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烈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元年（1068年）以王安石“越次入对”为标志展开，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16年；“庆历新政”历时仅仅1年零4个月，而“王安石变法”从王安石“越次入对”到两次入相共有8年，加上宋神宗摇摇摆摆地坚持9年，总共是17年。比较“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其间许多相关意味令人深长思之。

北宋改革的现实理由，在“庆历新政”之前就已充分。早在“庆历新政”展开之前4年，那位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文学家宋祁，作为同判礼院官僚就向宋仁宗上疏：国家财政经费赤字，问题在于“三冗三费”；“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此时离33岁的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79年，吃财政饭的人，按宋祁的说法，已经翻了5倍。改革的现实倒逼和改革的呼声都在逐渐高涨，终于，到了庆历三年，官僚内部骚动，又遇对西夏的战争惨败，宋仁宗终于罢免宰相吕夷简，把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任参知政事，任命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开始推行“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比后来“王安石变法”优越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宋仁宗亲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舆论班子，史称“四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四谏官”从文才到口才都好生了得：“四谏官”一声奏言，老官僚吕夷简、夏竦和王举正都被撤职，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少壮派走上政治前台。面对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喜出望外，曾经极为冲动地写诗赞颂。

在宋仁宗的催促下，范仲俺、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终于拿出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庙、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从这“十事”中可以看到，“庆历新政”在改革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大多是一些应该做好而历代封建朝廷都做不好的老生常谈，其改革主张的中心点属于“整顿吏治”，不是取蜂蜜而是直接对准蜂窝。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拔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政法干部（按察使），到全国各路（“路”相当于“省”）去检查官吏的为政情况；范仲淹自己坐镇中央，每当按察使的报告送来，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对照着把有问题的官员名字勾掉。在当时人看来，范仲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都比较粗疏和鲁莽，一向非常尊敬他的副手富弼，见范仲淹勾掉一个又一个官员名字，曾经忐忑不安地从旁劝阻：“您这一笔勾去容易，但您这一笔下去，就会让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用笔点着贪官污吏的名字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治社会的官僚体系中，有问题的官僚肯定占大多数：隔一个勾一个有漏网的，每个都勾有冤枉的。身处这个体系中的范仲淹，必然失去自己行政的政治基础，于是，几乎是整个官僚系统都对“庆历新政”恨之入骨，他们集结一起攻击新政。老奸巨滑的夏竦让家中使女天天临摹石介手迹，然后伪造石介致富弼书信，信中故意透露想废掉宋仁宗；夏竦本人也四处散布政治谣言，说改革派结党营私、阴谋另立皇帝。——以仁宗的智力和从政经验，他未必相信伪造的石介书信，但他真切地看到了来自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力量，与他们相比，范仲淹等改革人士只是沧海之一粟。于是，“庆历新政”仅仅实行1年零4个月，宋仁宗便下诏全部废除，还解除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贬到河南邓州；富弼和欧阳修等改革人士也被逐出朝廷。后来欧阳修成为滁州醉翁，怀着万分委屈和失望的心情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

从文章开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庆历新政”发生之时，王安石已经23岁，而且是一位“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新科进士，作为基层的淮南签判、以撰写《淮南杂说》清理改革思想的王安石，肯定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实施过程，对其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应该也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从他后来的改革方案更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至少正面绕开了“庆历新政”的“整顿吏治”，而更多地从经济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王安石在《祭范颖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从“庆历新政”基础上屹立起来的王安石，其政治改革思想要比范仲淹宽广得多、深邃得多、系统得多，也比范仲淹的改革方案更富有操作性、更富于想象力。

“重农桑”在范仲淹的政治设计中，还只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性口号，怎么个“厚”法缺乏操作性，但在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中，已经化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具体措施。王安石的“青苗法”是一种小额信贷，是贷给穷人再生产的。具体做法是：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由官府将常平仓中的钱粮借贷给贫困农户，以农户田里的“青苗”作信用担保或抵押，等到秋收之后连本带息归还；“青苗法”的利息是20%至30%，在今天来看，这个利息非常之高，但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则是100%至300%。王安石曾经相当自信地说过，如果“青苗法”坚持3年，天下农民就不会出现没有种子钱的情况了。这样的变法也居然能失败！900多年之后，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了一家“乡村银行”，就其信贷“义利”双收的出发点来说，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尤努斯不但帮助自己国家的贫困人民获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本，还被视为开创了一种小额融资的现代模式，从而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纳税户除了交纳赋税之外，还得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这就是“差役法”，主要有“衙前”、“里正”、“户长”、“人力”、“手力”等等差役。其中的“衙前役”如遇仓库财物或运输过程中的官物有损坏耗失，必须照数赔偿；押送进贡之物到汴京，如果受酷吏勒索阻难，往往会长期不得回家，凡轮充此役的人，大多得倾家荡产。司马光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所上的《论修造札子》中对此也有痛斥；苏东坡对服“衙前役”的人民也充满同情；然而，当王安石把“差役法”改为“募役法”时，却又遭到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一致反对（苏东坡的态度前后有反复）。所谓“募役法”，就是按“差役法”的户等收钱顾人代替服役，承认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北宋，“募役法”对被捆在劳役之中的民众来说也是一种解放；王安石唯一的改动，就是原来被免差役的官户人家也被要求出一定的“助役钱”，这自然招来士大夫阶层的反对。

王安石的“均输”和“市易”等法，都涉及到国家对非常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宏观调控，其思路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在《遇上宋仁宗幸运，遇上宋徽宗遭殃》一文中引用《宋会要辑稿》史料数据说过：京师皇室和宗室的经济支出，要占到帝国财政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老百姓还得向他们进贡许多实物，如绸、绢、绫、罗、锦等，加上高级官僚的消费，和军械制造所需翎毛、箭杆、牛皮等，再加上各地城市所需相应物资，这个流通量是相当惊人的，这甚至也是北宋整个商品经济的无穷魅力。从前此中的“轻重敛散之权”，往往落入豪商巨贾手中，国家无从宏观调控，既不利于物资流通与物价稳定，也不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这也是王安石“民不增赋而国用饶”的自信原因。据邓广铭先生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辑稿》资料：仅熙宁八年冬到熙宁九年秋，也就是1年左右时间，开封都市易司就收得息钱和市例钱1332000余贯；在熙宁十年1年之内，又收得息钱1430350余贯，市例钱98000贯左右。仅从此点，我们已经能看到“王安石变法”中卓有成效的理财效果。

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兼并，历来是封建君主官僚专制体制下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顽疾，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都肇因于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20%的人占有80%的土地和财富，而80%的人却只能拥有20%的土地和财富，而且这还是一个在动态变化的反比例。西汉王莽出来恢复“井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有着深邃历史眼光的政治思想家，王安石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募役法”尤其是“方田均税法”都动到了那20%富人的奶酪，想以此缓和激烈的社会兼并矛盾，所以，“王安石变法”遭到整个官僚统治阶级的反对，也就不出人们的意料。

以上我们仅从几个主要侧面勾勒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远比此深邃宽广。王安石为北宋帝国设计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比如“保马法”，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就是最先进的军事力量，此法就是为了加强帝国的军马生产；又比如王安石政治助手吕惠卿提出的“手实法”，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官员财产登记制度。“王安石变法”最终为什么会失败？一千多年来的史家们都众说纷纭，说实话，我也不能完全分析清楚其中的复杂原因，我只能接受事实：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

（作者系新闻媒体人士，详见《贵阳文史》2014年第5期）