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谭绍闻、白孝文“不肖子”的形象对比

⊙张 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歧路灯》《白鹿原》两部书产生于不同年代，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不肖子”问题尤其引人注目。《歧路灯》之谭绍闻、《白鹿原》之白孝文都是不肖子的典型。然而，不肖子成因有很多方面因素。本文即探究了这些成因。

《歧路灯》《白鹿原》 谭绍闻 白孝文 不肖子

自古以来，不肖子形象大量出现，唐代如《李娃传》之荥阳生，清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歧路灯》中的盛希侨，近代如《金粉世家》之金燕西、《白鹿原》之白孝文等。其中《歧路灯》《白鹿原》中“不肖子”问题尤其引人注目。两部书产生于不同年代，但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谭绍闻和白孝文是既独立又统一的整体。通过以下三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清醒地看到这两个不肖子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是如何堕落、迷惘而又奋起的。

一、两部名著有不同的创作背景

《歧路灯》作者李绿园出身寒微，他是从一个普通读书人进到中上层地主阶级的艰苦“创业者”。他仕途极其不顺利，宦游二十年，行迹半个中国，深谙世态炎凉。晚年告归后在老家教书。他亲见官绅家庭子弟败落的情形，目睹了官绅之家一夜间丰功伟绩烟飞云散。因而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和不满，对下层社会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他年轻时热衷于功名，疏于教子，致使大儿子走上迷途。宦游经历和失败的教子经历使李绿园感受到子弟不肖给家庭、家族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悲痛。因此，李绿园把理想和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想要为封建末世振兴而一救。

《歧路灯》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谭绍闻生在一个很有根基的家庭，祖父是老成的典范，其父孝移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谭孝移最留心家事，唯恐后代堕落，富贵不能长久。但清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新兴市民阶层开辟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这种存在方式狠狠地冲击了书香门第。《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经历了艰苦的童年并且错失上大学的机会。在艰难生活条件下，他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品构建在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的地理坐标上，这片土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极具典型关中民俗特色，同时作者发现关中这片大地上的人民命运与近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致的，于是他以黄土高原作为社会变迁的舞台，以文学的形式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血雨腥风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进而展现了他对历史和文化的凝重思索。《白鹿原》详细叙述了关中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陈忠实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和各种无奈，“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看到历史文化是现代文明的绊脚石，仍然迷恋于历史文化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

《歧路灯》更多的是融入作者自身的遭遇和理想，而《白鹿原》则是作者对整个民族及其文化的重新审视。二者都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现状的深切沉思。

二、两个形象的同与不同之对比

（一）两人的大体相同之处

第一，两个人身上都有共同的好色贪淫的本性。

由于两个人都没有过真正的爱情，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至内心真情一直淹没着。一旦碰到机会，内心原始的欲望便一发不可收拾。谭绍闻“好浮华”。他与女婢私通，在浮浪子弟引诱之下拈花惹草，堕落竟至狎尼宿娼、戏娈童、炼黄白，做出种种不肖之事。见了“如花似玉”的贴旦九娃，他竟将戏子收留于书房中，过着荒淫无耻生活。“欲望是男人的软肋，孝文也不例外，这个软肋在小说里就具体化为小娥这个原上最淫荡的女人”。小娥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他禁不住小娥引诱，钻瓦窑钻窑洞，越陷越深，终于被“情欲”俘虏。

第二，结局——两个人都是“回头浪子”，虽身陷异途，但都还有良知。

谭绍闻由于一味骄奢，又结交匪类，替人窝藏民妇而酿出人命案，终致家产荡尽，声名扫地。走投无路之际，救星谭绍衣使他成为彻底洗心革面、立志读书之人。胆小怕事而又尚存羞耻心的谭绍闻接受父执们的建议，和程嵩淑一班“正人”接近。谭绍闻的儿子科名早发，谭家枯树再荣。总之，他被穷逼急了，走上了一条正的路儿来。白孝文沦落后受尽世人鄙视，生命垂危。他为了生存，结束了窘迫的流浪生活，重新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他带着新媳妇走到家门口，叫了一声“爸”并伏倒在父亲膝下，心中流露出“我回来了”的感叹。

（二）两个形象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两人做事时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心慈面软”使谭绍闻面对问题犹豫不决，缺乏应对社会的能力。他赌输后慨叹：“此时方寸之中……小字汇儿！”这段文字就是对他性格中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等软弱性格的最好说明。狠毒是白孝文的典型性格特点，即毫不迟疑、冷漠残忍。他的毒，在对付黑娃时便显露得淋漓尽致，对黑娃实行了“抓、骗、杀”手段；另外他的毒更彻底地暴露在鹿兆鹏面前。

第二，两人都是不肖子，但有本质的不同。

谭绍闻是物质型，是腐朽堕落的“不肖”；而白孝文则是精神型，是叛逆反抗的“不肖”。物质型“不肖子”是浅层次。谭绍闻精神空虚，毫无摆脱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意识，体现的是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他在家里开赌场，养娼妓，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经历了卖房弃产、欠债还钱、奴仆背主的一系列颓运，以至于因怕赌徒要债，而上吊自尽。精神型“不肖子”则属更深层次。由于封建思想的重压、严父的时刻管束，使白孝文内心的欲望无处发泄。他痛恨那份令人窒息的束缚，进而冲破了牢笼，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走上精神的“不肖”之路。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叛。

三、两个形象产生原因同与不同之对比

（一）不肖子产生原因相同之处

第一，家庭的影响。

谭绍闻出生在一个所谓“书香门第，清廉洁白”的人家，父亲是个举人，对儿子管教得很严。谭孝移用规矩戒律对孩子进行严防死守，使得谭绍闻从小性格怯懦，毫无辨别能力。另外，谭孝移优柔寡断的性格给儿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母王氏四十岁方得谭绍闻，故珍爱有加。她的溺爱，使谭绍闻更加放任。另外，谭绍闻的妻子孔慧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明知丈夫的胡作非为，但迫于礼教的约束，只能委曲求全，使其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儿子的言传身教有重要影响。他是个忠实捍卫家祖宗法文化的族长。他教育子女认真学习祖宗家训，强令儿子体验劳作的艰辛；并让他懂得自食其力，勤劳致家。他以未来的族长的形象来规约白孝文。孝文也不负厚望，从精神到行动足以胜任新族长。白孝文实际上是活在别人的安排下，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侵蚀了他的个性，也搭建了其人性中封闭的牢笼，让他骤间沦落为纵欲、抛家卖地的败家子，爆发出赤裸裸的兽性。

第二，外人的诱使。

谭绍闻的堕落，首先与先生侯冠玉有关。娄潜斋离教后，王氏请侯冠玉接教她的儿子。这位侯秀才认为如果所读之书于功名无益，不如不读。他选购了两部课幼时文，嘱咐谭绍闻只要将之熟读千遍，不愁不得功名。他每天给谭绍闻讲的不是命相就是风水，介绍给谭绍闻的书不是《八股快心集》，就是《绣像西》或《金瓶梅》。谭绍闻跟他只学会了拈花惹草，一再堕落。其次与社会浮浪子勾引有关，他们逐渐将谭绍闻拉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致其堕落。白孝文的堕落是由于鹿子霖利用小娥的美人计把他拉下了水。恰逢大灾荒，白孝文便从封闭的白鹿原一下子跃进了大千世界。在小娥女色诱惑下，最终使原本不谙房事的他看到比自己老婆更优秀的小娥时，便自毁了他身上的禁锢，暴露出人性本色，失足成不肖子。他的失足，是对压抑人性的伦理观念的反叛，是对社会禁锢的冲击。

（二）不肖子产生原因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谭父要求谭绍闻走的是以传统儒学为理念的君子之道。而19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日渐衰微，面对社会上各种人生价值的冲击，谭绍闻的自我意识逐渐提高，产生渴望自主、摆脱支配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在一次次堕落中寻找自我实现的快意。而白孝文这个不肖子是传统伦理道德和现实境遇冲突的产物。他从小也是在其父的威逼下接受各种儒家思想的教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宗法力量的削弱，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逐渐削弱，不断膨胀的私欲和享乐心理把其父一生推崇的“仁义”思想践踏在脚下。后来，动荡的时代造成他的性格畸变。可以说，是封建宗法思想和时代的浊流使其人性变得阴暗，成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败类。

这两个不肖子，无论是大量挥霍、精神空虚，还是起而反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李绿园和陈忠实两位作者正是塑造了这两个不肖的形象来对封建礼教压制人性进行深刻的反叛，对家族传统美德的丧失表达感伤。正如白孝文回到原上对妻子突然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用这句话来解释不肖子们的逆反行为再合适不过了。

[1]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李绿园传[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2]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李延年.《歧路灯》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4] 王君梅.从黑娃和白孝文看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J].小说评论，2004（5）.

[5] 罗发扬等.白鹿原精魂——《白鹿原》中白孝文肉身交往解读 [J].新西部，2007（14）.

作 者：张杰，辽宁师范大学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