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于美学阐释善于别创新见——宁宗一金学研究综论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E-mail：948759120@qq.com

摘要：宁宗一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于美学阐释方面，其代表成果有《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的艺术世界》等。他对《金瓶梅》的新界定、新阐释别具新见，且有显见的启示意义。作为金学研究的代表学人，宁宗一的学术实绩以及学术个性均与众不同。

关键词：金瓶梅艺术世界；小说类型；心灵投影说

收稿日期：*2015-04-21

作者简介：高淮生(1963—)，男，安徽淮南人，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和古代诗歌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Ning Zongyi’s Ingenious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Summary of Ning Zongyi’s Studies onTheGoldenLotus

GAO Huaisheng

(SchoolofLiberalArt,Law&PublicAdministration,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

Abstract：Ning Zongyi’s studies on The Golden Lotus mainly focus on its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and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are the following works: The Abundant Connotation of The Golden Lotus, The Artistic World of The Golden Lotus, and so forth. As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of studies on The Golden Lotus, Ning’s ingenious interpretation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meaning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artistic world ofTheGoldenLotus; fiction genre; mind projection

一、引言

宁宗一研究《金瓶梅》的动机如他自己所说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即1983年辽宁大连召开的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上，宁宗一撰写了题为《〈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点及其以后的衍化》的文章，该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曾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溶合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三十年前那‘第一次印象’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说真的，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我曾有一种宿命感：《金瓶梅》的命运，竟然和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联系……其后，胡文彬先生和徐朔方先生主编的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至于方非先生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更认为不会对《金瓶梅》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正的。这样我前前后后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点及其以后的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等。几篇文章体现了我的大思路：为《金瓶梅》一辩”[1]177-179。宁宗一研究《金瓶梅》主要在于为《金瓶梅》辩护，同时也为自己辩护，这一学术期许直接影响了他的《金瓶梅》研究的基本风貌。

宁宗一在《心灵投影》一书《编后赘语》道：“一晃，我在南开大学竟待了整整六十二年！其间，除了非正常的日子以外，五十八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学和从事专业研究中匆匆度过。1954年毕业留校后，没有时间进修，系里就安排我接下导师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讲的‘中国文学通史’。没想到刚刚理清了一点点中国的文脉，1958年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就在各大院校中展开了。政扬师竟成了被拔的‘白旗’，遭到无端的批判，许师当场气昏，从此一病不起。许师在病榻上吩咐我接下他在本系讲的‘宋元文学史’，顺手还把他的枕边书钱锺书著《谈艺录》送给了我，并说这是钱先生三十岁就写出的大作，好好读必有大收益，于是《谈艺录》也成了我的枕边书。那时记得最牢的是钱公序中的名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体会到了钱先生那么早就具有的宽广的学术胸怀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但是，钱先生书中时而英语，忽而德语、法语，我实在看不懂。不过他谈宋诗人部分，让我对照读他的《宋诗选注》，就有了太多的启发。成为我专攻小说戏曲的拐点，则是和我讲‘宋元文学史’而系统地读了一些小说戏曲的经典文本有关。因为我一直企望沿着许师将小说与戏曲互相参定、同步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但许师的这一学术理念直到1979年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挂牌，在华粹深先生执掌研究室工作时才得以明确化。本书‘题记’中所说：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活的小说史；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就是华师在研究室成立座谈会上说的浓缩版。”[2]409-410宁宗一的学术信念是坚持小说和戏曲同步研究，以期于小说和戏曲的相互观照中发掘其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试图别开文学批评之新面貌。从《赘语》中显然可见其研究《金瓶梅》之“内驱力”形成背景，包括时代背景、学术背景以及心理背景。来新夏曾对宁宗一的小说和戏曲研究做过评价：“著名学者、中国文学史家宗一先生，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和东方艺术系，以精研古代小说、戏曲蜚声于学坛。著述繁富，颇多创见，嘉惠后学者甚众……20世纪80年代，宁先生与时俱进，学术研究更展新猷——着重探索经典文本审美化以及心灵史意义等课题，颇见进益，成《心灵文本》《倾听民间心灵回声》等著作，使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新面目……小说、戏曲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主要构成，下迨元、明、清各代。二者已呈主流之势，其研究者夥颐。我亦曾浏览涉猎多人论述，不乏佳作，而能立足美学，触及心灵，辨析考镜，以深入原著精髓者，则殊少见。宗先生之所以能有此见识者，盖以少承家学，长而受学于李何林、王玉章、华粹深、许政扬诸名师指点，加以天资聪慧，好学勤奋，每有研读，辄从原著入手，结构个人文脉，独立思考，比较印证，铸成卓见特识。其引据征信，犹约略可见乾嘉诸老流风余韵。其著述之能超越群伦者，实缘多年深研潜究所致也。”[2]1-2来新夏评价中的可关注之点即“能立足美学，触及心灵，辨析考镜，以深入原著精髓”，至于“卓见特识”、“超越群伦”等不乏“溢美”之意的推许，更可见其情谊之深厚。

宁宗一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于美学阐释方面，其代表成果即《说不尽的金瓶梅》(增订本)、《金瓶梅可以这样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合著)、《宁宗一讲金瓶梅》等。他的确提出了一些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成为“金学”的一个时代之代表学人。

二、《金瓶梅》的新界定：“小说史的一半”“小说家的小说”

宁宗一发愿为《金瓶梅》辩护的“辩辞”乃基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史“顺向考察”以及“逆向考察”过程，他为此提出了当时在《金瓶梅》研究领域颇具争议的命题：一是《金瓶梅》乃“小说史的一半”；二是《金瓶梅》小说类型即“小说家的小说”。宁宗一先是在《说不尽的金瓶梅》一书中如此表述：“《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此后，又在《金瓶梅可以这样读》一书中做了修补性表述：“《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这则小标题曾引发过一次小小的争议。同意此说又理解我用意的朋友，有点默认的意思；彻底否定我的这个说法的，认为我夸大了《金瓶梅》的意义，而且这一提法有过分‘溢美’之嫌，当然也有朋友认为，此一提法根本不通。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探讨《金瓶梅》并涉及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于是我又重新梳理我的思绪，考虑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今天看来，我似乎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说法。我应检讨的只是我在申述自己的意见时出于一个文学教师的思维模式，即总想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和要坚持的说法往‘极致’方面强调。我的失策是，人们一看‘《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这样的一个题目，就很容易从数学角度进行测算，那当然就会把我的论述看作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我的想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想说《金瓶梅》这部辉煌的中国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只有摆在这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方显出它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及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其实，就像我们说《红楼梦》就有中国小说史的一半一样，在《金瓶梅》的文本中和在笑笑生身上确有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伟大作品的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还在于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以及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文化性格有甚深的联系。因此，我才毫无迟疑地明确表示，研究《金瓶梅》就包含了研究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小说文化的一半。因为在开创性上，任何小说文本似无可替代，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上，笑笑生及其《金瓶梅》是第一流的。只有理解生活辩证法，深刻地参透历史生活和人生况味如何反映在笑笑生的小说中，以及历史和艺术的微妙关系，才是研究《金瓶梅》和古代小说要旨所在。”[3]16-18宁宗一的“一半”说显然并非严谨的学术判断，即便《金瓶梅》在开创性上非任何小说文本所能替代，仍然得不出所谓中国古代小说史“一半”的结论，至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一半”或中国文化史“一半”的判断，同样是不严谨的判断。不妨说，这一结论的得出，是由于宁宗一为《金瓶梅》辩护的愿望过于急切所致。当然，这种“急切”心情并非宁宗一所专有，而是宁宗一那一个“金学”时代学人的普遍情怀。

宁宗一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经常出现一种‘类型性错误’。所谓‘类型性错误’，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从而在研究活动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在价值取向上，诸多的著名小说中，《金瓶梅》的命运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批评上的‘类型性错误’所致。因此，以小说类型理论确立《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把握它的审美特征即成为《金瓶梅》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35宁宗一对小说类型做了新界定，即把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归纳为“思想家的小说”、“诗人的小说”、“小说家的小说”等。譬如《儒林外史》即“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即“诗人的小说”，而《金瓶梅》则是“小说家的小说”。宁宗一声明：“所谓小说家的小说，纯属我的‘杜撰’。如果读者看到了我在前一节的叙述，则会理解这里的小说家的小说是同属于作家型或学者型的思想家小说与诗人小说比较而言的。这个称谓的赋予，也是渊源有自。因为宋人说话四家中就有‘小说’一家，就小说的内在本质而言，或从古典小说本色来观照，作为小说家的小说，《金瓶梅》确实同说话伎艺中的小说家的创作精神一脉相通。”[4]51从这一重新划定的小说类型概念出发，宁宗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夏志清关于《金瓶梅》的基本观点。宁宗一说：“对《金瓶梅》批评得最严厉、要求最苛刻的当属夏志清先生。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笔者按：所引《导论》一书即由胡益民等翻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再版时则题名《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一书第5章中评论到《金瓶梅》时几乎从思想到艺术都对《金瓶梅》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在提到作者时，这位研究者怀疑‘以徐渭的怪杰之才是否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修养如此低劣，思想如此平庸的书来？’从整体评价来看，他认为《金瓶梅》‘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从作者结构艺术的长篇小说来看，他认为《金瓶梅》的结构是‘如此凌乱’，至于具体的艺术描写和艺术处理，那《金瓶梅》也是最无章法可言的，比如‘明显的粗心大意’、‘喜欢使用嘲讽、夸张的冲动’、‘大抄特抄词曲的嗜好’，其中‘莫过于他那种以对情节剧式事件的匆匆叙述来代替对可信、具有戏剧性的情节的入微刻化的“浪漫”冲动。’凡此种种都可以使人看到夏志清先生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态度。对此笔者曾陆续写过几篇文章，就夏志清先生的观点进行商榷，其中《说不尽的〈金瓶梅〉》一文还就《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发表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然而现在看来这些商榷文章并未能把握夏文的要害。夏文的真正失误，正像我在本章开始所说的，这是研究者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从而在研究活动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具体地说，夏文完全忽视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同类型，结果错误地用一般批评小说的标准或用作家型学者型的小说去衡之以小说家的小说《金瓶梅》，这就必然导致《金瓶梅》批评上的错位和重大失误。”[4]49-51夏志清未必认同宁宗一对古代小说类型所做的新界定，这一新界定尽管用心可取，却不免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当然，由于未见夏志清直接回应的文字，难以窥知夏志清对这一古代小说类型新界定的真正立场。宁宗一则在继续批评夏志清的同时不断地阐明其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明代，从小说演进轨迹和体现的特色，它还是一个小说家小说的时代，只是到了清代，由于像吴敬梓和曹雪芹这样文化巨人和小说大家的出现，小说家的小说才开始发展了裂变，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还并没有改变小说从根本特点上是通俗文艺的性质。明乎此，那么《金瓶梅》的小说品格及其类型归属庶几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解释。夏志清先生在评论《金瓶梅》时所例举的使它(笔者按：原文即“它”，当是笔误)失望的地方，我认为与其说是它的缺点，不如说是它的特点。要而言之，所谓‘明显的粗心大意’，‘喜欢使用嘲讽、夸张的冲动’，‘大抄特抄词曲的嗜好’是该书的缺点，但也恰恰是这些缺点标志着《金瓶梅》作为小说家小说的特点。我们已经提到， 由于文化性格不同，思想家的小说与诗人的小说在创作态度上比较严肃，构思比较精心、缜密，注意全书章法的有条不紊，而在语言上往往千锤百炼，对读者大多也无哗众取宠之意。然而《金瓶梅》则表现了很大的随意性，如夏文所举潘金莲的阴毛叙述部分和诗赞的矛盾，虽意义不大，但却确实可见《金瓶梅》创作上的随意性。至于小说中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送给蔡京的生日礼物也确实有夸大之处，如与《红楼梦》写乌进孝交租等相关情节相比，其随意性是极明显的。这种随意性在“话本”和《水浒传》等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绝非《金瓶梅》所独有。至于喜欢使用嘲讽、夸张等也恰恰是通俗小说的普遍特点。”[4]56-57宁宗一提出了“缺点即特点”说，这是为《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归属据理力争，当然，“理”的缜密性尚有存疑之处。且看宁宗一的进一步阐述：“夏文失于苛刻的批评主要是忽视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昧于小说类型的明显区别。我常想，假若夏文换一个角度，不过分强求小说的严肃的艺术品性，而把它当作一部通俗读物，一种‘娱乐片’，那就会对《金瓶梅》作另一种解释和评价。因此，对中国古典小说决不能固守一种小说观念进行批评。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中间，常常被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幻觉自我蒙蔽，认为一本小说就一定应该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窃以为，小说本身就不是一种绝对的文体，它在各方面各范畴始终都是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固守一种观念，固守一些旧的衡量标准，那么就很容易在思维上造成错位。必须看到国内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太习惯于用一把标尺来衡量古代小说，太缺乏健全的真正的类型意识。因此，在这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全面公允地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准问题。事实是，我们通常衡量古代小说文体的标准是一种脱离小说本体、小说文体特性的标准。由这种标准的错误驱使，小说家小说自从成为艺术便陷入了艺术与消费的二律背反的怪圈中，如果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我们对于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不可能作较为公允的评价的，也难以达到读者与批评者的真正认同。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我认为从小说文体角度，大致可以划分小说家的小说与非小说家的小说的几个基本界限，从而确立《金瓶梅》的小说类型特点。”[4]62-63既然“小说本身就不是一种绝对的文体，它在各方面各范畴始终都是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那么，如果一味地坚信“小说家小说”的界定，是否会“很容易在思维上造成错位”呢？

那么，夏志清究竟是如何评价《金瓶梅》的呢？他说：“在中国，《金瓶梅》一向被目为放纵的色情文学而声名狼藉。但在现代，学者们探讨这部小说时已带有较多的同情，把它看作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和一部深邃的自然主义作品。就题材而言，《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历程碑：它开始摆脱历史和传奇的影响，去独立处理一个属于自己的创造世界，里边的人物均是世俗男女，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毫无英雄主义和崇高气息的中产阶级的环境里。虽然色情小说早已有人写过，但它那种耐心地描写一个中国家庭卑俗而肮脏的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而在以后中国小说发展中也后无来者。不过，它虽给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其表现方法却又是另一码事。比之《水浒》，《金瓶梅》这部作品是远为有意识地为迎合习惯于各种口头娱乐的听众而设计的。它包括许许多多的词曲和笑话、世俗故事和佛教故事，它们经常损害了作品的自然主义叙述的结构组织。因此从文本和结构的角度看，它被当作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作品仍采用说书的通常叙述方式尤其使人大惑不解。”[5]170-171夏志清肯定了《金瓶梅》值得肯定之处，即“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批评了它值得批评之处，即“最令人失望”的一面。其实，夏志清的批评尚不属于最严厉、最苛刻的，钱穆的批评更为严厉、苛刻。钱穆说：“说者每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并称为四大奇书，谓是明代小说中四大名著。其实后两书距离前两书已逾两百年，明中叶之升平期，学风文风，变而益漓，远不能比元末明初之祸乱期。后两书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内不见作者之心意，外不见作者所教导……尤其是《金瓶梅》，乃特为袁宏道称许。因公安派同是传统诗文中之颓废派，放浪性情，实近堕落，其关键在有明一代学术之大传统上……遂有公安派求于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中争取大解放，则其同情《金瓶梅》，亦无足怪或疑《金瓶梅》出王世贞，此决不然……世贞父即为嵩(笔者按：严嵩)下狱治死，《金瓶梅》亦因此牵上世贞。然世贞终为一正人，可以为《鸣凤记》，决不至为《金瓶梅》。故论中国文学作品，必兼及作者。作品内容悉系于作者之心情。而作者心情，则悉系乎其学术之师承。若治中国文学作品仅从作品入，不从作者入，上无师承，则必下侪庸俗。其仅师作品，炫于名而忽其实，仅知文辞，不知文辞中之性情，此即庸俗之流也。”[6]59-60钱穆对中国诗文小说剧本要旨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要之，中国诗文小说剧本，主要皆在传一心此心。虽亦一人一时之心，而必为万世大众正常之心。其中纵有变，而不失一常。中国文学之可贵乃在此。若如《水浒传》，潘金莲西门庆之事，此乃描述武松兄弟之爱，侠义之行，而以此丑事为烘托。潘金莲既不足道，西门庆亦为人所不齿，岂有意写此传世。《金瓶梅》之不成中国文学，亦不烦多言，而早有其定论矣。”[6]184钱穆又现身说道：“余又念，方幼龄十岁左右，即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江湖入林冲，入武松，入鲁智深，每心仪其人。廊庙入诸葛武侯，入关壮缪，一言一行，皆深入余童年之肺腑。方余未能读孔子书，而孝弟忠信固已长存我心矣。中国文学之入人之深又如此。”[6]209钱穆的阐述可归之以下各点：一是《金瓶梅》只有写作技巧而无写作精神；二是《金瓶梅》不成中国文学早有定论；三是《金瓶梅》难以深入读者之肺腑；四是仅知文辞而不知文辞中之性情者即庸俗之流。钱穆不仅苛求于《金瓶梅》及其作者，且苛求于《金瓶梅》评论者与普通读者，其严苛甚于夏志清自不待言。当然，无论是钱穆，抑或是夏志清，抑或是宁宗一，其所表达的批评意见不过是“各言其志”而已，至少不该“我占有真理”般地自矜与责人。自矜者往往流于“溢美”，责人者则往往失之“严苛”。

宋谋玚严厉批评了宁宗一在《金瓶梅》评论上的“溢美”做法，他说：“一九八五年我被邀请出席秦皇岛《水浒》讨论会。会议要求撰写论文。当时恰巧买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压卷之作是章培恒同志的《论金瓶梅词话》。他用《水浒》作为《金瓶梅》的陪衬，认为《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不如《金瓶梅》高，人物性格也不如《金瓶梅》复杂、真实。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因为〈金瓶梅〉贬低〈水浒〉》的文章与他商榷。后来我因事未出席秦皇岛的会，也不知章培恒同志去没有去。但论文寄出去了，上海《文报汇》还发表了论文的摘要，也不知章培恒同志看到了没有，但他似乎并没有答复。后来，刘辉同志为《金瓶梅论集》向我组稿，我就把这篇论文寄去了。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说他们也向章培恒同志组稿了，章培恒同志没有写文章，如果集子中没有他的文章而另有文章点名批评他，不太合适，要我‘姑隐其名’。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另写了一篇《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这一次，除不点名批评了章培恒同志这两个主要论点外，还批评了宁宗一同志的‘昏暗一团’论，当然也没有点名。这就引起了宁宗一同志的反批评。‘反批评’包含在他的小册子《说不尽的金瓶梅》中。他的学生胜洪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序说，这是‘集中了他学术成果的金学研究专著’。小册子除了继续坚持‘昏暗一团’论以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点名批评了一大串人。但主要对象是我，说我的文章‘写来十分蹊晓，也领令人困惑’。这就是我写这篇《再论》的起因。是为序。……总之，我不想贬低《金瓶梅》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也不赞成把它的‘艺术成就’轻率地‘归入三流’。我是同意恢复它‘四大奇书’的荣誉，同意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的。但我认为，就‘艺术成就’而言，它却不是‘四大奇书’之首，而只能排在最末。……宁宗一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对《金瓶梅》进行了一通详细的‘顺向’、‘逆向’考察以后，得出结论:《金瓶梅》代表了‘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占了‘小说史的一半’。我认为这或是一种溢美之词……这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经过宁宗一同志精心考察，原来《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虽然杰出，终归只有票友，不是当行本色。唯一当行本色的‘小说家的小说’只有《金瓶梅》，岂不猗欤休哉，《金瓶梅》万岁！难怪宁宗一同志在它的后记中要欢呼‘《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它几部大书之势’了。宁宗一同志自称，所谓‘小说家的小说’,是他‘杜撰’出来的。他之所以要‘杜撰’出这么一个概念，是有它的‘双面刃’作用的。一方面他以‘小说家的小说’来压倒客串式的‘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和‘诗人的小说’《红楼梦》，从而抬高《金瓶梅》的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要用‘小说家的小说’来为《金瓶梅》护短，抵制夏志清先生等人的批评。平心而论，夏志清对《金瓶梅》还是比较公平的。……我倒是以为，《金瓶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绝对不能‘压倒其它几部大书’，占‘小说史的一半’；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部通俗小说，一部娱乐片’的水平。它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重大更新的过程中，作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先驱，它还是走完了这历程的‘一半’的。不过，这只是一次小说观念更新的一半，而不是整个小说史的一半罢了……最近，我给一个大学作过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认为《红楼梦》在小说发展史中处在两个‘正—反—合’的交叉点上。一个是‘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元明长篇通俗小说(包括《金瓶梅》)—《红楼梦》’，另一个是‘《金瓶梅》—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两个汇合点都归结到《红楼梦》。说《红楼梦》占了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半，是完全可以的。这两个‘正—反—合’也都有《金瓶梅》的一席之地，说《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它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取代《红楼梦》，说什么《金瓶梅》占了‘小说史的一半’，就只能说是宁宗一同志出于偏爱的一种溢美之词了。”[7]对于宋谋玚的批评，宁宗一未即刻回应，但有回应的必要。他说：“‘金学’研究是否真有‘溢美倾向’？一个普通常识是，对待任何一部作品都应有一个客观标准，但这个客观标准并不排斥中国俗语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在外国的文学研究中也有类似情况，自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以降，不少批评家力倡一种‘有所偏袒’的批评，不再以全面、公正、成熟相标榜。这‘偏袒’自然不是盲目的吹捧或粗暴的践踏，而只是情有所钟、意有所会所产生的一种心态……我国有的批评家径直地提出‘深刻的片面’，实在是一种深谙文心的真知灼见，而不仅仅是对宽容的一种呼唤。倘若批评家果然于沉潜往复中情有所钟，或出现溢美倾向，那就尽可以不断地扩大‘深刻的片面’而不必担心曾受到嘲讽。”[8]241-242宁宗一强调“深刻的片面”说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宋谋玚若再做批评的话，可以质疑：“情有所钟”的“溢美之词”必然是“深刻的片面”吗？“沉潜往复中情有所钟”过程出现了“溢美倾向”时果然“不必担心曾受到嘲讽”吗？

三、《金瓶梅》的新阐释：审美化的心灵投影说

宁宗一说：“‘当代意识’和‘心史’这两个观点，我觉得其实是这么多年来贯穿着我所有的教学和研究的一条线。”[9]宁宗一对于《金瓶梅》的新阐释集中体现在对《金瓶梅》的美学观照方面，他提出了《金瓶梅》乃作者审美化的心灵投影说。“心灵投影”一词即“心史”的形象化表述，它是宁宗一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重要“关键词”，或者说核心理念。这一理念运用在《金瓶梅》研究方面，即“其于《金瓶梅》，既不斤斤于考证作者笑笑生之生平，更不屑一顾世俗谩言《金瓶梅》为诲淫之作，而是深入发掘作者对中国小说之美学贡献以及纵观明代小说审美意识之演变”[2]2。宁宗一既无心于考证，且无趣于旧说，他试图在《金瓶梅》美学研究方面运用新命题以取代旧命题，就此开拓新意义而言，这一新命题无疑对《金瓶梅》研究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如宁宗一所说：“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骇俗惊世的奇书，我们需要创造性的美学研究，而且应该显示出新时期审美的和历史眼光的新光芒。所谓《金瓶梅》研究的审美发现，就是要以敏锐的哲理和美学的眼光，透视复杂的内容和它的小说艺术的形式革新，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炒冷饭’式的议论，是不足以称之为《金瓶梅》高品位的美学研究的。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金瓶梅》的研究，其成果都应成为指引读者进入新的境界的明灯。”[8]235-236在宁宗一看来，真正意义上的《金瓶梅》的研究是善于审美发现的高品位的美学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应当具有对于读者的启示意义即“指引读者进入新的境界的明灯”[8]235。宁宗一关于“真正意义上的《金瓶梅》的研究”的看法关乎“金学何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他对走向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曾做过这样的反思，即“《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8]235。如果说宁宗一的金学反思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倘若置于当时的“金瓶梅热”(主要是作者问题“热”)的背景下来看，其反思的现实意义显见。《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乱象曾被讥讽为“笑学”、“伪科学”，这是对作者研究中比附猜测做法的强烈不满。然而，即便受到这样的讥讽，《金瓶梅》作者研究中比附猜测的热情总是未减。或者说，正是基于对《金瓶梅》研究中比附猜测热情的反拨，宁宗一热衷于《金瓶梅》审美发现的热情也愈益高涨。

宁宗一对《金瓶梅》的审美发现即在于发现其中的“新光芒”，即发掘《金瓶梅》的“心史”。宁宗一说：“从别一种意义上来说，一部长篇小说往往就是作者的一部‘心史’。果戈里就曾说：‘坦率地说出一切，所有我最近的著作都是我的心史。’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和笑笑生的杰作的纸底和纸背，大多蕴藏着人民的郁勃心灵，同时又表现了他们个人情感的喷薄和气质的涵茹。当然这一切又都是时代狂飙带来的社会意识在杰出作家身上的结晶。但是，如果我们不透过其作品追溯其心灵深处，又如何能领会这些杰出的作家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彭·琼生说莎士比亚为‘本世纪的灵魂’，那么我们可以说，众多的优秀小说家的杰作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灵魂’。因此，从最深微处说，中国小说也是一门中国社会心理学，一门形象的社会心理学。对待具有心史性质的小说，我们必须深入小说家的灵魂，把握他们的心理脉搏，同时还要透过作家的感情深处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生活细节作为突破口，去纵观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所以有必要看重心史这个侧面，这样，我们的作者生平行状的考察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我们就可以从那纷纭呈现的历史表像的背后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必然有助于真正把握《金瓶梅》的精髓。”[8]237可见，宁宗一关于《金瓶梅》审美发现的心灵激荡来自于果戈里的“心史”说，他把这一说法又大大地拓展到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领域之中了，并且成为了普适的命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宁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了“文学史是心灵史”的命题，这个命题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价值[10]。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说“开创性”当不应是就其原创性而言，而应就其应用性而言。宁宗一较早地将“心灵史”这一表述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其中缘由可从以下表述窥知一斑。宁宗一说：“从前，我们接受的文艺思想教育是‘讲话’中说的：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唯一’就把‘中得心源’彻底遮蔽了，我们几乎忘记了中国诗学的一条铁律：拥有生活固然必要和重要，但是作为文学创作来说，心灵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是没有心灵的支撑，这个天窗就会很快掉下来。”[2]411宁宗一并不满足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发表)中表达的“唯一源泉”的说法，他要为文学创作寻找更为重要的源泉，即“心灵”。这里可以看出宁宗一独立思考的学术勇气以及自由思想的求新意愿，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宁宗一不甘心于重复旧说、不甘心于“照着说”的心里动因之一。

宁宗一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文学本位和文本主义的坚守者。但我不会无知到反对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和文学的历史学研究，这一点，在拙文《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中有过充分的说明。我所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认为只有考据才是真学问，进而对一切文学审美的研究嗤之以鼻。对于这些过于偏颇的学风和议论，理所当然地难以认同。”[2]411- 412由此声明可见，宁宗一不仅认同考据是真学问的观点，他同时认同文学审美研究同样是真学问的看法，他的担忧正是那种以考据取代文学审美研究的学风。宁宗一说：“我的忧思是：当人们不再沉浸在诗意世界去领略那天才的文学精魂和美的创造时，是人类文明之大幸还是大不幸？我深信，弘扬人类真善美的文学和诗意，永远是捍卫人性的，而且越是在灵魂不安的时代，越需要文学的抚慰，它是无法代替的，因为，在所有人文领域中，文学最贴近我们的心灵。至于回归文本，那是因为我相信文学文本最能真实地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十九世纪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对文学史做出的最符合实际最富科学意味的界定。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不再是停留在那个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学史人学’的层面上，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学乃是人的心灵史、性格史，人的精神立体运动的历史。”[2]413以上表述可以看作宁宗一执着于《金瓶梅》审美研究尤其“心史”研究的又一心理动因。可以认为，《金瓶梅》审美研究不仅是其所长，而且是其所好，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容易流于空疏无当或概念搬弄，至少宁宗一的《金瓶梅》美学研究能够独具个性因而值得关注。谈及概念搬弄，宋谋玚说：“宁宗一同志为了抬高《金瓶梅》的位置，在他的小册子中设了专章，《金瓶梅》的‘二律背反’，这就远离康德这一术语的本义了。这种喜好使用‘新名词一大堆’的习惯，显然是西方哲学思潮侵袭的时髦理论家的末路。”[7]《金瓶梅》的“审美化心灵”说是否也如宋谋玚所批评的那样，不过是“宁宗一同志那样无节制地对《金瓶梅》大唱赞歌”呢？或是对“作家的主体意识”夸大到一种至高无尚的层次呢？仁智之见而已，不过，其中的夸大成份不免会引起质疑。可见，由于《金瓶梅》长期以来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它辩护往往也会出现“爱屋及乌”倾向，这是应当慎之又慎的。

在对《金瓶梅》审美批评过程中，宁宗一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金瓶梅》作者以其“化丑为美”的创作实践对中国小说美学做出了贡献。宁宗一说：“按照一般的美学信念，艺术应当发现美和传播美。《金瓶梅》的作者，在我看来，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美。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这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了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他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金瓶梅》表现了对丑的否定，又间接地肯定了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4]72-74这一“化丑为美”的创作实践体现了《金瓶梅》作者小说新观念的变革，即“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4]12-13。宁宗一同时指出：“笑笑生所创造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违背了大多数人们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去感知生活……所以他的美学信念才异于常人。”[4]15对于宁宗一这番“化丑为美”的阐述，在宋谋玚看来，同样有“溢美之嫌”。他说：“我在前面批评宁宗一同志时曾经说过，《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完全做到如宁宗一同志所颂扬的那样‘化丑为美’，而常常是不自觉地‘以丑为美’甚至‘美丑不分’。现在有了这篇《性·人物·审美》来作为实证，‘西门庆与潘、李初时的私通’，是‘郎才文貌’，是‘情深意浓’，那还不是‘以丑为美妙’，‘美丑不分’又是什么？这样详价西门庆与潘、李的私通，又怎能收到‘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聂缉弩语)的效果呢？不过，这样的评价出自《金瓶梅》研究者之口，‘以丑为美’，‘美丑不分’的恐伯就不只是笑笑生，连一些《金瓶梅》的研究者也脱不开关系了。”[7]当然，宋谋玚的批评并不影响有人对此做出肯定性的评价。有评论者认为：“宁宗一又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正面解剖《金瓶梅》，他看到作者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和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的，从而创造出‘化丑为美’的美学境界。他还指出《金瓶梅》的另一美学贡献是它描写了活生生的‘杂色的人’，打破了此前中国小说人物类型的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模式(见《笑笑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在《名著重读》中所收的论文中，关于《金瓶梅》研究的最多，如《小说类型新探—〈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笑笑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小说家对“丑”的审视》、《〈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等，几乎每篇都提出新的论点，都别开生面。总之，宁宗一从小说美学这个层面来研究《金瓶梅》，形成系列性的见解，并且呈现出多维观照的特点。”[11]“几乎每篇都提出新的论点”，这表明宁宗一具有强烈的“发现”意识，“都别开生面”则表明宁宗一的学术个性很突出。显而易见，“在古典文学研究这样的人文学科领域内，很难以‘高、低’或‘大、小’之类的维度来给予某位学者以‘精确的’评判。如果硬是要做的话，那么我是不想以‘最大’、‘最高’之类的桂冠加诸宁宗一头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视域换成‘学术个性’的话，那么在最具个性的当今学者中，宁宗一肯定是突出的一位”[11]。笔者则认为：宁宗一的学术个性最鲜明地体现在他执着于《金瓶梅》美学“发现”的坚定信念，尽管这样的“发现”并非都是“洞见”，或者说尽管这“发现”之旅并非总能探得“胜景”，然其探“胜”的勇力和业绩已然成就宁宗一独特的“面影”了。正如杜维明所说：“诠释总是相对的、无限的，不可能只此一家，但多种多样的诠释中，有影响的又是少数几家。”[12]可以认为，宁宗一正是这“少数几家”中的“一家”。

四、基于感悟的印象式批评

宁宗一说：“关于我研究小说的方法，不少朋友经常善意地调侃我，评说我的文章总是新名词一大堆。一位在北京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编辑工作的朋友竟然为我的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进行了统计，他告之我：‘你用了28个新名词。’我真是大吃一惊，当时就矢口否认。至今想来，也觉得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如果认真而又严肃地向读者交底的话，长期以来我沿用的仍然是社会—历史的批评，因为我信奉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研究小说(文学)，是我感到最明快的方法，而且我认为社会—历史的批评仍有其强调生命力……除此之外，我也许更喜欢印象式批评，尽管有人蔑视印象式批评，认为它缺少科学性。但在我看到的那些印象式的批评文字中，其中佼佼者确实独有的意趣、性格，这不仅是最具个性色彩、最能书抒发自身性灵的批评，而且还能满足读者这样一个愿望，即在批评中除了看到作家、作品外，还能看到批评者本人。我欣赏这种批评方式，所以在写文章时，很自然地就倾向了这种方式。不过，我始终认为方法虽然很重要，而且方法的改进，无疑会给古典小说研究增加生机，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古典小说研究的社会价值。方法有助于达到目的，但方法却不能代替对目的的追求，与时代精神同步合拍，应是古典小说也是《金瓶梅》研究追求的目的，只有和今天的文艺创作和评论衔接，才能使古典小说研究升值。”[1]182-183宁宗一声称他更欣赏这种印象式批评方式，在他看来，这种基于感悟的印象式批评方法有助于达到认识《金瓶梅》的思想题旨以及艺术意趣的目的。所以，他反对在《金瓶梅》研究过程中为考据而考据做法，而始终坚持对《金瓶梅》进行审美研究的旨趣。应当说，宁宗一的研究旨趣是与他的研究方法相适应的，尽管有关《金瓶梅》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一直存在。高友工说：“在中国传统中，‘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似乎可以分辨为两种不同的‘知’的活动。前者毫无疑问地可以归之于‘学问’的一类。虽然不如西洋学术传统那样明确、彻底，至少文学研究是假设一个客观真理的存在。无论是考订作者生平，或是疏证作品，都力求证据确凿，推理严密，而希望推理结果能成定论，后者原则上是一种纯粹的美感活动。正如以前所说美感活动同时是‘想象’和‘观照’，这两种心理活动在美感的领域中都同时不能用‘分析语言’来代替，而却能用一个‘感性观念’来把握住(至少‘象征’了)这个美感经验和判断。所以很多的诗评家并不采取分析的道路，而全力希望以一字、一词或一语来象征他们经验。沿着这个分别来看，‘文学研究’是应该用分析语言来研究文学；‘文学批评’却是一种创造活动，用一个‘感性观念’来象征美感过程的心象，自然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活动。这种分野在今天学术界受到两种批评。第一，近年西洋文学界不但接受了分析方法，而且在过去半世纪执批评界牛耳的‘新批评’力主文学批评即是文学研究，而其对象是文学作品本身，全力排除与作品无关的问题。结果是以分析的方法做批评的工作。第二，若以这种西洋方法衡量中国过去的文学批评，自然会觉得大部分过去的批评是主观的、片段的、直觉的、粗略的个人印象，而少客观、系统的分析，以至认为全无价值。这两种态度源于同一类的误解，其问题是在未能认清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提倡恢复中国的传统批评的方法。我承认今天谈文学批评已经必须接受这种分析的方法和态度，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学研究当成科学研究。我们研究的对象涉及个人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一个特定的人对某一作品的感应，以及价值判断。”[13]若如上所述，宁宗一的印象式批评应属于文学批评，是一种基于“感性观念”的创造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往往受到来自“文学研究者”的质疑，但却没有动摇宁宗一坚信这种“创造活动”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坚守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坦言：‘对文学的研究，忧虑的恰恰是取消‘文学’，因为任何对文学审美的消解，都是对文学研究的致命戕害。’观照史和文，如果完全用史家的眼光来看文学作品，总是和文学、和人的心灵有一定距离。我还是认为，现在更需要用审美的眼光，把人性变得更温暖一些，一言以蔽之，不要对审美失去耐心。”[9]

宁宗一的感悟性印象式批评略有个性之处，即“宁宗一笔下的古典文学批评，其批评的对象总会变得活灵活现，套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他‘以灵性激活了历史’，或者直接地说，他以‘生活感悟激活了历史’”[4]5。并且，在“激活”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才气毫无保留地挥洒了进去，这就使他的批评文字往往勃发出一种“鲜活感”，这种“鲜活感”并不能笼统地归之于所谓的“当代意识”，尽管宁宗一同样看重所谓的“当代意识”。宁宗一的“印象式批评”显然是受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评论的影响，这种感发式的评论虽然受到普通读者的喜好，却曾受到文学研究者的疏忽。若就宁宗一的“印象式批评”而言，由于“特殊的经历和人生体验赋予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和生命感悟，同时也形成了其性格中急躁的一面，这在他的文章中皆有所体现。如宗一先生说好的写作多‘急就章’，多为受出版社或报社之约，在短期内集中精力，大脑高度紧张，在‘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情况下，一挥而就。其优长是神完气旺、文脉贯通、一气呵成；其不足之处也勿庸讳言，印象式的批评，凭籍记忆的引用，有时出现引文上的出入，其欧式长句，也时有长至该断不断之处，这或许是因为受到对他影响较深的西方文论家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3]2-3。上述所谈“急就章”的优缺点是中肯的，当然，所谓“急就章”之“急”，应不仅仅限于时间上的仓促，还应包括“感悟”本身的“灵光闪现”之“急迅”。当然，若从“解经”的遗意上说，这种“感悟”显然发挥了“六经注我”的作法。正可谓：成也“急就”，毁也“急就”。宁宗一之所以对这种印象式的批评情有独钟，是因为“宗一先生自研究古典小说戏曲之始，即着眼于‘把心灵显现出来’的艺术的研读，从美学的角度把艺术的‘眼睛或灵魂的住所’指出来，与读者共享。他研究戏曲如此，研究小说也是如此……宗一先生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多有灵光的闪现，智慧的火花……有位学者对宗一先生的学术论文做了凝练的概括：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是说宗一先生格外看重阅读的‘第一印象’，特别强调文学研究者要具有‘第二视力’，有诗人似的‘第三只眼’”[3]205。王蒙曾在评论《红楼梦》时说：“我们读《红楼梦》，要有一个体贴的眼光，要有一个穿透的眼光。我希望，我们对《红楼梦》的理解认识也能更上一层楼！”[14]宁宗一所概括的“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不妨看作即“体贴的眼光”、“穿透的眼光”、“更上一层楼的眼光”，若具备了这些眼光，个性自然是鲜明的，且不仅优点是鲜明的，缺点同样是鲜明的。宁宗一的《金瓶梅》评论因具备这三种眼光，其优点的鲜明与其缺点的鲜明相伴而生。值得称道的是，他却并不回避朋友们对其缺点的“善意地调侃”。

五、 结语

宁宗一对于《金瓶梅》的态度更可从以下文字略见一斑，他说：“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的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拜……笑笑生在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3]11宁宗一执意要为《金瓶梅》“一辩”，竟把那种夸赞《金瓶梅》比《红楼梦》矮一截的观点说成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也可见他对《金瓶梅》“偏执”般地“溺爱”了，这种“溺爱”已然超出学术理性范围了。宁宗一比较早地对“金学”的前景做过展望，他此刻的学术态度则是十分理性的。他说：“《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的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3]10当然，宁宗一的“金学”著作同样是过渡性文本，至少在《金瓶梅》的美学研究方面是具有开启新境意义上的过渡性文本。

宁宗一曾一往情深地说：“我这一生做了一点研究《金瓶梅》的工作，应该感谢章培恒先生的鼓励。另外，《金瓶梅》的会每年都开，我总得写文章。我也感谢宋谋瑒，因为他激活了我的思想。”[9]笔者试问：当人们阅读宁宗一评论《金瓶梅》的文字，是否会形成被“激活了”的这般印象呢？

一般意义上说，能否形成被“激活了”的印象，大体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取决于这些评论文字是否具有触及心灵的穿透力，一方面取决于这些评论文字是否具有概念化了的“范式”意义。以余英时的《红楼梦》研究为例，“他的红学旨趣并非‘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诠释而考证’，即‘考证’为‘义理’服务——摧破‘自传说’，建构‘新典范’”[15]。余英时既注重“考辨”又注重“批评”即将“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的研究方法使他的评论文字并非以触及心灵的穿透力为胜，而是以概念化了的“范式”意义为强。相比较而言，宁宗一则在触及心灵的穿透力方面做得较为突出，而在概念化了的“范式”意义方面表现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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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40.

[13]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16-17.

[14]王蒙.王蒙的《红楼梦》[M].评点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79.

[15]高淮生.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7-62.

[责任编辑王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