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张燕，廖志江

（河北联合大学 图书馆，河北 唐山 063009）

一、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向市民的转变

回顾农民工的发展轨迹，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由暂时、零散发展到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形成一股直到现在都没有衰退的“民工潮”，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已经接纳了2亿多的农村人口。预计到2020年左右，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总量将超过3亿。这一方面符合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律，然而另一方面长期被忽略的是，我国农民进城打工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完全是两回事。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进城，同时也都有大量农民工回乡，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的人数有限。毫无疑问，这与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存在偏差。

新一届政府提出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农村劳动力进城、让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这意味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通过参与城市经济建设，逐渐融入到城市中去成为市民，成为城市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割断与土地的关联，这样才是真正的使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下降。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农民转化为市民大多是缘于土地被剥夺、被驱赶到城市、成为工人而实现的，这是大工业扩张时期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所要求的。我国由于发展阶段和具体条件的不同，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主观愿意的，但农民的进城和农村城市化并没有产生相应市民化的社会后果。过去我们通常很关注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但如今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能力，这个能力影响着农民工进城后继续社会化能否成功，这样就进入了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要认同并内化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而引发的农民再社会化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流动不应该仅仅是短暂性的“暂住”，而是完成城市化的根本转变，即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如果说城市化这个概念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变化，那么市民化概念则主要是通过继续社会化来实现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农民向市民这一角色转变，不仅仅是农民、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更是价值观及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过程。

本文从社会学角色理论出发，研究了个人素质、社会关系、政策及制度对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市民化）的影响，并就如何加速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

社会学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角色通常可以分为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因素基础上的先赋角色和主要靠个人活动与努力获得的获致角色。现代城市人日益重视获致角色，而不强调先赋角色。当一个人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者当自己原有的社会角色发生改变时，往往会发生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如果一个人的角色扮演和角色期待不能协调而形成角色差距时时，就会产生角色压力，进而导致角色中断或失败。以角色理论为指导，可设计一套符合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方向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和生活质量五个方面。农民市民化说到底就是为了打破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异，让农民真正享受城现代化所带来的幸福生活。

（一）个人素质对农民工成功市民化的影响

1 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

农民工进城之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整体素质相对偏低，包括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较强的职业技能、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差等。但是，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求职者的知识、技能等要求很高。所以，文化教育程度、掌握新技术培训的能力对其进城后第一步——职业分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文化程度较高或具有某些知识技能的群体在选择工作时会主动得多。除了对职业分化的影响，文化素质还影响着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个体维权方面，在农村，传统的族群式力量和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是维护个体权益的保障，但是现代社会中，城市更多依靠法律规范来保障，所以，对法律规范的认知与适应性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程度。

2 个体差异和态度

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化的环境与乡村差别很大，他们进入城市后会遇到很多新问题，而个体本身的差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年龄，年龄偏轻的群体则易于接受新的培训，而且他们又更强的倾向要留在城市，所以在适应性方面拥有较强的能力；一定年龄之后，其智力、体能等诸多因素会限制其接受能力，且大多乡土意识较强，对新生事物的态度转变速度慢，成为阻碍其成功市民化的一大障碍。在回答“您认为自己还是不是农民”的问题时，回答“是”的人占64%，有21%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农民了，说不清的占15%，结合其年龄来看，年龄越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对自己身份转变的成功可能性越有自信。

3 适应能力

农村社区的特点是以自然环境为主、人口密度地、同质性强、社会流动少，这与城市社区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初到城市，很多农民工在心理和行为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难以适应的感觉。以生活方式为例，他们面临着如下几个转变：由散漫性和无序性向节奏性、条理性转变，劳动的季节性向严格的工作时间观念转变，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向职业角色的易变性转变。再以社会交往方式来看，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从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人际交往，以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转变为以间接通讯沟通为主。能主动调整这种角色期待的农民工适应城市的程度较高，这部分人大体包括社会关系比较广的人、年纪比较轻的人、工作比较稳定具有一定职业声望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明显对城市有更多的认同。

（二）社会关系对农民市民化成功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的第一步是走出农村，走进城市，伴随着个过程的首先是一种职业流动，大部分农民工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目的就进入城市的，社会乡土网络的指引和支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绝大多数是由亲属亲戚或本村村民带出的，从就业信息的传递到结伴同行，从第一份工作的获得到在打工地的互相帮助，在同村同乡的外出打工者中，实际上存在着交织于每个外出者之间的血缘或地缘网络。由于社会公开提供的信息和组织非常有限，关系网络充当了这两个角色，并降低外出的风险和流动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二步就是进入城市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范围会较为严重地制约着他们继续社会化的程度。社会交往是基于生存适应之上的更高的需求，是适应城市的一种较高的层次。社会认同是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农民工血缘和地缘关系认同的交往范围总体来说比较狭窄，这是阻碍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先天性障碍，而长期城乡经济分隔所导致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相互隔绝和认同危机。因此，农民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不仅依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而且依赖于他们交往范围的扩展和对城市认同的提高。农民工尽管在城市中生活，但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生活圈子仍然是与他们的家乡紧密相连，他们仍然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

社会关系不同所造成的社会资本的不同是造成农民工内部分化，以及决定他们能否很好地完成“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内部在职业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等级分化，他们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交往的不同，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也不相同。经济收入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交往层次，收入较高的农民工，生活圈子更广一些，具有较多的交往机会和交往选择，而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则更容易囿于一个互识的圈子。总体来看，农民工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且给农民工带来帮助的社会网络主要是乡土社会关系。可见，非乡土社会关系对农民工是否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在城市能否真正获得发展意义重大。

（三）政策、制度层次

除了与农民工自身相关的两大因素之外，政策、制度方面的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城市住房制度、土地赔偿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无一不是影响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障碍。

住房和保障是一大障碍，高房价造成农民举家进城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很多农民工不愿意成为市民，主要是因为担心不能离开乡村后不能享受原来村集体资产分配的收益权以及村里相应的福利待遇；子女教育也是很大的困难。

再如就业方面，很多农民工技能水平不高，但是不愿意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原因包括：“学完以后还是找不到工作，很多本科生都没事儿做呢”；“即便承诺给安排工作，但那些活儿又苦又累，工资还低。”可见，政府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使用价值，对其找工作帮助不大，还有人认为他们年龄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学习起来费劲。

三、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对策分析

（一）农民自身素质提高

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通过积极地继续社会化主动融入城市社会。制度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只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和支持，而农民工通过主动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适应城市社会规范则是其完成市民化的根本途径。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并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培育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并得到市民认同。农民工只有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城市社会中拥有立足之地。这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是一种为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承担起新角色的调适过程，为此，农民工应当自觉并尽快地改变原有的旧习惯，遵守城市中的种种行为规范，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主动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

（二）政策和制度建设

1 借助传播媒介纠正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制度性、群体性歧视

调查中，约2／3的人表示他们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往，并且感觉受到了城里人的歧视。长期以来，二元制度造就了我国特有的“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问题，造就了群体性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裕，也需要人文精神的提升，特别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城市中的舆论导向一度较为片面，仅仅把农民工看作是劳动力的重要源泉，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有多方面需要的社会活动群体；长期以来对农民进城带来的负面效应报道的多，对他们为城市所做的贡献宣传得少。与此相互补充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广泛的支持网络。较低的经济收入、边缘的社会地位、疏离的人际关系常使农民工陷入困境，通过引导和教育，使农民工群体不断内化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是“市民”，从很大意义上说，农民工只有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才能真正完成其身份和角色融合，也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实现由农民工向市民转化。

2 构建公正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

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体系需要改进。据调研，我国农民工中有26%是由于土地被征收而进城打工的，包括退耕还林，修建道路等公用设施或者因扩大城市城镇规模而被各级政府征用或被单位及个人租用的土地。政府虽然对失地的农民进行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失地农民往往不能获得公正合理的经济补偿，导致他们日后生活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这部分农民被迫进城谋生。另一方面，进城后的农民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有的也想长期留在城市，但又因为土地瓜葛不清，担心日后还会有土地方面的政策优惠，不愿意放下土地，影响其成为市民化的进程。

对于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就业保障、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就业方面，城市就业政策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正式的就业体系，搭建正规的就业平台，使那些社会关系网络不广泛的群体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找到工作；在教育制度方面，应废止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收取的“借读费”等不合理收费项目，考虑建立农民工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间合理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同时规范管理打工子弟学校，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更好地接受教育，促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对流入地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加快建立起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系统，一是建立农民工亟需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二是尽快考收在城市居住生活较长时间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总之，农民在城市的继续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因此需要农民工自身、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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