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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展探析

2015-03-17王旭燕

关键词:约翰学术大学

王旭燕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 310058)

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展历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所私立大学,迄今为止有十五位校长。1867年,美国著名的金融家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1795-1873)决定将其在巴尔的摩的财产和拥有的俄亥俄铁路股票总计350万美元资金捐献出来创办一所学术性大学。1876年,在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的领导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遗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式开办[1]70。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吉尔曼按照他的教育理念进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设。建校之初,吉尔曼校长和许多董事会成员原本想办一所只招收研究生的大学,把重心放在研究上,但在社会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招收本科生,因此学校于1878年和1879年分别授予了第一批博士学位和学士学位[2]。在吉尔曼校长的领导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揭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序幕,并迅速获得成功。

1883年,威廉·奥斯勒和威廉·H·韦尔奇等人组织创建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奠定了美国现代临床医学教学研究的基础。1901年,在吉尔曼辞去大学校长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拥有由十三个系组成的从事高深知识研究并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哲学院和一所美国一流的医学院,开始享有世界性的声誉与影响[3]243。1914-192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处于快速的扩张期,学校收入从50万美元增长到250万美元。其中,1916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建了公共健康与卫生学院,这个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早的此类型的研究机构[4]。

然而由于受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学校连年出现财政赤字,1929-1935年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赤字增长了5 倍,学校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艰难地运行着。1935-1948年,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担任校长,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筹集100万美元的捐款帮助平衡学校的收支,并主持了学校的二战后重建。1956-1967年,米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S.Eisenhower)担任学校的校长,他是唯一连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学校的收入增长了3倍,社会捐赠增长了2倍,并新建了运动中心和霍姆伍德图书馆,学校开始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

1972-1990年,在斯蒂芬·米勒(Steven Muller)担任校长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斯蒂芬·米勒在任职期间创造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筹款4.5亿美元的记录,他还负责主持创建了皮博特音乐学院(Peabody Conservatory)、彭博社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心(Bloomberg Center for Physics and Astronomy)、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建立并扩大了巴尔的摩的学术中心,并在中国南京设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6-2009年,在威廉·布鲁迪(William R.Brody)担任校长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他任职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增加了92个教授职位,550个新的本科生奖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建立了凯里商学院、教育学院和众多跨学科研究中心;他还领导了37.41亿美元的“知识世界”的筹款活动,这个活动获得巨大成功,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展注入了活力[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力逐渐上升。

二战后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获得了成功,在2014-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处于第15位[6]。毋庸置疑,今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依然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最初办学的成功、中期的迟滞以及后期的崛起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初期成功的原因

1.重视学术自由

美国早期的殖民地学院,如哈佛、耶鲁,基本上是按照英国大学的学院模式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古典色彩。受教会势力的影响,学术自由受到限制[7]30。然而,吉尔曼在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希望抛弃英式学院的陈规旧制,打造一所专注于扩展知识、研究生教育和鼓励研究风气的新式研究型大学。其目标为:“鼓励研究以及独立学者的进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精湛的学识推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以及所生活的社会前进。”[8]吉尔曼按照柏林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建立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沿袭了威廉·洪堡等人所倡导的以洪堡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

吉尔曼认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开展必须真正贯彻“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理念。一方面,教授可以自由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从事研究工作时,享有免受教会、政府、党派以及陈旧传统干预的自由;另一方面,这种学术自由的原则也同样应该在研究生的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吉尔曼主张,研究生学习必须有高度的自主性,着重其独立发现问题的能力及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应该拥有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课程的自由[3]241。在学术自由理念的指导下,每个研究部门的教授都可以拥有最大化的自由,包括自由选择助手、教材、教育设备和仪器,自行设计研究计划和研究内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成功地贯彻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其办学理念和模式都对后来的美国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重视办学质量

吉尔曼把优秀教师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作为创办优质大学的先决条件,着力提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质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创办初期致力于选拔各个研究领域最优秀的人才。为此,在选聘教师时坚持这样的标准: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事业,并在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具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与实际观察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与研究的热情;能够不受宗教势力及地方利益的影响;能够为新的大学建设献策献力。依此标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影响的知名学者任教[3]241。例如,在该校1884年名册上的53名教授和讲师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并且其中13位还获得了博士学位[9]。在吉尔曼的努力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特纳、约翰·杜威、詹姆斯·卡特尔和伍德罗·威尔逊等[1]70。这些学者在全美国各个大学担任教授,传播现代大学思想,提高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力。

在教学方法上,美国的旧式学院多采取教师照本宣读、学生静听记诵的形式,教学课堂死气沉沉,没有学术研究的活力。吉尔曼一改旧式学院的教学方法,引入了德国研究生研讨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采用讲座制、研讨会和实验教学法,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相当于德国大学的哲学院,拥有广泛的学科专业,不强调实用性目标,致力于研究任务[7]118。新型研究方法的应用弥补了旧式教学的缺陷,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对某个学术问题展开谈论,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启发,有效地促进了学术创新。

3.重视学术研究

吉尔曼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时指出,大学的目的是“鼓励研究,促进年轻人的发展,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学者的才智促进科学和社会的发展”[9]。

吉尔曼致力于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设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研究机构,把创造知识看得比教学更加重要。按照其办学理念,吉尔曼校长招募了一支学识卓著的教师队伍,并给这些教师充足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吉尔曼还注重选拔具有杰出才能的研究生,鼓励他们投身学术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学术发现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的发展目标,把学术研究作为大学存在的灵魂,这与当时美国的本科生教育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使之在美国的众多高校中迅速脱颖而出。

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重视学术研究还表现在研究生教育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次把培养研究生放在第一位,揭开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序幕,其办学模式允许学者们把自己专门领域的教学和创造性研究结合起来,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根据詹姆斯·卡特尔1926年的调查发现,每1 000位著名美国科学家中就有243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1896年,教授队伍中有3 名或3 名以上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的美国大学超过了60所[1]7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培养的高质量人才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其迅速成为美国其他大学效仿的榜样,成为当时美国大学的领导者。

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期迟滞的原因

1.严重的财政危机

财富是学术变革的重要前提,捐款是美国大学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创立初期获得了美国著名金融家约翰·霍普金斯在巴尔的摩的财产以及俄亥俄铁路股票的资产。这为其前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铁路行业急转直下,铁路公司经营不善使得其股价大幅下跌,最终导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留本捐赠基金大为减少,这加速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各个机构第一次财政危机的到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大萧条更加剧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危机。然而,此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董事们对筹款态度仍不积极,公众则普遍认为霍普金斯先生留下了一大笔财富,足以应付大学的开销。公众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各机构财政状况的不了解,致使危机雪上加霜[11]。与此相比,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则拥有较强的筹集企业和慈善机构资金的能力,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与联邦政府的合作使这些大学获得大量发展经费,如仅哈佛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就获得了3 100多万美元的办学经费[12]。

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注重挖掘本科生校友资源也是造成其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吉尔曼在办校时并不重视本科生教育,也没有认识到本科生校友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本科生校友的捐赠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而研究生校友受招生人数的限制,其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金捐赠的贡献力度非常有限。经济不景气带来的留本捐赠基金的减少,校董事会消极筹款态度以及校友资金捐献的有限性等多种因素使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财政困境。在1914-1956年的42年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32年出现财政赤字。在1929-1946年间,仅建了一栋新楼[13]111。

2.竞争力的丧失

美国大学是在高度竞争的学术市场上不断成长起来的。大学之间在教师、生源、资金等方面不断展开激烈的竞争,是美国学术市场上的一个鲜明的特征。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之后,美国迅速成长起一批实力强劲的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之间开展激烈的竞争,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却在这一竞争大潮中显得力不从心,逐渐被其他大学所赶超。到1890年,人们公认哈佛在高等教育方面最终“赶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4]172。

19世纪80年代的财政危机开始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优秀教师的招募、优质生源的选拔以及公共资金等方面的竞争活力不断丧失。财政困难使其能够支付的教师薪酬不断减少,不能够吸引优秀的教师前来任教,甚至开始雇佣研究生为廉价的教师。同时学校的奖学金制度在1888年开始调整,奖学金开始下调,一些优秀的学生不能够负担起昂贵的学费,这使其丧失了大批的优秀生源。而从1895到1905年,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学生人数大约从25 000增加到41 000人,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几乎扩大了2倍。各高校之间竞相采用各种方式吸引学生,如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采用夏季学期吸引学生,1909年哥伦比亚大学夏季学期的参加人数已超过1 900人,他们的勤奋为研究型大学赢得了声誉,他们的学费支撑了大学的发展[13]112。但在这一阶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人数却日益减少。此外,在社会捐赠资金等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显得心余力绌。例如,在1963年美国顶级的20所受助大学的统计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获科研经费的总数只排到第14位[15]。

3.社会适应性差

19世纪80年代末,实用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美国社会对学术公共服务的兴趣明显变得浓烈了。人们要求高等教育解决当时存在的商业和劳动等问题[14]75。特别是在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社会服务型大学兴起之后,大学开始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大学忠实地为社会服务开始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另一个鲜明特征。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却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它的发展更加倾向于其最初的办学理念,专注地进行科学研究,忽视了学术研究对社会的贡献作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了使科学研究规范制度化,不允许商业活动过多影响教师的科学研究,不积极参与专利申请和专利保护活动,限制了学术成果的传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更喜欢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工作,而不喜欢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当中。如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批被任用的教师中,古希腊研究专家罗勒·吉尔德斯里夫(Basil L.Gildersleeve)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十周年纪念日时公开发表言论称“‘实用’这个词应该从大学的词汇中驱逐出去”[16]。当时该校很多教师都持相似的态度。因此,很多人批评其所提供的专业训练太不切实际,不能满足工业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不能很好的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注定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

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再次崛起的原因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因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一直没落下去。二战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抓住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斯蒂芬·米勒等杰出校长的带领下重新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坚持研究创新的办学理念、高度分权的组织管理结构以及坚持走全球化和国际化路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再度崛起的原因。

1.坚持研究创新的办学理念

二战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多位校长的领导下逐渐走向正轨,坚持研究创新的办学理念,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发展,使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重新获得大发展。毋庸置疑,创新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13任校长威廉·布罗迪曾说的:“我们培养人才,无论他成为学校教师、公司总裁、科学家,他们应当富有创造精神与首创精神。这是高等教育应当承担的主要职责。”

相比知识的传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加注重知识的创造,该校约有70%的本科生都在从事科学研究,他们把从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解决真正的问题。除了在教学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调动一切资源,从制度、财政、技术、政策等层面为大学的学术大发展铺就道路,为学术创新营造一个包容性的环境。长久以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一直在永无止境的研究中不断发现,不断创新。例如,从2003年到2010年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57%;201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行了157个技术商业化许可协议,公布了427个发明,提交了757个专利申请,通过了68个专利申请[17]18。

2.高效的组织管理结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组织管理结构不同于哈佛、斯坦福等著名大学的中心控制模式,它是把权力下放到各个院系,是一个独特的高度分权的组织管理结构。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同院系的领导者也具有卓越领导力,很多问题在学院层面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办事效率。通常,中心控制的组织结构需要建立一个大的科层体制,也就需要雇佣很多行政人员,学校的开支就随之攀升,但是这批行政人员在消耗开支的同时却不创造价值,学校的资金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而非中心控制则不同,非中心控制的大学院系在教师选聘、招生政策制定、课程设置等方面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不同的院系有不同的晋升标准,大学的运作富有灵活性,大量学校事务在基层就能得到解决,不需要像中心控制模式那样建立起一个科层体制,管理人员数量的降低使得资金的利用率大大提升,管理效率也非常高。

权力下放、分散管理的组织管理模式本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历史遗产,大学在建立之初,教授和院系负责人就有很大的权力。20世纪之初,在巨型大学产生之前,大学规模普遍较小,中心控制模式和分权管理模式的区别并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出来,而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大学网络之后,分权的组织管理结构就体现出高效率,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节省了一大笔经费。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98%的捐赠都能够直接捐给特定学院,用于特定的研究,这就在制度层面上保证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创新的经费充足[18]。

3.坚持走全球化、国际化路线

国际化是衡量一个大学是否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紧紧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坚持走全球化和国际化路线,这是其在新世纪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首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合作交流,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中国南京、新加坡等地设有分校或研究中心。世界很多地区都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和培训项目;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健康医疗系统在全球都设有医学研究中心,世界上120多外国家都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健康学院。

其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生源和教师也都来自世界各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注重从全球选聘科研领域的高尖人才来充实教师队伍,并且其学生的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有超过20%的学生来自世界121个国家。该校学生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在校生的身上,毕业生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性地位提升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为例,目前该学院的130多名毕业生在世界各国担任大使,有16 000个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校友在将近140个国家工作[17]1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在世界各地传播能量的同时,也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声誉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纵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历史,重视科学研究,坚持进行科学创新一直是其不变的办学宗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发展迟滞阶段后,迅速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坚定不移的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为其再次成功崛起注入了强劲动力,当今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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