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大江 编辑/李颜岐

茶馆：社会大舞台

文/何大江 编辑/李颜岐

上：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椅，成都茶馆范儿。 摄影/王绪波

下：约上三五老友在茶馆坐坐，聊天、看报，颇有情趣。 摄影/王绪波

普通成都百姓的生活，无不仰赖于锦江的恩赐。回望千年锦江，古老的水井坊和两岸数不清的茶馆，似乎还飘来阵阵酒香和茶香；码头工人的号子声，似乎还清晰如昨。可以说，没有锦江，就没有所谓的“扬一益二”，所谓的“天府之国”。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锦江这条慈爱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不仅养育了成都，养育了成都的茶文化，还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成都茶客。

历史上成都的茶馆多，茶客多，多到什么地步？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有茶馆四百五十四家，而当时成都的街巷仅五百一十六条，平均算起来差不多每条街巷都有一个茶馆。抗战时期，作家何满子曾经在成都住了三年，他在《蓉城忆往》一文中估算，“当时人口约四十万的成都市就有茶馆一千家左右，平均约每四百人摊上一家。公园、风景名胜点的茶座还不计在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历“公私合营”等运动，成都茶馆也和其他产业一样，全部归属公有。这一时期到七十年代，茶馆数量大幅度压缩，不过成都的茶客并不见减少，看来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形势下，茶都还是要喝的。

成都人喝茶，第一讲究在水，推崇的是河水香茶。在自来水还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每天有数百近千的挑夫赤足踏入锦江，靠着一根扁担，把一桶又一桶的河心清水送入城内大大小小的茶铺。而那些茶铺，家家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河水香茶”几个大字。

其实，成都的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掘井汲水是一件极其方便的事，大街小巷内也布满了水井。弃方便的井水不用，而一定要锦江河心之水，为何？锦江边的原住居民说：“井水泡茶是苦的。”这个大白话自然属于对河水香茶的个人体验，而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地下水多含滷质，不如河水泡出来的茶口味纯正。

民国年间，锦江的茶馆大多是吊脚楼，屋基的一半建在岸上，另一半却借着几根长长的圆木，落脚于水中。汲水的设备，就在烧水坊的窗下，那是一个木制的手转轱辘。指头般粗细的转绳上，还系着一个湿漉漉的吊桶，看样子是刚刚拎了水上来。当然，也可以使用更简单的方法，一根长竹竿拴上一只桶，探腰就可以把水提起来，只不过比用轱辘要费劲一点。

打上来的水，都倒进灶旁一个用整块青石凿成的大水缸中。缸里撒有明矾，可以沉淀水中的沙土。这水还不能直接使用，需得舀起来，倒入陶瓷缸中，经过棕丝、细石的层层过滤，再用来烧成泡茶的水。

锦江边的茶馆不光是取水方便，同别处相比，似乎还另有情致。把盏临窗，观帆影之往来，听渔舟之唱和，迎江风之徐来，真是万种烦恼皆被扫荡一空。

锦江两岸的茶馆之盛起于抗日战争时期。每逢日机空袭成都，市民皆奔走出城，躲避于城外。有成都人的地方，自然就免不了要吃茶，于是警报声中，作为“疏散区”的新南门一带茶馆竟一日多过一日。“跑警报”的那几年里，江边比较有规模的茶馆就产生了六家。其中，两岸又各有一家最为出名。北岸那家叫江上村，李劼人的小说《天魔舞》中的花园茶铺即以此为原型。此时的茶客，除成都市民之外，也有从沦陷区来大后方避难的下江人。是锦江的水、成都的茶抚慰了这些被战火惊吓的心灵，还是“隔江犹唱后庭花”，也许，这中间并没有一道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吧。

在很多外地人的眼中，成都是一座很闲散的城市。比如《新周刊》就在1998年8月份推出的《城市魅力排行榜》一文中，把成都评为“最悠闲的城市”。给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茶馆。该文这样描述成都的茶馆：“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并由此得出了结论：“而茶馆也就几乎成了成都的象征。”

说茶馆几乎成了成都人的象征，此话不假，但是不是都像这类文章所说，成都人是闲得没事，不稼不穑，只好整天在茶馆里打发时间呢？这恐怕是没经调查研究，并未真正读懂成都茶馆的说法。

正如学者王笛先生在他的《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一文中所说：“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