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程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 人文新论

古代诗歌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视角

邓 程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近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主义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来使用。但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中有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而从一开始即对理性保持距离。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理性；简化；现实主义；古诗

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问题。这里有很多矛盾与陷阱。诗歌理论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的要面临这一切。

胡适认为，诗应务去烂调套语，即“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 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1]“实际主义者以事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2]“实际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胡适又承认自己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3]他反复抨击诗的套语，“所谓套语，本来不过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影像的目的。须要使学者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字的手段。”[3]这就是胡适的写实主义诗论。

胡适还说，中国文学“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之悲剧惨剧，不肯做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4]

陈独秀对古典文学有一种评论：“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呻吟’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5]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肯定了西洋小说和《红楼梦》。 “西洋近世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而《石头记》作者“善述故事与善写人情两种本事都有”。[6]

陈独秀反对“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的古典主义，也排斥“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的理想主义，提倡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认为这两种创作方法“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体现了“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7]

早在文学革命发动之前，即1915年10月，陈独秀就说：“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在之上。”这一要求“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8]“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举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9]

陈独秀云：“十九世纪之末，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uturalism)。”[10]而中国呢？“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7]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为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学革命论》中，他有分析地肯定了诗经、楚辞、魏晋以下的五言诗、唐代传奇、韩柳古文在文学发展中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对于元明以来的现实主义戏曲和小说，他更为推崇，认为“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9]

陈独秀指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10]

对理性的直接干预与否这一现实主义的经典难题，陈独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11]一方面又说：“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2]

茅盾在1958年出版的《夜读偶记》中批评《诗经》的颂诗，批评汉赋、六朝的文学、明代的台阁体文学，认为它们都是“反现实主义的”。与此相反，则是“包括十五‘国风’汉魏乐府，宋人‘平话’等属于人民创造的无名氏作品，以及受了这些作品的影响而写作的文人学士们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国文学史上，进行过长期而反复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13]他批评“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时代曾明确认识文学须表现人生，须有作者的个性。”[14]

以上表达了茅盾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解，在现实主义的视线下的理解。

根据茅盾的理解，中国文学当时“还是停留在写实之前”[15]“我们可以下一句断语：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由于一向只把表现的文学看作消遣品，而所以会把表现的文学看作消遣品的原因，由于一向只把各种论文诗赋看作文学，而把小说等都视为裨官野乘街谈巷议之品；现在欲使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出现，惟有积极的提倡为人生的文学，痛斥把文学当做消遣品的观念，方才能有点影响。”[16]这里一开始就断言中国文学并不发达，劣于西方文学，这其实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在近代以前，屈原、陶渊明、李白是中国诗歌的代表，人们可以指谪他们的具体的失误，但从来没有从整体上加以否定的。近代以后，这种现象变成主流，即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以批判为主。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及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把中国文学当成西方文学的原始状态或干脆把它当成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异口同声地讨论《国风》的民间性，汉乐府的反抗性，杜甫、白居易的人民性……以至于古代文学被分为两派：一派为现实主义，一派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各种名目：有消极的，有积极的；有自然主义倾向，有社会主义的综合……这些描写长期统治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科书的撰写，最近虽然学界对此有所反思，但并没有彻底从理论上加以清理。下面我们就来做这个工作。

二

西方的抽象思维决定了西方文学的发展道路。从古希腊开始，摹仿就是西方艺术的中心概念。“他(亚里斯多德)从四因说解释文学艺术，作出如下论断：作为创造因的艺术家，乃是摹仿自然或神那样的创造来创造艺术作品，摹仿自然或神那样的赋予物质、材料以形式，以完成艺术作品的形式。”[17]“科学精神还促进了西方艺术和美学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观念——‘摹仿’说——的产生。正是强调对外在世界冷静观察、精密研究的科学精神，使古希腊人形成了把‘摹仿自然’看成艺术的本质的观念，把摹仿的逼真性(形似)与揭示对象之‘真’(真实性、真理性)的程度，作为衡量艺术成败得失的主要尺度。这样一种渗透科学精神的审美观念，在西方称霸了两千年之久。”[18]

这些话可视为理性对西方文学影响的总结。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不用说，即使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可看作对世界某种方式的摹仿。

理性主义在西方文论中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在柏拉图之前，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都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柏拉图继承了艺术是摹仿的说法，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念，而变动不居的物质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阴影。而艺术则摹仿物质世界，因此，艺术作品与真理隔着三层。也就是说，柏拉图尽管否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但仍认为艺术是对具体事物的摹仿，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反映论。

亚里斯多德一直被称为现实主义文论的开山祖师。亚里斯多德也继承了摹仿说。亚里斯多德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具体存在事物才是“第一实体”。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对艺术加以肯定，认为艺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因而比具体事物更具普遍性。亚里斯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它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9]那么可以这样理解，这实际指三种不同的创作倾向。“第一种，摹仿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使创作局限在再现真人真事的范围内，这是自然主义的。第二种，摹仿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描写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并未发生过的，但反映了人们的理想愿望的传说中的事，这是浪漫主义的。第三种，摹仿应当有的事。所谓‘应当有的事’，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符合因果规律，因而具有普遍性的事。要描写这样的事，是现实主义的要求。”[20]38-39

亚里斯多德以后，摹仿说一直是西方文论的主线。古罗马的贺拉斯便是亚氏诗学的继承者，是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中世纪以后，法国的布瓦洛又提倡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性原则。至于其它自然的原则，道德的原则等都从属于理性原则。布瓦洛可谓抓住了摹仿的实质。18世纪启蒙主义者狄德罗提出了“逼真”说。席勒在《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中，系统总结了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朴素的诗偏重于直接反映现实；感伤的诗偏重于表现理想。后来席勒又用“现实主义”称呼他所说的“朴素的诗”。黑格尔谈到典型人物的塑造时，特别强调了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兴起，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总的说来，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巴尔扎克指出了这一点：“‘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他相似的人们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但是，如果把他们弄得一模一样，则又会成为作家的毁灭性的判决，因为他作品中中的人物不会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了。” “不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21]这就是所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现实主义要求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塑造出典型形象，同时又要这个典型形象具有某种普遍特征，揭示某种共同的规律，以达到揭示事物发展必然性的目的。现实主义最忌讳就事论事。因此，现实主义写到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必然归结到阶级的对立或人道主义的理论。而现实主义写一个人与大自然搏斗时，必然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崇高或荒诞。现实主义从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理论代表自然是左拉。自然主义一般被认为只反映事实，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自然主义仍坚持广义的理性原则，只不过否认理性的直接干预罢了。左拉理论可概括为以科学控制文学，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事实，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写作。[20]342-353“现实主义一方面应当依循唯物主义的思维路线，具有关注现实事物，通过事物特殊性揭示其普遍性的思想特征；一方面又应当同时依循唯心主义的思维路线路，具有重视观念，理性和抽象，运用直觉、象征和隐喻，把思维和存在整合为同一体的思想特征。” “用唯物还是唯心的尺度，分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性质，特征的相左或对立，完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构命题。”[22]说得对。现实主义最核心的标志，就是理性原则，它具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双重性，是理性与宗教的融合。而理性的存在根基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先验原则。

总之，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影响下的文学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流。在二十世纪，即使是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派文学也不能摆脱理性的原则。理性是西方文学的灵魂，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贯穿始终。

三

而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哲人们则清楚的意识到抽象只是真实的近似，从而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迥异的思维之道，我们称之为具象思维。

与真实生活的模糊性相对应，中国科学与哲学从来没有过严格的定义。“《墨经》在希腊人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发现杠杆定律以前，就已经讨论了重量和距离对杠杆平衡的影响，不过《墨经》限于定性认识，没有上升到定量关系的总结。”[23]哪怕在中国的“柏拉图”——孔子的书中，如《论语》里的“仁”字便每次出现的含义都有差别。庄子的著名“浑沌”寓言最能说明个中奥妙：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浑沌”相当于老子强调的“朴”，都是指事物的原始状态。显然，这种状态最为完整。老庄哲学反对割裂事物，主张整体把握，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人们不太熟悉的是，老庄惟恐失真，以至于拒绝抽象。他们依从的是完整原则。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从中可以看出，老子对于抽象的仁义、智慧、道德是反感的。因为它们割裂了大道，必然损伤道的完整，引起道的失真。

这样，概念的模糊性与确定性是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表现特征。或者说，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分别依从完整原则与近似原则。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近代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和“封建社会”、少数民族的入侵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需要补充讨论的是，学术界当前流行的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于整体把握与分析方法的差异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分析方法就很发达。而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本质的追问。概念的确定并不意味着缺少整体的把握，概念的模糊并不意味着分析的欠缺。可以这么说，概念的确定导致不管整体还是部分都是一种近似，而概念的模糊则不管整体还是部分都追求一种完整性。《诗经》中马的名称有二十八个，从马的毛色、体形、用途等不同角度区分得很细致。[24]“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多次，含义多不一样，正说明分析的发达：《论语》区分了多种情况。但是《论语》没有给“仁”下一个确定的定义，目的是为了防止定义使其固定化，从而损伤其完整性。西方科学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确定的含义，正是为了找出事物的共同性，以便整体上把握它们。而中国的艺术思维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具象思维，它本身有合理的内核，有大致确定的概念，但是它不象抽象思维明确到数学化的定义。在先秦，“言不尽意”就是儒道两家共同遵守的命题。在《周易》、《论语》、《老子》、《庄子》里都有关于“言不尽意”的论述。《周易》里并有“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后来魏晋的王弼对此作了充分的发挥，其基本思路都是对概念的不信任。在文学上，体现在中国文学以“象”为中介达到表意的目的。通过形象说话，乃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

四

《尚书·尧典》：“诗言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对于“志”的本义，近代以来探讨的很多。以闻一多的研究影响最大。闻一多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25]185“上文我们说过‘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25]187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的记事的功能让位于散文，歌与诗便合流了。“诗与歌合流之后，诗的内容又变了一次，于是诗训志的第三种解释便可以应用了。上文说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蕴藏在心里’，记忆一义便是由这里生出的。但是情思，感想，怀念，欲慕等等心理状态，何尝不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里’？这些名词上五花八门，实际上并无确定界限的心理状态，现在看来，似乎应该统统名之为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之情，古人则名之为意。”[25]190-191这样说来，诗言志的“志”的含义便狭化了。他补充说：“《三百篇》时代的诗，依上文的分析，是志(情)并重的，所以定义又必须是‘于记事中言志’或‘记事以言志’方才算得完整。看《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言是其事也’，都把事完全排出诗外，可知他们所谓志确是与事脱节了的志。”[25]191这就是说得很明白了。闻一多把“诗言志”作了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详细考证，认为到最后，“诗言志”与“诗缘情”已基本一致。

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中国文学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在周作人的论述中，“言志”与政教思想距离较远，与独抒性灵的意思接近，这样看来，周作人的观点也和闻一多有近似之处。

而朱自清《诗言志辨》[26]，则对周作人观点作了修正。“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26]134也就是政治、教化分不开的。”这样说来与周作人所说便不相一致了，同时，朱自清把“诗言志”与“诗缘情”区别开来：“《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都只是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可见‘言志’与 ‘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26]158说明朱自清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对立的。朱自清的观点成了建国后教科书通行的观点。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说“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所谓“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表现出来。”[27]37，34朱自清评论，认为周作人将“言志”的意义扩展了一步，不限于诗而包含了整个中国文学。[27]152

但是不管言志或载道的含义有何变化，其与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差别都是很明显的。因为不管记事还是载道，前者的记事的目的也是为“抒发怀抱”，而载道也是载的政治教化之道，与前面我们所论的西方理性的抽象度有质的差别。

“‘兴观群怨’都是讲诗的社会作用。这同现实主义——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反映生活的理论、方法、根本不是一回事”。[28]“‘政教中心’的文学理论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不可一概否定，但它同现实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在封建政体初建，地主阶级尚在上升的时期，强调‘政教中心’同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往往互不相容。充其量，统治者也只允许文学反映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那部分生活其实，即便允许‘怨刺上政’，也要以‘温柔敦厚’‘怨悱不乱’为原则。这距离一般人常说的以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为基本特征的‘广义的现实主义’的要求也差得很远吧？”[28]这样说来，倒是有问题了。如果这样划分现实主义与古代文论的界限，倒反而模糊了其间的界限。这样说来，强调政教中心岂不成了“现实主义的萌芽”？岂不是仅仅有程度的差异？事实上，古代文学的言志也罢，载道也罢，都不以摹仿现实的理性方法为创作原则，强调教化作用也是就事论事，而不是为了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即不是有抽象的理论指导，也不是为了揭示某一抽象的理论。作家们描写的事情也许能触目惊心，但不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典型”，这和西方文学的理性原则是迥然有异的。至于其它的关于古代文学的理论的现实主义性质的问题，也就无须置辩了。*比如阮国华《也谈<文心雕龙>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李淼《论刘勰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均见同辑。当然还有大量教科书的例子。因为不管刘勰怎么说到“序志述时”、“事兼变正”、“体物写志”、“睹物兴情”，他只要不是提倡客观地摹仿现实，不强调布瓦洛式的理性原则，他就与现实主义理论不同。至于各种教科书把杜甫、白居易当成现实主义的典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这里就用不着一一辨析了。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文以载道的思想，这个“道”指的是儒家的“仁政”。而“文以载道”则要求作家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疾苦，以取得讽谏的效果，因此文以载道的目的是很具体的。它的目的还不是为某一种理论服务，也不是阐发某一种理论。它有具体的政治目的，但并无抽象的理论去指导，尤其在创作方法、主题提炼上没有一定的理论去约束。比方白居易曾系统提出过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他主张诗歌要有教化作用，以教育社会各阶层的人。他的讽喻诗就是典型的载道诗。他的这些诗反映了社会底层各类人物的苦难，如《杜陵叟》、《观刈麦》所写的官府对农民的盘剥，《卖炭翁》反映的宫市对手工业的掠夺，《新丰折臂翁》透露出的战争对人的灾难等，以及上至朝廷下至州县的暴政。又如《轻肥》写官吏的骄奢，《买花》写富豪之家的奢华，《红线毯》写州府吸食民膏。其他还有揭示社会各种陋习的，如《海漫漫》戒求仙，《西朱阁》刺大建佛寺等。

从白居易的讽喻诗，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我们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典型化，现实主义的方法等等。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就白居易创作这些作品而言，他本人决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他写作的目的只是上可以讽君诲臣，下可以感悍妇、劝贪夫，有其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目的。他的所有的诗作都是就事论事，没有抽象的议论。当他揭露一个贪官时，他并不认为这是统治阶级腐朽的本性，也不认为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必然没落的趋势。当他描写战争给人带来的危害时，也并不认为战争与人的关系有一个抽象的命题，也并不想以此来揭示人类的苦难乃至揭示人类的命运。

而现实主义则不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它提倡冷静地观察、精确地描绘客观现实，力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9]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原则。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M]//胡适.胡适文存(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

[2]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胡适.胡适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 胡适.读沈尹默的旧诗词[M]//胡适.胡适文存(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

[4]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胡适文存(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

[5] 胡适.〈儒林外史〉新叙[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

[6] 胡适.〈红楼梦〉新叙[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

[7] 陈独秀.答张永言[M]//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

[9]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M]//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0]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M]//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 陈独秀.答陈丹崖[M]//陈独秀独秀文存[A].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2] 陈独秀.夜读偶记[M]//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3] 茅盾.茅盾全集(2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46.

[14] 茅盾.中国文学不能健全发展之原因[M].//茅盾.茅盾全集(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09.

[15] 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2.

[16] 茅盾.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00.

[17] 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8] 朱立元.科学与宗教精神的奇特联姻[J].复旦学报,1995(3).

[19] (希)亚里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80.

[20] 马新国.西方文论选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8-39.

[21] (法)巴尔扎克.“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J].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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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闻一多.歌与诗[M]//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

[26]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

[28] 黄保真.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二)[M]//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9]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35.

(责任编辑：王 荻)

The Tendency of Rationalism Perspective on Ancient Poetry

DENG 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 China)

Rationalism was used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try. But there is no rationalism tradi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s in Western literatur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realism of Western sen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because Chinese literature kept the distance to ration in the beginning.

ration; simplify; realism; Chinese ancient poetry

2014-12-22

邓程，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6.2

A

1008-2603(2015)03-01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