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慧夷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临安 311300)

在中国近代史上，浙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知名出版家，包括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章锡琛、张静庐等。浙江籍近代出版家的基本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1 近代浙江出版家的基本情况

在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中，陆费逵作为中国近代第二大出版企业——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管理者，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可以说以一己之力使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崛起，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中国近代出版双雄，其经营管理才能在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中较为突出。从现代市场营销理论观之，陆费逵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典的市场营销“4P”理论①契合，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

一、陆费逵的产品策略

作为出版企业，其市场竞争力的根源在于所提供的产品——图书及各类出版物——能够有效符合读者的需求。陆费逵为了使中华书局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自创立伊始就树立了多元化的出版思想，所出版的书籍类型非常广泛，形成了以教育出版为主体、书刊并重、多业并进的产业体系。纵观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尤其是其标志性出版物，在产品策略上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跟踪超越”的精品策略

作为后来者，中华书局在自身资源上无法和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近代出版的标志性机构——商务印书馆相比，如果贸然选择某一主题，就有可能面临着亏损的巨大风险。基于此，中华书局主要根据商务印书馆所推出的、为市场所欢迎的题材，迅速策划一个类似的同领域选题，“马上跟进，不让商务专美于前”[1]。这种选题方式被称为“跟踪超越法”。所谓跟踪，是指中华书局在选题上对商务印书馆的“跟踪”与“模仿”；所谓超越，则是中华书局不计成本，打造出受市场欢迎的精品，在特定领域与商务印书馆形成正面的竞争。例如在辞书领域，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编辑辞书的出版机构，较为著名的有1912年《新字典》；中华书局则相应出版了《中华大字典》，其质量远远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中华大字典》由陆费逵亲自担任主编，除继承《康熙字典》的字汇和部首分类法外，还采录了近代方言和翻译的新字，收字46,867个，是一部搜罗完备、内容丰富的大型字典，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二）定位明确的错位竞争策略

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中华书局不可能做到处处都“超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此时，就有必要明确自身定位，与商务印书馆形成错位竞争。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中华书局的《辞海》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辞源》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于1908年开始编纂，1915年正式出版。陆费逵在创办中华书局后，一直立志编纂百科全书，1930年高薪聘请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兼图书馆长，《辞海》得以问世并成为经典之作。同《辞源》相比，《辞海》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可以供古籍阅读者、语文教学者和文史哲研究者使用，实用性较强，适用范围广，发行遍布世界各地，是我国汉语百科辞典领域的代表作品，销售量远超过《辞源》。

二、陆费逵的价格策略

价格是市场营销的关键要素，也是最直接反映市场动向的指标。由于社会受教育水平较低，近代图书市场的总体容量有限，合适的价格策略是决定出版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陆费逵针对当时的市场情形，为中华书局制定了契合实际的价格策略。具体而言：

（一）灵活的定价策略

从总体上看，中华书局的定价策略是非常贴近市场需求而灵活多变的。例如，“一鸡多吃”法是当时中华书局主要的定价方法，即根据不同的市场需要，把一本书改编成不同的版本形式，以扩大销售。[2]例如，《中华大字典》初版16开4册，定价9元，为降低成本和定价，中华书局又出了32开精装本2册，定价是原来的一半（4.5元）。后来又以《中华大字典》为蓝本，出版了《中华中字典》和《中华小字典》，分别供中学生和小学生使用，定价只要3元和1.6元。《四部备要》和《辞海》也采用了以上类似的方法，以便不同的读者可以选择购买，销售数目也得到了增加。另外，中华书局在特定时期会采取打折、赠劵等形式促进销售。如1931年，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20周年，陆费逵采取了赠送书劵方法，凡是购买中华书局版图书满实洋五角或预约书及文仪等满实洋1元的，都能获赠券1角，同时还实行了“廉价两个月”的打折活动，促进了图书销售量。

（二）负责任的售后服务策略

出版物的定价并非价格策略的全部。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和读者信任度，也是价格策略的组成部分。陆费逵一直强调服务读者的重要性，他公开宣布，购买的中华版图书如果有印刷或装订问题，不论书的品相如何，随时可以换新书或者退款。中华书局还建立了专门的部门对读者需求进行调查，保证不出现书籍脱销的情况。另外，为了方便读者购物，陆费逵在1917年在发行所专门增设了“通讯贩卖部”，不但本局售品可以函购，“凡上海直奉江浙闽粤川汉，以及欧美日本各处货物”都可以代买。[3]顾客只要将约计所购之物需洋若干连同邮费寄去，书局当即代为将物购就寄回；余款寄回或暂存书局，由购物人自定；如不属上海出产，可委托各地分局代办。[4]这一项目已经超出了当时书局的营业范围，而且在运行中具有较大的困难，但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陆费逵还是毅然开展了这项业务，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三、陆费逵的经营渠道策略

经营渠道是商品从生产者流转到消费者的整个过程，是影响产品销量与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陆费逵在中华书局的经营过程中采取的渠道策略，表现出多元化、综合性的特征，具体而言：

（一）通过广设分局建立销售渠道

民国时期并没有遍布全国的图书发行中介，出版企业必须自行负责发行，建立有效的销售渠道由此显得特别关键。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中华书局通过在国内外设立分局、增加发行网点等途径来扩展销售门径。中华书局成立之初，陆费逵就在北京、汉口、奉天、广州、南京、温州、杭州等地设立了9个分局。到1914年，分局增至27处，到1916年分局增至40余处，并逐步扩展到了香港、东南亚等地。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迅速地扩张市场、建立营销渠道，中华书局分局的设立以合办为主，和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士共同出资，采取特约经理的方式，有较大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各地的积极性，这表现出陆费逵在营销方式上的灵活。也正基于此，中华书局在创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

（二）通过广泛公关建立政府渠道

陆费逵十分重视和政府的关系，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借助政府力量，建立与政府有效沟通、合作的渠道，不断发展壮大中华书局。例如，在陆费逵的热情邀请下，范源廉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所所长，后来范源廉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由于之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范源廉自然会在教科书发行等事务上对中华书局有所照顾。又如在1929年，陆费逵推举当时的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担任中华书局董事长，建立良好关系后在1932年获得了承印国民政府证劵和小额钞票的资格，也由此极大的发展了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应该说，正是陆费逵善于运用公关手段与政界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才使中华书局能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关系，既能在书业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又能维护中华书局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5]

四、陆费逵的促销策略

出版企业的促销策略，是出版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其目标读者及社会公众的认同的过程，也是出版企业充分展示自身特点、最终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过程。陆费逵非常重视中华书局的书刊宣传与形象推广，为了加强图书宣传工作，在中华书局总办事处下设推广部，专门负责图书推销事务，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专业化促销策略。

（一）通过报纸进行宣传

媒体是企业宣传的重要阵地。在近代中国，报纸是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陆费逵很早就认识到报纸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常在《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上刊登广告。1912年2月26日，他在《申报》上发表《教科书革命》一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对中华书局的教科书进行了很好的宣传，可视为广告作品的经典之作：“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是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6]中华书局之所以在教科书领域一炮而红、迅速发展，和陆费逵不遗余力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二）利用社会公共活动进行宣传

除了常规性的宣传活动外，陆费逵还极为敏锐地参与各项社会公共活动，将中华书局进行充分的宣传。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中华书局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的宣传。1929年6—10月在杭州召开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极为成功的公共活动，被公认为开了中国会展业的先河，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陆费逵积极参与西湖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并充分利用这次盛会，对中华书局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1）在会场内开设中华书局特别陈列处。西湖博览会共设8馆2所，分别是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和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中华书局在教育馆内专门开设了特别陈列处，占地约75方丈，在其中展示中华书局的主要书籍、文具仪器、标本模型、印刷品、总厂与总店的模型。另外，在特别陈列处西部园林中，开设中华书局儿童图书馆，其中设置表演台、喷水池并播放音乐，为少年儿童提供休息、学习的极佳场所。[7]（2）在会场外开设中华书局休息处和临时商店。中华书局休息处设置在教育馆出口处，备有桌椅茶点，环境优雅；中华书局临时商店设在外湖西冷桥南方，为游客提供便利。另外，为保障电力供应，中华书局特在儿童图书馆处自备发电机一组，挂满五彩电灯，夜晚时尤为引人入胜。[7]

五、小 结

综上所述，陆费逵在中华书局的经验实践中，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发源于西方的市场营销“4P”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概括而言，陆费逵的市场营销策略可以归纳为：差异化的产品策略、灵活化的价格策略、多元化的渠道策略、专业化的促销策略。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陆费逵能够认识到出版营销的重要性并自觉融入中华书局的出版实践中，具有相当的经营眼光和责任担当，既是近代浙江出版家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近代中国出版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当代出版人学习与借鉴。

[注 释]

①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提出了市场营销组合的概念，将营销人员运用的可控因素归纳为四类：产品（Pordue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被称为市场营销的“4P”理论。参见 [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第13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12-16.

[1]王余光，吴永贵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4.

[2]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M].北京：中华书局，2002：287.

[3]夏慧夷.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微博话语博弈研究[J].新闻知识，2014(11):28.

[4]吕达等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31.

[5]夏慧夷.陆费逵的公关理念及其践履 [J].武汉：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78.

[6]夏慧夷.陆费逵的出版思想及其实践 [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7]中华书局.西湖博览会与中华书局 [M].北京：中华书局，1929：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