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

这个下午，天热得厉害。我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宽松的短裤，坐在长条凳的一端，左腿垂下刚好触及地面，支撑住整个身子，右腿则屈膝至凳子的边沿上。之前，我本来打算试验看能不能把左腿慢慢抬起，然后尽可能地使长条凳子的另一端翘起，如果能出现四十五度倾角，而我又是安然无恙地停留在凳子上的话，那便算是成功了。我努力地做着这样的尝试，同时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创造性运动而暗自窃喜。我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它不像我小时候玩过的跷跷板那样安全而又操作性强，但我还是愿意做这件事。因为，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我实在无事可做。

我起初的尝试毫无意外地没有成功，我把双手抱在胸前，尽量不去考虑周围可以依靠的物件，然后集中精力。但我只能使得那个倾角达到三十多度。凭我的目测能力和对数学的敏感，我想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确不能像我想的那样达到令我满意的程度。因而，我就在后来显现出只有我能体会到的沮丧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不喜欢喜形于色。

晚上快要九点的时候，我的母亲进入了我的房间，一进门就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当看到我浑身是汗，便惊讶出声。她在我的头上摸来摸去，说你怎么了。她的样子有点严肃，大约是以为我受到了惊吓或是身体不适。我说没什么，然后向她报以微笑。她略微放松了一下表情，但还是坚持要把我抱到床上去。我不大情愿。我说，我能自己走到床上去。她说，即使那样，你也不能多走动，你需要休息。我强辩说，我快要好了，再也不能像个废人一样让别人来照顾了。母亲说，我也希望你是好了。可大夫说你的病在骨头上，一时半会好不了。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她脸上一闪而过的不易觉察的悲伤。或许，是她过于严重地为我担忧;或许，我本就不知道我的病有多严重。他们都不愿意在我的病情上和我做太多的交流，只是一味地安慰我，照顾我。好像我天生就是要让他们照顾一样。而我对他们这样的照顾十分反感。我生怕自己一辈子这样下去，那活着的意义还能剩下什么呢？我对此备感渺茫。

关键的问题是，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丝毫把握。我觉得它完全没有我的家人担忧得那样严重。它给我造成的错觉往往使我觉得我是健康的，和正常人一样健康。

五个月前的某个早晨，我突然感觉右腿极不舒服，说实话，那种不舒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一股麻麻痒痒的感觉，使不上劲，却又不觉得疼。如果非要打个比方，那就只能说是像用某种硬物挤压脚心般的难受。这个比喻是我后来去了省城看病时，去医院旁边的小广场上看风景，刚好路过一排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有三个孩子光着脚在上面走，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我也觉得好奇，就学他们，脱了鞋子往上面踩，一上去，我就有了那种奇怪的感觉。我一下子兴奋极了，我确信当时我跳起来了。虽然，我的这一说法后来别人都不承认。他们坚持说我的腿都那样了，我再有本事，也跳不起来啊。可我知道我是跳了起来，我和他们争辩，但他们都摇摇头，笑笑走了，脸上的表情竟然很奇怪。后来就有人和我的母亲说，别给我施加压力，有人看出了我的脑子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灵敏了，我从母亲对我的劝说中，大约能够想到那些说了这话的人当时的语气和眼神。我很生气，也很难过，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他们为什么非要觉得我的病情严重到连跳起来都非常困难才觉得是正常呢？不过，我也渐渐想通了：我为什么非要向别人把这件事说明白呢？首先，我在看病以及到那个小公园里玩的时候，我都是独自一人，没有人愿意为我的事费心，我也没有别的更为亲近的人，我是一个人去的，即使当时我是跳起来了，也没有人证。再说，就算他们都能相信我是跳起来了，对我的病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和他们不相信时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一想，我也就不再执拗于这件事了。

当然，我和别人争论我能跳起来的事只是图了一时之快，和我要说的事在这时并无多大关系。我找到了我的腿不舒服的具体感受，我能把它说出来，这对我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大事了。我相信我的这一发现，肯定会对医生判定我的病情和寻找病因有帮助。也许，就能证明我的腿只是暂时的意外，就像每个人的身体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不舒服一样，偶尔一天，它就会自动消失，并无大碍。我是这样期望的。

那天回到医院，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医生我的发现。但那个值夜班的年轻男医生一面玩着手机，一面对我说，有事明天去找你的主治医生，没事别到处乱走。他虽然给我泼了一头冷水，但我没有和他一般见识，我觉得我的兴奋还不至于能让他如此简单地消灭掉。我忐忑不安地怀着美好的憧憬至第二天早上告诉了我的主治医生。那个慈祥的老中医听着我的急促的诉说，皱紧了眉头。我知道我的诉说由于激动的原因而速度太快，表意含糊，但我还是急于向他说明白这件事。后来，他睁大眼睛问我，你确定是这个感觉？我欣喜若狂，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咬住嘴唇，使劲向他点头。可他却突然收回了目光，低头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交给了从他身边走过的年轻护士。他又抬头对我说，你去吧，我知道了。我当时茫然若失，一时没有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要我跟着护士去找另一个他写了电话的大夫？还是他写的那个电话本就与我无关呢？我望了望那个即将消失在拐角处的护士的背影，几欲抬腿，又回头看了看重新勾下头的老中医，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老中医再次抬头的时候，他惊讶极了，他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有事吗？我说，就是这个腿的感觉。以前所有的人都问我到底疼不疼，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说不上来，他们就显得很着急，县城医院的大夫就是因为这个才要求我来省城的。老中医说，那你现在知道那个感觉了？他的询问十分和蔼。我又一次点了点头。他又说，我知道了。

如你所能想到的那样，如果我再纠缠于这个感觉，老中医肯定会赶我走的。我不想招惹他，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我也说不清楚，就是难过，比早先知道我得了重病还让我难过。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悲凉。我本想当我把发现告诉他的时候，他肯定能给予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至少告诉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或者径直通知我出院，确定我没有病。我也告诉过他，以及所有为我看病的大夫：我真的没什么大碍，腿也不疼，仅仅是走起路来胯关节处有明显的不适之感，而这种感觉时轻时重。重时，我就会在走路时有所顾忌，以致外人看起来有明显的跛脚现象了;而轻时，就觉得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所有的大夫一开始都问我：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时，我就觉得我很冤枉，我根本就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只能告诉他们我不舒服。但他们听到我这样的描述时就无一例外摇摇头，大声地告诉我，你如果能说出是什么感觉，我就能看好你的病。因而，这个感觉一直是困扰着我的大问题。而现在，我的感觉被我描述出来了，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但我还是心存侥幸。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在医院接受了新一轮的检查。老中医告诉我，之前的检查都因为我说出了那个感觉而被推翻，他准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分析我的病情，然后，他严肃地说，我的情况不容乐观。

这是一家私人医院，管理相当严格，每做一项检查，都要我亲自签上姓名他们才能执行。尽管我对他们这样的服务极为满意，可后来我还是为此感到厌烦，因为平均一天里我所签过的单子，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有时候是护士亲自来，有时候是叫我去，总之，我一次次地被他们呼来唤去。直至最后的脑部检查完毕，另一个年轻的大夫说，如果能做一次测谎检验，大约就能确定你的病情。我问为何要做这个。他们的解释说他们怀疑我有疑病症，他们觉得我对自己腿部的感觉并不真实，也许就是幻觉。我对他们的说法十分愤怒，提出了抗议。我说，我也想我没有病该多好啊，可我的腿就是不舒服。当然，我再申明一次，我的腿好像真的没什么大碍。那个大夫极尽平和地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几乎所有像你这样的病人，都会对自己的病情没有自我把握。我说，难道你们以为我所发现的不适之感，是我编造的谎言吗？他们说，这极有可能是谎言，而你本身并不知情，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它是谎言。最后，他们在我强硬的态度下做了妥协。他们说，既然您不想做测谎检验，那就只能说明您的大脑受过强烈的刺激，您需要做精神方面的分析和治疗。我慌乱起来，争辩说，我的腿有问题，怎么又成了精神上的事呢？而那些人却都笑而不答。

鉴于医院对我的误解和对我病情的不客观判断，一气之下，我自行出院，把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们都抛开了。而最终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其实，我还是想留在省城再多寻几家医院，想知道确切的结果。可我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母亲来电话说，家里实在凑不出钱了，之前的那点积蓄已让我挥霍一空。面对这样的窘迫，我只好放弃了进一步治疗的想法。

母亲想要把我从长条凳上抱到床上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八岁的我和五十八岁的母亲相比较起来，差距大得惊人。她单薄的身子还不能轻易把我抱起来，再加上我的极不情愿，给她的举动带来了不便。

母亲第一次把我抱了起来，但也只是我的身子离开凳子而已，她试图挪动，但还是失败了。接着，她又努力了几次，但在我的拖拽下，她根本无能为力。直至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她才放弃了。母亲坐在床边缓气，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沮丧地看着我。几次欲言又止。

我的心情差到了极点，为母亲感到难过。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尽管在我之前，母亲曾经数次生养，但都因着各种原因而没能如愿。因而，母亲对我的爱护就非常人能比。同样，她对我的期待也就更为深远，她希望等我长大了，有了出息，才能不枉她前半辈子所付出的艰辛。我也的确希望自己能像母亲期望的那样回报于她，可谁能想到，我竟在正当壮年的时候，腿上出了这样的毛病，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母亲产生了绝望的不安。

面对母亲，我的愧疚与日俱增。当然病痛不是我有意为之的事，它的出现也不是我的过错，我本身就是无辜的，可为什么这样糟糕的事偏偏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难道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就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吗？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放过对自己的责备，也许，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忏悔，以便减轻内心深深的苦处。

我知道母亲的悲伤比我更甚。她定是被刚才抱我的事惊呆了，定然没有想到，时至今日，她已经抱不动我了，她是那样的衰弱。

我的爷爷在世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别人炫耀过我家祖上出过秀才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甚至还拿出过若干凭证来打消别人的疑虑。我后来质问过爷爷，既然祖上是出过秀才的，那到我们这一代，怎么会如此穷呢？爷爷对我的质问显得无可奈何，不得已，他只好略作深沉，告诉我说，大约是到这一代衰落的缘故吧。爷爷的理由非常充足。他说，凡事都有定数，一个家族由衰落走向兴盛或是由兴盛走向衰落都是必然的结果，并不能人为控制。我不知道爷爷这样搪塞我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还是他真的悟透了世间的俗事。而智力欠缺的父亲还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我小时候曾怀疑我的父亲是先天性的智力低下，为此，我还做过有限的几次调查。结果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天生的，也有人说是后来出了意外。我的母亲给我的解释是，父亲在四十岁那年，上山放羊时，迷了路，从一个两米多高的崖头上摔下来，昏迷不醒，直至晚上十点多，大家才找到了他。救回来后，三天不说一句话，几次不省人事，可又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后来还真捡回了一条命。父亲从那以后就变得更加痴呆了。母亲强调说，那年我还不足两岁。八年以后，父亲撒手而去。两岁之前的事我无从知晓。我从母亲所说的更加痴呆这样的字眼上，还是断定父亲早期也没有常人那样健壮和聪敏。

我清楚地记得，十岁之前，我在不断的斗争中度过。斗争的核心是，我的同伴们都喜欢以捉弄我行动迟缓的父亲为乐。经常有一大群孩子跟在父亲的后面，手里拿着小石子，干枯的树枝，或是别的什么物件。他们在后面一边赶着我的父亲，一边骂着傻子之类的话。甚至在我和父亲一起的时候他们也能这样毫无顾忌地进攻我们。因而，我就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会三三两两找我的茬。一直以来，迫于他们人多势众，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得远远的。直到我八岁那年，我拿着一块石头砸破了李元平的头，他们才开始对我尊敬起来，他们认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大人们也说我是个没人教养的野孩子，所有人都对我不怎么看好。但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们从来就瞧不起我。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好处便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少数几个年龄偏大，身强力壮的大孩子之外，其他人在我面前都失去了之前的威风。

就在我和孩子们斗争的时候，母亲的麻烦就从来没有间断。时常有人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我那时已经知道那些人不怀好意，可我仅仅是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当然，母亲还是以她的一身正气把那些坏家伙拒之门外。

等我慢慢长大，有力气了，有胆量了，我就觉得我更应该把父亲失去的尊严统统要回来。于是，我开始努力赚钱，为人谦虚谨慎。为了争一口气。我不相信我会和父亲一样不中用。

然而，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何我的努力仍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尽管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到头来似乎还是一无所有。凭着力气，我并没有改变贫穷的处境，我的母亲仍然生活在压力之中，而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又有所延伸，我和她所期望的美好生活还是没有出现，我仍然像父亲一样活在别人的眼里。尽管他们在表面对我持有热情，而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获知他们的不屑。甚至有时候也能听到对我的慨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担葱儿卖蒜。他们很多人已经坚信我肯定也会像我的父亲那样没有出息。

我不得不承认母亲在这两年来为我所操的心。也许，比对我小时候的操劳要多出十几倍。看着她日益苍老的样子，我内心惶惶不安。五年前，母亲就托人给我说亲事，我当时对此不屑一顾，我觉得以我的努力，讨上媳妇并不是难事。我当时是过于夸大了我的能力，实际上，是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次嘲讽。也就是说，我对自己的人生几乎没有清晰而精准的判断，我对未来仅仅停留在血气方刚式的青春朝气上。我曾豪气干云地说过，多年以后要让别人刮目相看。可那些话，显然是播下了讽刺的种子。

随着母亲三番五次地央求别人，我才知道，一切都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没有想到，我在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改变别人对我的顽固看法。说亲的人带回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我从他们杂乱的述说中总结出了三条：一是家境贫困，这是根本原因。二是孤儿寡母，不足为靠。其三便是和我的父亲渊源颇深的荒谬论断，大约说我一定是继承了父亲的不尽人意，可能也存在着头脑不清的个别因素。而可笑的是，我从省城医院回来，便有人开始散布我的脑子出了问题的消息，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人尽皆知。其中有人还在他们的喋喋不休中加入了肯定和亲眼所见这样极具说服力的言词，使得我的病情明朗化——问题不是在腿上，而是在大脑里。

母亲在床边坐了良久，看着我自己上了床，她才略感欣慰，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她帮我把腿放平，然后为我盖上被子。我看到她想说什么，可她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包括她要告诉我的秘密。她看了看我，起身出去了。

我关了灯，窗外的月色倾泻进来。房子里被尘土气息和草药的味道充斥着。粗劣的旧家具在灰暗中蒙上了一层阴影。我能看见窗下的沙发。那是多年前河南匠人走街串巷的时候手工制作的款式，浅绿色的粗布上缀满了细小黑色的花纹，看起来就像穿行在草丛间的菜花蛇。沙发扶手的地方露出一层薄薄的海绵，有着黑黄的脏。一片月光打在上面，显得异常清冷。房梁的角落里，有老鼠走动的声音，不时还有一些细小的东西掉落下来。我想，这座几近百年的老房子，可能就是我的爷爷留给我的唯一财产。

爷爷那时总会在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中卖弄我家的老房子。在我的记忆里，经常会出现爷爷站在我家的院子中央，给别的老人指点老房子的雕梁画柱和整整齐齐五道鸽子头的情形，他的表情是那样的得意，而别的老人也都无不赞叹，他们一致认为这座老房子是许多年前方圆几十里最好的房子。

母亲最终做了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她请了两个阴阳先生来整顿潜藏在我家深处的凶煞。她说我家的老房子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孤魂野鬼的骚扰，从而祸害到我的身上。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放出了亮光，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她要告诉我的秘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不信这些妖魔鬼怪的事，她才把这个看做是秘密，要和我商议吧，而她又是怕我不会同意，才几次没有说出来的缘故。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知道我劝不了她。母亲说，她感到害怕，倘若有一天我真的站不起来了，她的世界就黑了。母亲自作主张请来了阴阳先生，我理解母亲的一番苦心，只好表示愿意配合。

两个被母亲称为“老师傅”的中年男子，穿着邋遢，皮肤粗糙，眼光无神，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酸腐气味。我断然不信他们会有什么能耐，因此产生反感。可母亲却不许我表现出对他们不敬的神态和举动。我只好任凭那两个人在我家的老房子内外进出做着法事。由于母亲对法事的倚重，所以她叫来了村子里很多德高望重的爷爷叔叔，造成了隆重的场面。众人跪在院子里，议论不休，他们多数人相信我腿上的病是一次灾祸，并不是真正的病。他们觉得我的腿病毫无来由。

法事进入尾声，当所有人跪在院子里等待“老师傅”宣布跪礼结束的时候，那两个人却把母亲叫进了老房子。众人抬头看时，只见他们对母亲低声说着什么。母亲的表情开始时还是惊讶，不多时就变成了兴奋。她的目光在老房子里搜索，然后用脚在房子中央的某个地方踩了踩。其中一个人在母亲踩过的地方上空划了一个圈后走出来，让大家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又一次在长条凳上做着让凳子的另一端出现四十五度倾角的尝试的时候，母亲进了我的房间。这一次，她没有感到惊讶和悲伤。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母亲的话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原以为她的秘密就是请阴阳先生做法事，可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之前她已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秘密的事，起先，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想听听她的秘密，再说，我也乐意倾听，算是打发无聊的时光。可母亲却从未说出那个秘密，给我造成的感觉是母亲所谓的秘密可能就是一些无关轻重的小事，仅仅是为了和我逗笑才这么说的。当然，我也不希望能出现什么奇迹，我对秘密的真实内容不感兴趣。

这一次，母亲在要说出秘密的时候，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悲伤。我想，难道是那两个人推测出我是健康的，尽管我不大相信，还是渴望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以便证明我对自己病情的把握是准确的。可母亲却说，按照“老师傅”的掐算，我注定要在这个年纪经历此难，而这次灾难却能彻底改变我的命运，我的后半生必然大富大贵。母亲强调说，我家的老房子是一块福地。我哑然失笑。我觉得母亲幼稚极了，这些骗人的伎俩她怎么能信呢。

母亲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面对母亲的坚定，我沉默了。我也想能大富大贵，我也想能健康如初。可这一切是多么的遥远。我拿什么来改变我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我没有告诉母亲，我的腿部的不舒服感近来似乎加重了，我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变化。

我问母亲，这就是你所说的秘密？母亲点了点头后又摇了摇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也不想明白，我把它看做是母亲因为着急而做出的一场闹剧，连同那场毫无意义的法事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我家的老房子里不断来人，他们进进出出打量着房子，还不时地议论着它的年限和成色。他们的神情像极了当年的爷爷，甚至有人还仔细研究了老房子里两件年代久远的长条花桌。他们不时赞许，不时摇头。

我隐隐觉得不妙，难道是母亲要把老房子卖掉？难道是要为我治病才把老房子卖掉？一霎时，我六神无主。我并没有考虑到老房子而今到底能卖多少钱，主要是，卖掉了老房子，我和母亲要到哪儿去住。

母亲最近实在太忙，她不断地接待着来自各处的客人，为他们端茶倒水，和他们讨价还价。我几乎见不到她的影子，她似乎也不愿和我好好谈谈，她一定是知道我不会同意她这么做的。

我的腿越来越不舒服了，以致我觉得腿一落地，就胸口发闷。奇怪的是，这几天关心我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所有的叔叔婶婶们几乎挨个来对我表示从未有过的高度关怀。他们一面送给我一些礼物，一面和我有意无意地谈论老房子的事。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老房子的关注要超过对我的关心，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他们来我家的借口。他们如数家珍的提起了许多往事，无非都是多年以前对我们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还一再地强调，说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旧事来，并不是要得到我的感激，而是要证明他们和我有多亲近。我困惑极了，因为，我对他们所说的恩惠竟丝毫不知情，我为此感到深深的内疚。我甚至觉得我简直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可我的确对他们所说的事闻所未闻。甚至有人还愿意让我过继给他当儿子，他说他非常愿意照顾我，并不惜一切代价要治好我的病。当然，也有人不善于运用亲情，但他们能摆事实。他们的理由是，我家的老房子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应该有他们的一份，先人们只是因为我家几代人都没什么本事，才愿意让我们暂住的，我们无权处理先人留下的东西。

再次见到母亲时，我质问她为何要做如此荒唐的选择。母亲只淡淡地说，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倘若你好不了，那留着这座破房子有什么用呢？我哭出了声，我说，即使卖了老房子，也不见得能有多少钱啊。

母亲说，我真的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她把声音压低，凑近我的耳朵说，老房子下面有一批宝贝。我差点就叫出了声，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佩服母亲的淡定。母亲示意我小点声。于是我问，谁说的？母亲说，那两个“老师傅”掐算出来的。我说，有多少？母亲抬头稍作思考说，谁也不知道。说着，母亲就在地上中央用脚划了一个大圈，再在圈子中踩了踩。母亲坚定地说，我们要把房子卖掉，给你治病。

至此，我才明白了为何有那么多人会来看我。我对自己忘恩负义的愧疚感瞬间消失殆尽。我无从知道走漏这一消息的人是母亲，还是那两个“老师傅”。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那么大的一场法事后，若想还能保住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

越来越多的人来拜访老房子。尽管有人觉得关于老房子的秘密也缺少证据，但他们仍然热心不减。没有人由于这一怀疑而退出。五里外一个张姓的人家托人来找我的母亲，说是愿意把他的小女儿许配给我。母亲只是对我提及了此事，然后就以我正病着为由拒绝了。母亲改变了以往的生活姿态，像一个女强人。即使那个县上当局长的远房亲戚开着车来看我，母亲也没有表现出本该有的激动，反而平静如常。我对她刮目相看了。

终于，有一个外地来的中年商人，他和别的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我家，对老房子进行了一番勘察之后，表示愿意出大价钱买下来。母亲和他们在别的地方进行了密谈。那个商人的三个手下守在门外，用刀子遏制了企图闹事的我的亲友们。

是夜，我和母亲带着一大笔钱，悄悄离开了我家的老房子，母亲没有回头看它一眼，像是一种仇恨。而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我和母亲购置了一所新的房子，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问了母亲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我说，既然老房子里有宝贝，那我们为何不自己挖呢？母亲难掩内心的自豪，却在表面淡然地望着我，微笑，不说话。

（责任编辑/刘泉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