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思维(Ⅳ)

2015-03-13昝廷全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年4期

昝廷全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181)分配的结构主义特征

人体是一个耗散结构。为了维持人体的耗散结构就需要不断的吃进“负熵”。更一般的讲，经济系统具有趋向耗散结构(非平衡定态)的自发趋势。这个过程的方向性从客观上区分了“有利”和“不利”两种情况。分配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于维持和扩大再生产是否有利。根据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财富或价值的创造是正确使用各种资源的综合结果。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把资源划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两大类，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这就内在的决定了各种资源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或称之为分配合理性的内在尺度。同时也内在的决定了分配的结构主义特征。

对各种投入资源的回报最终也是对社会成员个人的分配，具有养活个人、进而养活社会的功能，因此，更接近生产的人本主义目标。其中“更接近”是因为分配之后还有消费，只有经过消费才能实现真正的劳动力再生产。从实际操作上讲，分配完全具有定量特征。对每种资源回报的内在尺度就是各种资源的边际贡献率。但是，对劳动边际贡献的计算具有特别的复杂性，针对劳动的回报历史上提出了两种典型的方案: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但是，它们都缺乏相应的信息基础，因而都只能是一种近似。

(182)行政管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系统时代，整合为王”。对于一个系统本身的整合而言，必须拥有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决策中心。

如果系统没有决策中心，凡事“纸包丁子乱出头”，系统将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解体。与系统决策中心对应的就是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注重系统的整体结构。因此，一个系统(企业)的内部组织，即其子系统如何划分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子系统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即系统的整体特征。当系统与环境发生关系时，都是以一个整体而出现的。例如，企业与市场发生联系时。行政管理必须处理系统(企业)所有的外部联系，包括输入、输出、技术交流、生产合作(外包)等，更包括企业对市场的整体适应能力，以致做出“关停并转”的决定等。

经济管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行政管理的最高目标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行政管理对应于更高层次的信息。这个更高层次的信息就是社会效益。只要产品经过市场进入消费，为企业赚回利润就实现了经济管理目标。社会效益对应于产品的使用效果，唯有如此才能说企业在社会分工中尽到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在一般情况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致的，经济效益好往往社会效益也高。但是，也有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例如，毒品、欺诈、甚至暴力都可以带来高额回报，但却都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因此，产品的使用情况是更重要的信息通道。

(183)分类的学问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古人就有的智慧。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讲，随着分类的加细，就意味着认识的深入。拓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研究空间的连通性，其基础就是等价聚类和半等价聚类(相容聚类)。等价聚类的类与类之间没有重叠，相当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界限清楚;半等价聚类的类与类之间可以重叠，可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业融合就属于这种情况。昝廷全和吴学谋曾经于1993年在国际《控制论》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复杂系统的一般分类方法。

从社会学来讲，阶层划分的本质就是对人群的分类。在改革开放初期，阶层的流动相对容易。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阶层相对稳定，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对困难一些。社会活力决定阶层流动。为了增加社会活力，就要扩大阶层流动的通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潜台词就是，同类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同时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对于一个系统和组织而言，如何进行内部分类还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不同的分类，将会改变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系统的整体特性。例如，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同的部门划分，将会导致不同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进而决定企业的整体特性和对外部市场的反应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系统或组织来讲，如何设置内部部门和进行部门划分都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184)底线

前一段时间，在良子偶尔看到中央电视台对范曾的采访。主持人说，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许多主持人都在画画，例如朱军、倪萍和董浩等，并问范曾:“您认为，他(她)们哪一位造诣比较大一些?”。范曾明确的回答:“他(她)们没有一位配得上‘造诣’这两个字”。听了这个回答，顿时肃然起敬，一个严谨画家的形象顿时浮现在脑海。这就是艺术家的底线!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媚俗，而是媚俗要有底线。对底线的坚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在法治社会，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在任何时候都要遵纪守法，这是法律底线。法律底线是对个人行为的硬约束，具有强制的性质。按照中华传统，法律的合理性来自于道德。在法律底线之上还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本的道德标准。与此同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职业道德，例如艺德、医德、教师职业道德等等。人与人交往也有一些显化或潜在的行为规则。如果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交往就会非常easy，如果有一方不遵守游戏规则，交往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遵守游戏规则就是人际交往的底线。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人，别人很难与之相处。特别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要求别人突破底线、特别是法律底线和学术良心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坚守各种底线是对每一个成熟公民的基本要求。

(185)何以对小人

2014年余秋雨先生出版了《君子之道》。与君子对应的是小人。所以，余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小人问题。面对小人的纠缠和污蔑，正如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面对市井无赖一样，也会不知所措，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不理就是最大的藐视。因为，你一还手，就抬高了小人，就中了小人设下的圈套、就进入了小人设定的逻辑。当然，余秋雨先生比较自信。他认为，他一还手，就太重了。

从系统经济学来讲，你一还手，就相当于你和小人“系统化”，变成了一个系统的不同元素，自然也就具有了某种共同的属性，这往往正是小人所期盼的结果:小人和君子变成了同类。由此往往导致高层和旁观者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有些人自己碌碌无为的目的就是使别人也碌碌无为。时间是硬约束。你一分心于小人，自然会耽误自己。对小人置之不理，相当于和小人“分离”，切断和小人的系统化通道，使小人无法“借势”。小人纠缠和污蔑你，往往是因为在小人看来你足够强大，他通过对你的纠缠和污蔑可以“借势”。因此，如果有小人纠缠和污蔑你，你是否可以暗自窃喜?但不可还手，你一还手，就上当了。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走自己的路，让小人的幻想破灭。

(186)总需求不等于个体需求之和

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这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来源。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萨缪尔逊曾经指出:“只要学会了需求和供给，鹦鹉也能成为经济学家”。与此对应，经济学典型的形成了需求学派和供给学派两大阵营。计划经济的基本做法就是，首先对社会总需求做出预测，然后层层下达生产指标进行生产。这种做法的最为根本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其忽视了不同层次系统之间的本质区别，即总需求不等于个体需求之和。总需求和个体需求对应于不同的需求主体和不同的系统层次。从个体层次到社会层次存在一个层级过渡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同个体需求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层级过渡就会产生新的信息通道，因此，社会总需求从本质上已经不同于个体需求，例如社会总需求具有结构特性等。

现在主流经济学处理需求问题时，依然把总需求等同于个体需求之和。我们认为，总需求不等于个体需求之和才是需求理论的未来。

(187)个人利益与关联利益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契约社会。现代社会是由每个独立的个体通过契约的形式结成的社会系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决策主体，当然也必须承担所有的决策后果。从决策的角度来讲，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分散式决策，每个参与市场的主体都是独立的决策者，同时承担所有的决策后果。决策的依据是决策者获得的信息和其知识状态，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对应于利益的变分原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就是关于经济人行为的假设，即假设个人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

每个人决策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当于个人利益的变分原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之中。因此，个人利益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直接个人利益和关联利益，即

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对直接个人利益的认识相对容易，而对关联利益的认识往往比较复杂。这就导致一种结果，决策者个人自以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事实上并非如此。正是由于关联利益的存在，自然形成了高层次干预的必要性。

(188)再谈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演化

作为我国当前重要的三大战略之一的“互联网+”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演化。经济结构演化的一般趋势是朝着复杂性增加的方向，其原因就在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达，经济系统会接受更多的信息。经济系统演化的总体趋势就是不断打破分散和孤立的生产经营方式走向合作，不断实现系统广化和系统深化，最终实现全球化。基于对经济发展的这种认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评价必须结合经济发展的系统化趋势来讨论。

经济系统演化的本质就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的改变，进而产生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即新的经济结构。经济系统是人工系统，经济系统的发展和演化属于自主进化的范畴。因此，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演化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如此，其进化的速度自然取决于人对造成经济系统演化的新发生的关系和联系及其影响的认识。对这种新关系和新联系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并非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恰当处理多涉及的权利与义务，这将使得经济系统的整体行为在相当时期内偏离最佳选择，妨碍系统进化的整体进程。由此，提高对新关系和新联系的认识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对此，仅仅依靠市场和政府干预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干预主要表现为宏观调控，即通过设定描述系统整体特性的控制参量进行调控，并辅之一对个别“非理想行为”的动力学干预。

(189)财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资源被占有即成为财富。因此，产权是资源位的限定和子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构成了一类结构信息。可以按照个人占有的财产状况进行社会阶层划分。资源被占有的方式就是所有制。财产的所有权原本意味着对它的绝对支配权。但是，在不仅考虑财富的数量，而且同时考虑财富的质量、特别是技术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发现，财富的占有和使用对应于不同的信息基础，进而导致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适度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已经和正在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财产起源于剩余。如果没有剩余，就没有对剩余物资的占有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所有制问题。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私有制，是因为剩余物资太少，只能为少数人占有。其对应的信息基础是由于原始人的个体差异。在当时智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个体差异主要表现为体力差异。这和希腊时期雕塑的起源相类似。

在群婚的制度下，没有家庭，私有财产无法继承。真正的私有制必须借助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才能维持。财产的继承和支配依靠的信息基础相对简单，主要是血缘关系。但是，财富的正确与合理使用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管理者的自然标准主要依赖于头脑中的知识状态，直到现在还不能通过生殖遗传。由此看来，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绝对一致并非天经地义。其理由和我们在“为什么财产权必须得到政府认可”一文中的论述完全一样。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信息基础在于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由于社会生产的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对生产和管理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科学化。物质财富可以简单继承，而精神财富(知识和经验)却不能，这就加剧了上述二者之间的矛盾。由于合理使用财富所需要的知识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适度分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种分离直接影响着财产的继承方式，由此可以对许多富豪的“捐助”找到部分解释。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仅影响财产的继承，而且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90)“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途径和极限

人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许多经典的文学创作描述的都是各种极端故事。通过各种极端故事展现和揭示人性的真善美禅和对待名利权情的态度。其背后支撑性的理论依据就是，根据运筹学研究，最优解往往都在边界上。各种极端故事就相当于“广义边界”。这些“广义边界”和极端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衡量事物的内在尺度，也可以据此将其延伸为“艺术的作用”。

采用数学的语言来讲，如果把“生活”看作一个集合，则“艺术”就是这个集合的确界，包括上确界和下确界。极限是确界的特殊情况。因此，艺术就是生活的极限和确界。由此内在的规定了艺术源于生活的途径和高于生活的约束与极限。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寻找生活“集合”的极限和上、下确界来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抽象，但是，这种抽象，或“高于生活”不能脱离生活集合的极限和上、下确界随心所欲。

［1］昝廷全.系统经济学进展:2013 －2014［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昝廷全.系统经济学史记:1985 －2012［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3］昝廷全.系统经济学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昝廷全.系统经济学学术散墨［M］.北京:中国书店，2012.

［5］昝廷全.系统经济学原理:概念、原理与方法论［M］.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

［6］昝廷全.系统管理模式［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音像教材出版社，2003.

［7］昝廷全.沟通就是零距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8］昝廷全.产业经济系统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9］钟学富.社会系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何正斌(译著).经济学300年［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1］［美］加来道雄(MichioKaku)著，伍义生、杨立盟译.物理学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12］清崎·莱希特.穷爸爸富爸爸［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