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会根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认识，要求该国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快速扩张，各方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世界银行2014年4月29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报告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热议，。随着2012—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担忧开始增多。中国究竟处于何种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指标进行正确估计;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如何，也需要研究判断。

一、总量大和水平低是中国经济的现实

（一）中国经济总量指标数据分析

如何科学估算和比较各国经济情况，一直是统计界和经济界的难题。目前常用的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都有可取之处，但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1、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加速我国GDP总量增加

长期以来，国际上主要使用“汇率法”，即将各国以不同货币单位计量的经济总量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汇率法简单直观，折算方便，全球公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8日公布了2013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3年全球GDP总量73.98万亿美元，美国2013年GDP为16.7997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GDP为9.1814万亿美元，位居第二，日本GDP为4.9015万亿美元，位居第三，排名第四到第十的国家分别为：德国、法国、英国、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和印度。这十个国家创造了世界GDP的65%，中国占世界GDP的12%，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总产出的指标，GDP排名迅速上升能够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上升。

但我国以美元计算的GDP的快速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货膨胀率上升有很大关系。因为人民币汇率上升，同样数量的GDP换算成美元的数量大幅上升，2004—2013年，人民币年均升值幅度为3.13%，通货膨胀率年均增长3.1%，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89%，所以综合考虑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率，近十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6.12%。

评价一国实际经济规模时，还须考虑GDP指标局限性。GDP反映了特定疆域内新创造价值总额，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外资为GDP增长做出了贡献。截至2013年底，外国企业在华投资2.3万亿美元，而中国企业在外投资才刚刚超过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外国在美直接投资约3.2万亿美元，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则已超过5.3万亿美元。通过这个数字对比，世界银行还不能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财富总量将在年底超过美国。

2、购买力平价法高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

直接用各国货币兑换美元汇率来进行GDP折算，容易受到汇率波动和各国价格水平差异的影响。当汇率短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动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比较失真，因此国际统计学界一直试图探索一种能反映货币相对购买力的方法，来补充汇率法缺陷。为了解决此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进行了购买力平价研究，并估计了按照国际计价标准衡量的各国和地区GDP。购买力平价是不同国家大致相同的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格比率，是指在基准国的一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对比国的等量货物和服务所需要的本币数量。世界银行2014年4月29日发布“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报告，通过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美国居首位，占到全球经济的17.1%，其次是中国14.9%，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1年已经达到美国的86.9%，比2005年的43.1%提高一倍多，预测2014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

购买力评价法的主要问题，是生活成本占很大比重，而其中选取的代表性商品的结构和数量，对估算的准确与否至关重要。各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不尽相同，若在全球选择统一固定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则容易对具体国家丧失代表性，而不同国家都选取对自己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各国间又因代表品不同而丧失了代表性。按照全球国际比较项目办公室发布的结果，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只是美国价格的54%，甚至还低于非洲的许多国家。而我国的粮食、牛羊肉、汽车、汽油等商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通过购买力平价却反映不出来。另外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些表现，如人民币不断对内贬值、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房价不断攀升等，在统计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否则，2011年中美之间按汇率计算存在的5万亿美元总量差距，不可能几乎全部被“抹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结果低估了中国物价水平，高估了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二）我国人均指标数据分析

综合国力的比较不仅要比规模，还要比质量;不仅要比总量，还要比人均。从人均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国民经济技术含量和全球影响力等指标看，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1、2013年我国人均GDP排名第81位

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中国是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GDP总量很大程度上是与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均GDP水平确实比较低，根据2014年4月8日IMF公布的数据，在186个有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这样的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10486美元要低3739美元，存在明显差距。而从排名来看，则为第81位，大约处于中游略上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2013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与马尔代夫、秘鲁、南非相当，这几个国家用美元衡量的人均GDP也在6600—6800美元之间。

2、2013年我国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等位次

2013年7月1日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对各经济体划分的组别为：低收入经济体为1035美元或更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为1036美元至4085美元，中等收入经济体为4086美元至12615美元，高收入经济体为12616美元或更高。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是6560美元，据此标准，位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位次水平。

3、2013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01位

即便是购买力评价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汇率和价格的影响，但也没有解决仅从产出角度衡量发展水平视角过于狭窄的问题。国际上还采用了其他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方法，其中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影响较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取代单一的人均GDP衡量体系，由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健康长寿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国际元）来衡量。人类发展指数界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更加全面客观，中国201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99，位居187个国家第101位，美国数值为0.937，位居第3位。

4、我国国民经济技术含量不高和全球影响力相对较弱

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但中国经济存在着“形大体虚”的一面，国民经济技术含量还不高，全球影响力远不如美国。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蓝皮书2012》的数据，在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中，美国分别占到30%、13%、22%，而中国只占0.5%、0.6%和4%。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尤为突出。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来看，美国是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创造者，中国只是融入者;美国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的塑造者，中国只是追随者;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其政策变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是在地区层面起步不久，货币政策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国内。在全球经济事务谈判中，美国也居于主导地位。

二、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大，速度可能降低

2012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已保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突破了5000美元，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不少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甚至停滞。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减速，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心。

（一）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争论

经济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以复旦大学韦森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能够保持在5%—7%的增长就不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认为，中国2010年以后劳动力开始出现下降，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2011—2015年间下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GDP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仅有6.1%;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度。较为悲观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硬着陆”，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或出现长期经济衰退。

（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

1、2020年左右是2013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第二个风险时段

不少经济学家是从国际经验角度进行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将要出现减速。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艾臣格林教授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发生转折的经验时间点。认为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购买力平价项目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当一国人均GDP水平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可能性较大。

按照购买力平价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53国际元，按照目前增长态势，2020年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据此经验，2013年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个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二个风险时段。做出这样的判断，更为重要是的结合了中国人口问题与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人，是中国劳动人口首次下降的年份。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测算，具有高收入和高储蓄特点的30—60岁人口，在2022年达到最高值6.88亿后开始下降，这与上述两个经验时段刚好大体重合。

2、中国经济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

分析一国或地区的长期增长潜力，就是要测算一国或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从生产能力扩展的角度看，中国依然具备较快增长的潜力，这由中国生产资源的基本条件所决定。

（1）劳动力转移和教育投入能弥补劳动力总量减少的影响。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认为中国经济将要明显减速的学者，首要的依据是中国劳动力规模的高峰已出现，并进入下降阶段，单从劳动力总量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受制于劳动力投入减少的影响。但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明显二元经济特征，并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必须考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2002年至今，中国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累计减少了1亿人左右，但并没有影响中国农业的产出总量，粮食、经济作物、肉类产量保持增长，说明农业部门确实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能够抵消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第一个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过程对应的是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2014年5月29日人社部发布的《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77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31.4%。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至少要下降到10%以下，而多数发达国家在5%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还有近2亿农民需要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即使按照20年时间来完成这一过程，每年也需要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将近1千万人，这比每年劳动力总量减少的人数要大得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仅能够弥补未来劳动力总数减少的影响，还能够保障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一定程度增长，满足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需要。

未来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不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中国近年来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逐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中国拥有大量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已达到 12 年，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非常领先的。在本世纪初大学扩招和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每年毕业大学生超过700万人，几乎超过北欧国家荷兰的总人口，这些人口似乎是值得担忧的就业困难的人口群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拥有大规模的相对较高教育培训的人力资本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从人口结构来看，以总抚养比低于50%作为人口数量红利测量基准，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50%，开始进入人口数量红利期，根据测算，2027年前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之后会以大约每年1%的速度增加，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预计为43.75%，按每年1%速度增加7年，大约到2037年能达到50%，人口数量红利期基本结束，可见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存续时间大约还有20年左右。

（2）资本投入仍然具有较快增长潜力。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有的学者认为，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下降，中国的储蓄率也将出现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储蓄的是25—60岁，特别是30—6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因为上述年龄段的人口身体状况较好、收入较高，正是高储蓄阶段。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25—60岁、30—60岁高储蓄人口分别在2022年和2023年达到最高值7.76亿、6.88亿后开始下降，到2030年30—60岁高储蓄率人群还将保持较高比例，约为47.12%，与目前的水平相当。在未来20年里，中国高储蓄率依然会持续。这种情况说明，在2023年以前，中国的储蓄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会出现下降。

现在，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出现大范围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已过去，未来缺乏大量的投资机会，无法推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实际上，目前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占有量比发达国家低很多。OECD将不同国家的资本存量都用购买力平价折算为2005年的国际元后，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比美国、日本低很多，与韩国也存在很大差距，仅为韩国的50%左右。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投资过度、投资比重过大，将造成产能过剩，并使得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出现不良贷款问题。这种观点对于我们防范经济风险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成立，主要依据是中国投资效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总体来看，反映中国投资效率的指标没有出现持续明显下降。以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测度投资效率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来看，虽然2009年中国的ICOR指标曾出现明显上升，但这是经济处于低谷时的现象，反映出采取四万亿投资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原因在于，当经济处于低落阶段，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由于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发挥作用有一定时滞，产出并不会马上增加，反映在ICOR指标上，会出现暂时升高现象。但2010年以后中国ICOR已经降至正常水平，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情况，说明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

关于中国投资高增长持续的时间，按照各级政府“十二五”建设规划，中国主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基本完善还需要5—7年的时间，大约将在2018—2020年间结束投资的高潮期。关于中国未来的大规模投资领域，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就具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中国目前有一批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型城市，这些城市都具备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的必要性，但目前还存在很大差距。全国十大城市之中，每平方公里的平均轨道密度仅达到中国大陆以外主要城市地区的四分之一，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轨道密度仅仅是五分之一。如果将这十大城市的轨道密度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就需要建设5000公里的轨道。根据上述分析，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资本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很大潜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在2020后潜在增长率会再次出现下降，可能会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三、2014—2024年中美经济总量数据预测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6月的最新预测显示，美国在今年和未来数年的GDP实际增长率将维持在2%左右，通胀率也保持在1.5%—2%之间。CBO 《预算及经济展望2014—2024》报告预测，美国在2014—2017年实际增长率将保持在2.7%—3%区间内，2018—2024年的实际增长率从2.4%逐渐回落到2%，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预计到2024年GDP为27.095万亿美元。

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国内外机构和专家普遍认为5%—8%的年实际增长率将是大概率事件。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无重大意外事件发生，2020年前将基本实现GDP7.5%的年增长目标，2020年后将保持7%的年实际增长率，通胀率将保持在2%—3%之间，人民币升值将保持2%左右。因此结合人民币升值及通胀因素，以2013年GDP9.3万亿美元为基数，2020年前按照实际增长率7.5%，之后实际增长率7 %，人民币年升值2%，通胀率2%进行测算，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在2022年达到25.8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四、结论

正确地分析我国经济总量现状，判断未来的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的现实是总量大，但水平低。2013年以9.1万亿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GDP的12%，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但人民币持续升值和通胀率上升，加速了我国以汇率法计算的GDP总量增加。购买力平价法低估了我国物价水平，高估了GDP规模，中国不可能象世界银行预测的在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从反映发展质量的指标来看，2013年我国在全世界186个国家中，人均GDP排名第81位，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01位，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巨大，但速度可能降低。根据经验数据和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的判断，2013和2020年左右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但劳动力转移和教育投入能弥补劳动力总量减少的影响，人口数量红利期将持续到大约2037年左右，在未来20年里，中国高储蓄率依然会持续，中国资本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很大潜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中国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在2020后潜在增长率会出现下降，可能会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根据GDP实际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测，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在2022年达到25.8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即使到那时，中国GDP的人均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大幅度缩小。中国经济在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受着种种制约：在经济体系中，GDP总量与经济质量、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不平衡;在力量建设体系中，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建设间存在不平衡;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已有资源力量与战略运筹能力间存在不平衡。因此，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张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