的生态危机问题。然而，生态主义者的批判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片面地强调消费环节及其在异化问题批判中的重要性，使得其忽略了生产环节的决定性作用，混淆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尽管阿格尔也提出通过消除异化劳动与异化生产才能建立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但其理论的着重点仅停留于重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而忽略其基本经济制度，使得他们的理论显得舍本逐末、建设性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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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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